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2日訊】戴晴散布“烏雲”，使天空陷於混濁。戴晴的一席評論，把【六四】說成是中國 社會實現轉型的“倒退”和“悲劇”，並妄論【六四】不是民主運動。其實戴晴可以 把【六四】批得更具史學性，還能引經據典，如什麼歷史上的“公車上書”、“七君 子上書”，要求變革，破壞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超常穩定性，影響了社會的正常發展； “戊戌變法”使中國社會倒退；“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的暴亂時代，興起於七十年 代的改革開放葬送了中國人民等等。
戴晴作為一個學人，對中國社會與歷史的認知如此膚淺，實在遺憾。她說“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後期，中國本來存在著自上而下，……向法制與民主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處於最上層的領導人，不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並且正打算在重大領域繼續向前推進…….”雲雲，言下之意，如沒有【六四】的發生，中國成為一個法制、自由、民主的國家就會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既使這樣，【六四】的訴求也順應了這一發展趨勢，但為什麼還是象歷史上任何一場變革訴求運動，被鎮壓了，根本問題還在於這些訴求最終都會觸及到專制統治者及貴族們的權利與利益這一實質，因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變革訴求運動最終都被鎮壓以告失敗。中共作為一個野蠻的法西斯封建專制政權，是不可能真正還政於民的，並不在於【六四】提出了“反官倒、反腐敗、爭自由、要民主”的訴求或學生的絕食抗爭，關鍵在於中共政權的實質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反動封建王朝的統治是一脈相承，完全一樣；在不危及到它的政權時，會施捨一點“自由”予人民，但這個政權的實質還是欺騙、愚弄人民。戴晴把中共陣營裡一些具有改革思想與作為的個人與僵化落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混為一談，說到底還是幻想專制帝王們恩賜於人民自由與民主。
戴女士把【六四】說成是冒險，把學生說成是斷送改革派的努力與民眾推進改革熱情的“極端冒險分子”。筆者雖沒有參予【六四】天安門運動，但我一直關注與思考這一偉大運動的真正意義，筆者曾遇到一農夫，他說“我們拖兒帶女，不能親自參予，但我們打心眼裡支持他們”。學生當時的訴求，引發了國家機關各部、委、中央 黨校、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及北京市民近兩佰萬人游行支持，這充分說明學生的訴求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但中共王朝在全世界的媒體面前，居然竭盡侮辱人民之能事，把 人民說成是一小撮暴亂分子。在這一點上，中共與戴女士對學生的評價有極大的相似之處，我不知道戴女士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說學生是“極端冒險分子”。
至於弄清楚“誰下令鎮壓”並不是最重要的，而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制度化的社會體系，限制任何人不得發布與權限不符的命令，不得做與權限不符而危害國家與社會的事，違者，必須承擔相應的經濟、法律及刑事責任。這唯有待到自由、民主、法制社會的到來。
【六四】的真實意義在於自由、民主、法制的意識開始在廣大人民的心中蘇醒，並知道拿起這些武器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斗爭，開始實施當家作主、對政府實行監督施政的權利。【六四】的熱情不可能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散失，也不可能在一切買辦文人及偽學者心中留存。
【六四】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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