【大紀元3月4日訊】
Job 30:17 夜間，我裡面的骨頭刺我，疼痛不止，好像齦我。
Psm 97:10 你們愛耶和華的，都當恨惡罪惡。
十五年對於一個人來說大約佔去了他一生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時間。「六 四」悲劇已經快過去十五年了，良心和熱情開始長出皺紋，但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或準備好為它寫一點紀實的文字。十週年所喚起的理論熱情表達在《為一九八九年辯護》一文中，十年來那些感傷也陸續交給了《商人流亡者日記》。事實上我的其他文字幾乎都深受這場悲劇的影響——局限性和超越性，無不來自那個沸騰的春夏和流血的黎明。但我仍然還無法用「回憶」的方式找到十五年以前的自己。一方面，對於1989年6月4日從廣場上出來的人來說，追問細節是痛苦的，到今天我仍然無法像講故事一樣談論它。我甚至迴避這類場合，它不是我的談資。如果為了譴責，這樣的工作已經有很多人做了。另一方面，我羞於自己十五年的苟活和狡猾——作為一個「內疚的倖存者」和「有罪的旁觀者」，倘若用這些回憶來說明自己是「六 四的孩子」、來說明我和廣場悲劇聯繫起來的「政治正確性」，我又有什麼資格呢？
譴責和分析伴隨著爭吵構成了「六 四文化」的主流。十五年的空白使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努力記憶廣場悲劇的人們能否反省一下自己呢？十五年中國的道德悲劇和生命悲劇的兇手當然是北京當局，這個問題可以放到一邊。然而問題還有另外一面——理論自由主義的犬儒和流亡自由主義的內訌是否也該到了譴責一下自己的時候了呢？恥辱之罪，誰能逃焉！十週年我試圖以「懺悔宣言」的方式推動這樣一種活動，今天我仍試圖這樣做。這是我「六 四」十五週年前夕寫這篇文字的主要原因。在悲傷和批判不斷儀式化（我當然支持各種紀念活動）的今天，2004年怎樣才能為「六 四」增加新的尊重和安慰呢？「聖靈」做工的起點是讓人知罪，並因此愁苦不止，然後是做跟從者，和基督聯合。先求懺悔，然後跟從。我以此文為這一進程——也為自己參與這一進程——在夜裡祈禱。
一、最慘痛的記憶：從廣場到故鄉
我想先從自己的經歷談起。
我手頭上一直保存著北京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北京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紀實》一書。該書按時間順序記載了「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發生的重要事件。在談到4月26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召開的「高聯會議」的時候（這次會議決定了著名的「4-27」反人民日報社論的大遊行），我看到把我本人列為與會的「高聯」7位常委之一（其他人是王 丹、劉剛等學生）。事實上我參與運動是在4月22日，當時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參與發起組建了人大「學生自治會」，並作為這個學生自治會的九人常委之一。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熱情奔放的時間，它在北京市民的支持下幾乎燃盡了我對人性的全部熱愛。由於勞累過度我在絕食開始後住院了，從醫院出來就離開了「高自聯」（人大派其他學生輪流參加「高自聯」的會議），一直在人大參與一些遊行及廣播站的組織工作。
對我來說，1989年最刻骨銘心的悲慘記憶至少包括兩次遭遇。一次是6月4日我在天安門廣場的經歷，一次是6月9日我返回故鄉的經歷。
2002年秋天我接受一家香港研究機構的邀請去那裡介紹「新語文運動」。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門》這部電視片。朋友們說：流淚是看人們這部電視片普遍的反應，你作為身臨其境的人，恐怕更會如此。那位好心的大姐把我一個人留在展播廳，悄悄地退出去了。事實上「國際歌」一響起，我的眼淚就靜靜地下來了。尤其令我傷感的是，我在「六部口慘案」現場看見了我自己——而那一幕，一直是我心靈中最慘痛的記憶，這片傷口從來沒有癒合過，那天又開始汩汩流血了……
6月3日晚上8點左右，我從人民大學騎單車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廣場的氣氛很緊張，但學生們圍聚在紀念碑下面仍然熱情高漲。長安街響起槍聲的時候，我們在一位海南籍的小女孩（也是人大的學生）帶領下唱歌，有《血染的風采》、《再見吧，媽媽！》，主要是《國際歌》。凌晨3、4點鐘（或更晚些），戒嚴部隊圍住了廣場並開始向紀念碑零星開槍。我當時就坐在紀念碑下面，子彈崩裂的碎屑濺到了我的臉上。奇怪的是，一點恐懼感都沒有，有的只是悲憤和恥辱感。大約是在廣場學生代表和戒嚴指揮部談判之後，學生開始從廣場東南角撤離。很多學生擁抱在一起放聲大哭。在從東南角出來的時候，全副武裝、提著大棒的士兵和學生發生了一些衝突，互相投擲石塊，人群中也開始咒罵士兵是「法西斯」。總的來說學生還是撤離了廣場，經人民大會堂西廁轉向長安街，這個地方就是六部口，中南海辦公所在地。
我接近六部口的時候，突然覺得前面的學生隊伍一片混亂，並往後紛紛退卻。再往前走幾步，看見街道（長安街）旁有一堆人倒在血泊之中。我記不清總共有多少人，大約十幾個人吧。有學生說是坦克看見學生隊伍就衝過來，於是一些學生被壓倒了。我和一些學生馬上投入救援工作，有市民騎來人力三輪車，我和一些學生將傷者抬上去，呼叫著盡快送往醫院。我大約抬了7、8個傷者。事實上有的傷者當時就死了，內臟和腦子流在身體外邊。那年我才21歲，這是我第一次這樣面對死亡。《天安門》這部片子記錄的是我抬完傷者用手攔阻學生以免和長安街的軍人發生衝突的場景。當時我穿著一件白色的上衣，上面有斑斑的血跡。這件衣服我留了很久，可惜我現在無論如何找不到了。
當地上只剩下一片血跡的時候，我永遠記得我當時站在長安街上向遠處的天安門舉起拳頭的景象。我彷彿在發誓：從那一刻起，我要過一種配得起這一遭遇的全新的生活。我當時凝視了很久剛剛升起的太陽，奇怪，它是綠色的，和地面上黑壓壓的軍裝一個顏色……從長安街到學校，這一路上北京市民在道路兩旁一直用淚水陪伴著我們，我們也一直流淚。整個世界裝進了毛玻璃裡，那是在為中國哭……回到宿舍我連續幾天無法入睡，似睡似醒之間總看見鋪天蓋地的白花紛紛揚揚……
有好心的市民來勸我去家中躲避，但我還是覺得留在學校好。悼念活動於是在紅色恐怖中繼續進行。可悲的是，6月6日，我再一次和死亡面面相覷。這天早上，我騎單車想到外面看看街道上的情況。來到木樨地的時候，看見戒嚴部隊正在街道上示威般地來回奔跑，步兵前面是坦克。路邊有一些市民仍在抗議。當時好像是人群中有人喊口號，於是一梭子子彈打了過來。大家驚慌地向樓房後面逃避。但突然有人喊，有人中槍了。我和一些人圍上去，發現中槍的是一位8、9歲的孩子，子彈打在了腹部。很快有市民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復興門醫院。我當時不知道這個孩子是否活下來了，但後來我在丁子霖女士的調查報告中似乎發現，這個孩子死在了醫院……
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像受傷的麻雀一樣離開了北京。我急著趕回家鄉——父母已經多次來電報追問我的生死，我必須趕盡快回去。我是6月9日回到的黑龍江老家，到縣裡我才知道：我的母親已經奄奄一息。原因是：當時我們縣城傳言我已經在廣場上被打死了，消息是同在北京上學但比我低幾年的一位「學弟」傳播的。我從縣城親戚家不敢歇腳，開始坐公共汽車向300里外的家裡趕，到那裡，媽媽已經快不行了——她摟住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是哭，開始連聲音都沒有……幾乎全村的人都圍攏過來，我看見了數不清的女人的眼淚和男人的煙頭……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像傻了一樣，定定地坐在炕上，眼睛發直——這五、六天的超常經歷徹底毀滅了我的心智……我在家中沒有看見父親。原來我們擦肩而過：他當日坐車到縣城，想趕到北京尋找我的屍體……
「任不寐活著回來」的消息首先把我的母親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了，同時也導致了家鄉的警察部門在村前村後「站崗放哨」——隨時準備根據我的活動將我繩之於專政。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切沒有發生。我父親被追回來後開始張羅著「慶賀我的重生」。從悲劇氣氛中清醒過來的村民馬上投入了新的喜慶儀式。我自己一直陪著母親，像一隻想下跪卻痛恨自己不配的野獸……我不指望找一個舔噬傷口的地方，因為我渾身除了傷口已經沒有別的地方了。
……
從那以後到今天，這十五年的經歷、我因「六 四」而在國內受到的逼迫，我打算另文再寫，我想這應該是我的一篇演講的內容。我在1990年「清查」後被「勒令退學」，學校當局列出的的理由是：第一，無故曠課（這裡的故事以後再談）。第二、在動亂中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第三、抗拒清查，拒不悔改。按慣例，處分決定要本人簽署意見。我在這份紅頭文件上寫了三條「個人意見」。第一，曠課並非無故。第二、在動亂中沒有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甚至沒有犯錯誤。第三、我強烈抗議這一違反社會正義也違反法律的決定。我記得當時「系領導」的臉色很生動，他張嘴在那裡停了好一會兒。我這一逆風之舉馬上獲得了回報：勒令退學再加上一條：遣送回原籍，戶口發回原地。事實上這一追加的處罰對我有一項好處：在他們的押送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享受「貴族待遇」，我睡上了臥鋪。由於責任所繫，兩位壓送人員在火車上不敢睡覺，而我卻在「故鄉的雲」這首歌的陪伴下一覺睡到了「原籍」……
二、最可悲的現實：十五年無省
顯然，我個人的遭遇不是最悲慘的：我沒有拋屍長街，也沒有屢陷於黑獄。我的痛苦不可能有死難者家屬那樣的切入心腹。但我相信，「六 四」是很多當代人的人生轉折點，我也不能例外。那麼人們究竟在什麼地方實現了這一「新生」呢？我想在上面我個人現實經歷的基礎上再談談我的心靈歷程，談談「六 四」對我個人、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在理論上再次探討反思「六 四」必須增加「內在反省」的必要性。
事實上人們談到「六 四改變了我的一生」這一話題的時候，主要是指對中共體制的徹底絕望以及向自由民主理想的徹底轉向。我想這一思想轉變具有某種普遍的代表性。對於當局來說，「六 四」使中國進入了「後政治時代」或「後意識形態時代」，政治恐懼支配下的小市民精神壟斷了中國政壇。而在民間，政治恐懼同樣發揮了作用，除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和「民 主黨運動」繼續在底線上堅守或被殘酷整肅之外，犬儒使學院自由主義先成為不內疚的倖存者（面對「文革」和「六 四」悲劇），後成為無罪惡感的旁觀者（面對「天安門母親運動」、「民主黨事件」和「法 輪 功事件」）。此外，市場則逐漸吸收了民間行動自由主義者零星的政治抗議。而流亡海外的「民 運」在十五年中幾乎耗盡了全部政治資源和道德資源。因此，整體上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完全乏善可陳，面對上述幾次重大的政治迫害事件的集體失語，這意味著對中國政治轉機的任何樂觀估計都是沒有根據的。這也意味著，中國進入一個政治反省時代已經是當務之急。
遺憾的是，恥辱感還沒有被意識到，沾沾自喜的精神已經開始籠罩了中國的「自由主義陣營」。「六 四」以後一個劃時代的技術進步是網絡的出現，本來這應該為記憶「六 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這種情況卻由於中國的成熟和北京的成熟而沒有發生。而在2003年的「網絡維權浪潮」中，特別是在其後津津樂道的「年終總結」中，評論家們似乎忘記了「六 四」之罪和「六 四」以後幾大人權事件所獎勵給自己的羞恥。2003年末開始，連篇累牘的自我表揚開始了，到2004年初這一自我表揚的學術項目和關於胡溫體制的樂觀估計混在一起，奏響了新一輪「君民開明曲」。在這一場「民主勾引」運動中，彷彿中國就抓了幾個網絡作家、打死了一個孫志剛，捆綁了一個孫大午一樣。稍有理性的人不會誤解我反對聲援他們，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自吹自擂者好像忘記了杜導斌仍在裡面了，而好像他已經通過偉大的網絡維權運動勝利解放了一樣。更奇怪的是，彷彿有人在網絡上喊幾嗓子「維權時代」就到來了似的。事實上「寶馬案」和「鄧恩寵案」以及丑角政治的公然以行，都明目張膽地嘲笑這種樂觀估計或「策略的樂觀」。在受害者還在黑暗中的時候，聲援者自我表揚應該持一種特別謹慎的態度。或者說，這種自我表揚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誠實的。同樣重要的是，這類總結完全置15年的巨大恥辱於不顧，而在任何文明國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肩負如此駭人聽聞的道德敗壞是完全應該無地自容的。在這裡，在這些誇誇其談和利害算計中，彷彿「六四」根本不存在，而剛剛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國家規模的宗教迫害事件根本不存在一樣。在這一合唱中，幾乎沒有人被忘記，該表揚的都表揚了，人民都興高采烈（不過象「民主與人權」這樣的網站是可以省略的，儘管它的堅守是真正底線上的堅守。但表揚它不符合「生存智慧」或「學術規範」）——但唯一被遺忘的是：一個這麼優秀的民族、一個擁有這麼偉大的知識精英的民族，卻能在現代社會，如此徹底地容忍「六 四」這一大悲劇按官方的定義存在15年之久，竟然能容忍自己的無所作為如此得無動於衷、如此的瞞天過海！
「六 四」十五週年快到了，人們開始談論紀念的各種可能性，開始小心翼翼地避開官方的敏感神經，「有策略地」追求「最底標準的廣泛共識」。在這十五年來千篇一律的文字悼念中，人們似乎忘記了，即使按世界最普遍的政治正義準則，你這裡「最高」的政治共識幾乎都在普世準則之下。問題是：中國人怎麼這麼容易自我滿足並精於退而求其次卻毫無羞恥感？在這種意義上，「六 四」並沒有真正使中國人的靈魂獲得新生。中國返古老的宿命：歷經苦難但卻從不反省。——反省永遠是當局和他人的事，而自己永遠先做有策略的批評家，後做義憤填膺的取而代之者。
因此，我也擔心，「六 四」悲劇之後是一場更深刻的悲劇：中國精神並沒有真正從血泊中獲得罪惡感和謙卑精神，獲得內在的成長，它再一次使生命代價白白付出了。那麼容易給自己找退路，那麼容易為一點「進步」互相吹拍，這真是令人歎為觀止，絕望無地。正是由於缺乏罪惡感和謙卑，幾乎絕大多數精英都放縱自己順利進化為「有道理的懦弱者」（國內）和「有道理的互相否定者」（國內和國外）。問題的實質在於，懦弱是沒道理的，即使有人性上的道理也沒有必要理直氣壯。否定者又有什麼道理呢？聖人運動可以休矣！
我算是名副其實的「六四分子」了，可是我為「六四」做過什麼呢？是的，我批評別人的我也做不到。但請原諒我，我並不打算因此閉嘴。在我看來，既然我們很多事情做不到，我們能否就說說自己的做不到，而不是把「才華」都用到已經做到了的那種自我陶醉上去呢？在一個幾乎90%的事情都做不到的時代裡，我們能否看見自己的罪惡而不是10%的「成績」？在北京當局給定我們的羞恥中難道沒有相當的部分羞恥來自我們自身嗎？那樣的避重就輕，那樣的兄弟相斫，如此不堪的道德狀況之下，何以能一味地自滿、或譴責和批判而毫無自省之心呢？更重要的是，承認自己做不到，因此咀嚼羞恥感，這是爭取真正能做到的基本前提。而一味的「陣營式吹拍」（權力人格如此根深蒂固！）和否定式譴責，只能使我們離絕對命令更遠，離「六 四」給予中國的儆醒更遠。事實上也完全如此：十五年的無省、十五年的無動於衷，十五年的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怒，這一切說明「六 四」並沒真正成為中國人「人生的轉折點」。成為「轉折點」的僅僅是仇恨和恐懼，甚至連真正的流亡都沒有，有的只是逃亡和謀食之道的轉換。這麼大的一場人間悲劇，中國沒誕生一部像樣的文字作品、一部有深度的影視作品，一場成規模的悼念活動，一位像樣的人道主義鬥士。但是卻不斷誕生著像樣的自我辯護、像樣的政治迫害，像樣的內訌、像樣的醜聞和像樣的各種名利之徒。這就是我們的現狀：這樣的國家，這樣的人民、這樣的警察，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我自己。
我談論的更是我自己的心靈歷程。「六 四」給我的是雙重恥辱和雙重責備。它使我時時告誡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而事實上並非所有的人都像我這樣犬儒，他們在「主義」眉飛色舞或彼此撫慰的時候走向了自己的十字架——苟活一隅的我，有什麼資格在可以「浮出水面」（那些真正在底線上掙扎的人根據「生存法則」或「學術品質」是沒有資格「浮出水面」的）的情況下給自己鼓掌並彼此頒獎呢？
從六部口到互聯網，十五年的任不寐是蒙恩的罪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連紀念「六四」的資格都沒有。十五年的道德侮辱，還僅僅把理由歸於當局的殘酷，這完全誠實嗎？在「六 四」面前，我們都是有罪的。一個懷抱著「六 四」屍體的民族是不配自吹自擂的。因此，「六 四改變了我的一生」這個命題就不僅僅包括這樣的內容：在法律上當局是有罪的。也應該包括這樣的內容：在政治上沒有人是無罪的。
——為此，我在這裡呼籲：請把反省和懺悔放到十五年紀念的重要內容中去。
——為此，我在這裡呼籲：讓這一反省能推動一場深刻的、超越文字秀之上的承擔。
作者為不寐之夜網站主持人
—轉載自《觀察》網站http://guanch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