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羅江明先生：
你是我父母當年的小學教師，如今主管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新岸山村12個組的行政工作， 由“師”而“政”，區域雖不大，但問題卻複雜而具體，由此晚輩覺得今天有必要與你細談如下6個問題：（一）教育；（二）交通；（三）退耕還林；（四）農民工；（五）村級行政；（六）其他問題。我結合我這次回家鄉的一些調查和之前與你的一番長談，儘量把問題說清楚。
（一）教育
我實在無法理解小學三年級的學費竟達500多元/學期，這個數目持續高漲，乃是我親眼所見。各種各樣的資料費、補課費、蒸飯費、附加費等等接踵而至，這種現象如何得以禁止？國家九年義務制教育的目的到底是爲了撫育人才，還是榨幹農民血淚？我向來反對愚民教育，如今從那些經常向父母要錢、中午12點放學下午1點就要上學的幾歲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一個比這個問題更大的問題：農村教育，難道是一筆賠本生意？況且教師工資也不高，那麽這些剩餘利潤、剩餘價值到了哪些地方？爲什麽沒有一個透明化、公開化的財務報表？我覺得你很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列爲重中之重，必須首先讓教育不再成爲農民沈重負擔之首。如果三年之後這一切都沒有一個實質的轉變，那麽我只能控訴這個國家在無恥、無德、無道地殺人、騙錢！
（二）交通
從“燈杆坪”到“青崗山”這段公路（步行約需10多分鐘），截至目前爲止仍不能通車。我回來乘坐摩托時，連摩托都難以行進。當初修這條路，其爭議主要有二：第一，佔用村民田土；第二，擔憂公款被貪。作爲公共設施建設，前者只要依法進行即可，且後來也未見矛盾；但後者至今仍有疑慮。修這條路，上級爲何才撥區區3000元？村民修路，爲何不按政策得到工酬？整個過程，爲什麽沒有公開財務？現在的問題是：這段公路高低不平，懸殊50米左右，那麽只有兩種改修辦法，一是建橋，二是平地（將高處泥土填於低處）。那麽這筆款，怎麽籌？一是投資，也就是說建成之後投資者收過路費，二是上級直接撥款，再回收。此路段十分重要，若建成，可活躍經濟，盼重視。
（三）退耕還林
此政策乃系朱鎔基主政時（2002年12月6日）經國務院第66次常務會議通過，自2003年1月20日起施行，到現在爲止搞了一年多。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目前新岸山村的農產品物價在持續擡高，去年臘月時米價爲0.8元/斤，今年正月時米價爲1.1元/斤，現在米價已經漲到1.5元/斤。那麽我訪問的一些村民就有想法：如果將來米價漲到2元/斤，但是土地卻大量地變爲林地和草地，那麽我們不是虧了嗎？按照《退耕還林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所退的耕地主要有三類：一是水土流失嚴重的，二是沙化、鹽鹼化、石漠化嚴重的；三是生態地位重要、糧食産量低而不穩的。但是這次我回去卻發現，某些基本農田、良土也成了所退之耕。按照你的說法，現在新岸山村的土地有2/3都退了耕也還了林（草），那麽我就有個建議：必須保護最基本的農田和良土（有錯必糾），同時必須擡高每年才270斤稻穀/畝的國家補償——據我瞭解，重慶萬盛、綦江一帶的補償就是370斤稻穀/畝。而且《退耕還林條例》明文規定，國家補償除糧食之外，還有種苗造林補助費和生活補助費，這另外兩筆款必須每年都落實到農民手中。至於退耕之後種特殊經濟作物的土地，還應免收農業特産稅。
（四）農民工
自1992年左右起，新岸山村的村民開始大量外出打工，如今發展成爲這樣一種趨勢：勞動力與非勞動力同時外出。農業就業空間極爲狹窄，可以說要技術沒技術，要機械沒機械，要資金沒資金，要企業沒企業，要市場沒市場，現在最危險的問題是：要人才沒人才。據我這次的調查，16歲～25歲的家鄉人口中，除了偶爾考上高中、職高、技校、衛校、當兵的人之外，其餘者幾乎都外出打工去了，家中所剩者幾乎都是老、弱、殘、幼，老實務農的人屈指可數，甚至50歲～60歲外出打工的人也有些人在。外出打工之後，田土交由他人來做，或者乾脆讓田土荒蕪，小孩由老人撫養。那麽也就是說，農村財政來源目前只能靠僅有的農業稅來維持，這次兩會又講“農業稅五年之內廢除”，那麽將來的村級財政如何維持？可能又在教育裏面附加。這一系列的形勢變動與實際政策之間，其根本弊病在於換湯不換藥。農民工的大量出現是一種必然，現在要面臨的問題是：農民工大量飽和之後，必然回來發展，那麽你們就有必要尋求機遇給予他們發展的空間，要留得住人才。
（五）村級行政
你以前是村會計，以我對你的瞭解，你是個相當清廉和正直的村官，不過這還不夠。這次我回來看見你硬是忙不過來，這裏瞭解問題，那裏瞭解問題；至於其他村官，喝酒的喝酒，抽煙的抽煙——問題就在這裏。在位者謀其政，須精誠團結，以實幹論真知。
目前傳言頗多，村級腐敗乃頭等惡疾，有必要不斷增加透明度，村務公開，財務公開。
我最關心的是權力本身的來源問題，倡導民主政治，以村民自治的精神，每屆選舉及罷免必須召開村民會議，投票、唱票、計票。對於鎮級官僚，我也略有所知，你們壓力很大，望負責于百姓，勿奉迎於上級。
（六）其他問題
一是農村婚姻，二是農村文化。農村婚姻問題自然涉及計劃生育和家庭暴力。對於前者，必須遵循法治，不得脅迫、恐嚇、擡價，要該怎麽辦就怎麽辦。我這些年注意到某些省的某些村，簡直搞得太不象話，逼款如逼債，如“鬼子進村”，致使婦女上吊、服藥、跳水、跳樓，這樣搞要不得。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提出議案：“家庭暴力要立法！”我頗贊同。如今因婚姻問題、經濟問題、勞動問題、撫養問題、贍養問題等引發衝突的案例，在新岸山村較爲普遍，搞得不好就要扁擔打人、提刀弑殺，受害者哭訴無門，村幹部的所謂“解決”也只是敷衍了事，這種態度要不得。至於農村文化，我更是頗爲失望，無非電視，無非打牌賭錢、上街嫖妓。如今鎮上“茶館”（即“雞店”）林立，見錢眼開，見權眼開，見色眼開，人心腐敗，進而社會腐敗，錢欲滔滔，權欲滔滔，淫欲滔滔。不過以我的看法，“賭場”、“茶館”之類僅是腐敗之小焉者也（且小賭者、小嫖者多屬弱勢），“官場”才是盡養昏官——第一腐敗！政治腐敗滲透全社會之方方面面，何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倡導真正的農村文化，乃從政治入手，從“村民”過渡到“公民”，使其全村開明、透明，使其全村村民敢言、實幹，以實際效益鼓勵弱者、扶持弱者，縮減貧富差異，剷除村級腐敗，抵制鎮級腐敗，可謂明智，可謂務實。
附：這次回家鄉還有4個問題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其一，有一個新岸山村的小女孩，才5歲，她的哥哥從樓上掉下來摔死了，其父母又外出打工，她在她幼稚園教師武德瓊（我當年的小學教師）家裏上學、吃住；同例者，還有一個新岸山村的小男孩，才4歲，他父母離婚，其父外出打工，其母離開，也在武德瓊家裏上學、吃住。這兩個小朋友的處境實在太令我震撼，畢竟我當年是9歲時我的父母才外出打工，現在外出打工者遺留下來的孤苦伶仃的孩子是越來越小，這種自小缺乏家庭溫暖的感受可能比我當年還要強烈，心中長存孤獨、鬱悶、不平的陰影。其二，新岸山村村民越來越看不起病，一看病家裏就會返貧。村裏的藥店帳本上經常有某某某欠多少錢的記錄，這些醫療費的來源大多只能通過電話讓外面打工的人寄回來；若家中無人打工，則只能拖、借或者靠賣掉豬、羊、雞、鴨、鵝及蔬菜等來清還。其三，新岸山村村民的家庭開支之中，有一筆款份量相當大，那就是婚喪禮慶時的“人親錢”，少則20元，多則上百上千，尤其是嫁娶之時，男方甚至願意砸鍋賣鐵都要把樓房修好，把媳婦娶上，若事不成，則易成暴力事件。其四，農村婚姻傾向於勢利化、年輕化、早孕化繼而早衰化；由於男女數量嚴重不等，“娶媳婦難”、“性饑渴”問題大量存在，所以相應的報復心理也大量存在，有時導致犯罪，乃至危及社會。在，所以相應的報復心理也大量存在，有時導致犯罪，乃至危及社會。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