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7日訊】4月11日香港舉行了反對人大釋法的2萬多人大遊行。遊行前夕中央一改以往強硬的態度，有官員赴港施展了一些軟功，被稱為是試圖讓港民認可人大釋法的笑面虎做法。但似乎此行反而令更多港人走出來，參加人數比預期超出8千多人。這次遊行有什麼具體訴求？中央是否瞭解港人的意向？「希望之聲」電台《茶餘飯後》的粵語節目採訪了民陣的總召集人胡露茜女士。胡女士給我們談了遊行的大致情況和她的看法，本文是根據電話採訪整理而成。
記者：有議員指出香港政制改革有迫切性。不是港人沒有耐性，而是整個制度在崩潰，您怎麼看？
胡：我完全同意。分析回歸後6年在董建華的治理下，香港的管治出現了很多問題。政改的迫切性反映在政府對民間很多社會政策的議題無法正面、清晰的回應市民的要求，包括教育、民生、房屋、基層生活的保障等。一個社會的穩定與政制有關，政治領袖不是民眾選出，很多時候就不可能代表民眾的意見，甚至與之背道而馳，致令民怨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會累積下來。政改不是衝著中央政府，而是回應香港的現實問題。
這次遊行的目的是抗議釋法，爭取民主。我們提出了三項要求
1）要求人大撤銷釋法的決定
2）要求中央政府承諾以後再不會有釋法的事情發生
3）要求特區政府對2007年普選作出咨詢文件，要求特首把市民的訴求充分反映給人大
記者：有人說人大釋法是因為港人不熟悉基本法，您同意嗎？
胡：我們同意人大對基本法有解釋權，但不等於他們的解釋一定更合理；港人沒有這個權力，但不等於我們沒有道理。且不說香港有一批法律專家，社會各界和市民對基本法的條文已經相當清楚，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我們對基本法本身的認識有多少，而在於權力的核心也可以任意釋法。況且就香港和大陸兩個社會文化的比較而言，很明顯大陸方面相當人治，反而香港一直秉承了法制的精神和傳統。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對法治精神的尊重有多少。
記者：普選對港人有什麼好處？是否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經濟？
胡：普選是人民應有的基本權利，是任何時候都應該推動的。香港今時今日仍然未能做到普選是一件非常遺憾和可恥的事情。
港人的教育水平及多方面相當進步，普選可以讓他們透過參與發生影響，推動社會。這種推動不會威脅經濟發展，相反會帶來更豐富的，全民參與的未來整體社會良性發展的機會。
至於在經濟方面，可能會暫時影響到一小撮商家的利益，但這種威脅並不來自民主。社會公議和全民參與只會加快經濟、民生的發展，這已經是很多民主國家企業界人士的共識了。
記者：民主黨主席楊森在釋法座談會提出，前港澳辦主任魯平說過特區的選舉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情，對此喬曉陽的回應是﹕無論過去任何人做過任何評論，目前都以人大的解釋為準。人大的解釋是最權威的。那麼鄧小平說的「一國兩制」還算不算數？
胡：我們反對釋法，其中一條基本的理由正是因為這個。選舉無疑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情，但現在不單決定權、而且啟動權、最先的發言權都在中央手上，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偷步」，是間接修改了基本法，他們這樣做其實是對基本法的不尊重。
記者：聽說有些傳媒對釋法問題已經開始軟化了，您對香港的前景會不會失望？
胡： 香港的前景視乎港人的決心。抗爭23條的遊行是個很好的回憶和力量——只要人民不放棄，一起參與和爭取，機會是有的。至於傳媒、某些團體或政者等基於私利也好，出於對強權的屈服和恐懼也好，現在確實有更多人害怕，不敢站在前面清楚地說明自己的立場，指鹿為馬，謊言和奉承的文化也相繼出籠。表面上看很令人絕望，但同時我也看到香港社會有更多的市民站出來，這種跡像在七一之前是看不到的。這是一個希望，這個希望就是市民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了。
記者：是什麼原因使您對民陣的活動如此投入？
胡：很簡單，我在香港土生土長，對香港有感情。我也不是此刻才特別關心社會的，80年代我就參與過民主運動、社會運動，懂得公民社會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鑒於九七之後香港社會的人權狀況越來越惡劣，我們在2002年邀請了不同的民間團體，建立了民陣。這兩年多的時間，我看到這個合作的平台很寶貴。在一些關鍵時刻，當市民有一個平台可以參與的時候，對社會推動的力量是很大的。我自己也很慶幸有參與的機會。
另外這大概也與我的信仰有關，只要憑著良心，公義，對人權的尊重和對多元社會的包容去做事，無論那些對人、對社會的傷害來自政府或其它渠道，我們都是抗爭的力量之一。
記者：有沒有感到壓力很大？
胡：壓力是正常的。第一是客觀環境。人們可以在同一理想下走到一起，但要融洽合作並不容易。這個過程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另外，壓力還來自於責任。搞任何一個大型遊行集會，來參與的人都帶有很高的期望，而這些期望又不一定能在現實中實現。加上施政者和警方並不是所有時候都寬鬆的，比如昨天的遊行，警方就刻意設計了很多障礙和麻煩，讓參與者很不舒服甚至憤怒，這些都不容易處理。
記者：有人擔憂香港的「過激」行動會令北京政府採取強硬措施，民陣在香港的民主訴求走在前線，有沒有擔心激怒北京？
胡：這個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民間運動不是政治運動。民間運動會回應比如民主政制等政治議題，但只是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去發展，不是狹義的政治運動。我們召集的都是很簡單、很民間，普通市民都可以參加的理性和平抗爭，談不上過激。
另一方面，強權者永遠會使用恐嚇、打壓的手段來製造恐懼，分化人民。我喜歡這麼一句話：恐懼是一種習慣，勝過它才有抗爭的力量。我明白恐懼是很人性的，人就是會害怕。但大家都害怕，都屈服於強權，明知道真理被歪曲都不去抗爭，強權就會不斷侵蝕我們的人性。所以我覺得這些抗爭運動也是一個道德勇氣的運動，是挑戰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勇氣。
希望有一天大陸人民也可以有這樣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和空間，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尊嚴。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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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打入電話：
周姓聽眾：反對人大釋法是對的，香港應該有高度的自主權，但我要批評的是當初第一次人大釋法香港人犯了錯誤。大班也說港人自私自利，當年居港權的爭執，因為害怕終審法院的判決將會使一百萬大陸人合法到香港，於是港人就歡迎人大這個大家長來釋法，所以說第一次就不應該。
吳姓聽眾：聽說趙紫陽病情緊急，我們希望他康復，他雖然被軟禁了十多年，仍然是89民運的象徵人物，希望中共新的領導班子趁趙在世的時候還他一個公道，還所有死難者及其家屬一個公道。記得當年袁木說死難的只是軍人，沒有一個老百姓，天曉得天安門母親的兒女是怎麼死的？我希望為他們正名，那些青年人死得很冤枉。
梁姓聽眾：我覺得是港人自己搞衰香港。香港要有民主除非香港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中共當年得天下是因為很多不分青紅皂白的知識分子幫它，香港也有一幫這樣的人。現在香港有三類人，第一類坐以待斃，第二類明知中國不會給民主仍努力爭取，第三類對北京政權阿諛奉承以謀求自己的利益。當初很多港人不滿回歸，他們竟然說你們不滿意，不如去跳海死。現在港大法學院院長陳弘毅又說釋法是應該的。曾憲梓、鄔維庸那些政治娼妓當港人是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我對這種現象非常痛心，他們根本就不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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