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1日訊】又是一年四月天。有朋友來電說：還記得「四二六社論」嗎？今天的年輕人，大都還知道有個「六四」，但一些人已經不瞭解「四二六社論」是怎麼回事了。
記得曾有人把「六四」比做中國巨人身上的癌症，說當局不願做化療，不肯平反，使得癌細胞繼續擴散。癌症的根源，中醫認為是由於肝的邪火「魔高一尺」的緣故；西醫卻認為，癌症起因非常復雜，大都由病菌與毒素引起。中國「六四」之癌，既有千年專制的毒素，也有中共統治幾十年的惡劣病菌。
四二六社論即是專制癌症在1989年早期發作的徵兆。在這之前，胡耀邦的逝世在全國引起廣泛的追悼活動，大學生中出現了要求懲治腐敗、打倒官倒等口號，各界自發的遊行波及全國。正如王若水先生在《冷靜下來的思索》中分析的：「當時的形勢很好，一切都顯得有希望。」
然而，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就像一枝毒箭，惡毒地刺向猝不及防的人們。這篇社論由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下令，胡啟立組織，曾建徽執筆起草，其內容得到鄧小平的支援，將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不分青紅皂白扣上強硬帽子，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在當時引起輿論嘩然，起到了擴大事態、激化矛盾的作用。本來相信共產黨、希望在中共體制內解決問題的學生，由此產生了和當局對立的情緒。在文革後解放了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不再像文革前那樣如同愚氓了，當局的強硬調子嚇唬不了他們。在四二六社論之後，他們對於活動被定性為「動亂」，學生組織被定性為「非法組織」感到不滿。被激怒的學生反而大規模組織起來，展開示威遊行。
如果當局明智的話，在不得人心的四二六社論之後，他們本來有機會彌補失誤、緩和矛盾。例如趙紫陽四月底從國外回到北京，5月4日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上講話，肯定遊行群眾「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說他們的要求也是黨和政府的主張，這個調子明顯地給四二六社論降了溫，令社會各界感到可以接受。那之後學生宣佈復課。第二天，大部分學生回到課堂，校園裡恢復了平靜。
眼看中國學運就要告一段落，但中國政治的黑箱深不可測，善良的人們難以預料其凶險後果。後來的情況是，絕食學生要求當局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錯誤定性，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修改四二六社論，被李鵬以「是鄧小平的意思」為由拒絕。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終於導致血腥的六四。
在六四紀念15年之際回憶這段歷史，我們是否可以假設，如果沒有四二六社論，就沒有六四血案，也沒有中國政治改革被延誤多年的困境呢？
歷史從來不能假設。從表面上看，四二六社論的產生有一些偶然的、人為的因素，例如趙紫陽恰好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去北朝鮮訪問，使李鵬有機會趁趙紫陽不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李錫銘在報告中唱出殺氣騰騰的調子。而後，李鵬向鄧小平匯報誇大敵情，使鄧小平親自定下學生運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的性質。
然而，即使排除這些人為因素，四二六社論還是有可能產生，因為它是中共專制者和人民之間有關民主和專制的價值之爭。5月17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時，就一語中的：「現在讓步是向他們的價值投降，不讓步就得堅持四二六社論。」
鄧小平的價值觀很清楚，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一切與之抵觸的都宣佈為反馬克思主義，他曾經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義搬倒胡耀邦，八九民運中，4月26日發表人民日報社論《旗幟鮮明反對動亂》，使用的手段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因此，四二六社論也是中共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的一場殊死的決戰。
在當時，不管中國朝野多麼希望鄧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論的說法，但專制之癌病入膏肓，太上皇式的統治者不願、也不需要爭取人心。於是，從四二六社論發展到血腥的六四屠殺，只有一個多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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