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楊建利被捕已有兩年了，不知諸位有沒有看過大約三年前那篇《關於開展愛國標準討論的倡議》，那篇倡議書由楊建利、封從德發表，諸多媒體標明爲“特稿”，寫作時間是在2001年6月15日。倡議書中說：“全球化的浪潮衝擊著傳統意義上分割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圍牆，把人類之間的交往帶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和複雜度。我們需要抛開任何既有的政治權威和權威說法，進行一場以人性爲起始點的透徹大討論。”事實證明，大陸、香港、臺灣、海外這些年來對此問題的討論一直未絕，但畢竟都是基於某一些特定的問題，沒有一個系統的問卷調查。我最近在緊張地做《中國農民工調查》，列了43個問題，對問卷調查非常重視；而楊建利、封從德的《關於開展愛國標準討論的倡議》，在三年前也非常系統地列了30個問題，在此我將我的回答留在《議報》，請封從德留意評閱，請楊建利日後指正。
第01問：國家的目的是什麽？
楊銀波：國家的目的是社會。國家爲社會而存在。國家是社會的手段，不是社會的目的。
第02問：政府的目的是什麽？
楊銀波：政府的目的也是社會。政府爲社會而存在，爲社會而組織。政府是社會的手段，不是社會的目的。
第03問：人爲什麽有愛國的情操？
楊銀波：具體地說是“人爲什麽有真愛國的情操”和“人爲什麽有假愛國的情操”。假愛國通常是由最初是否支援一黨，到後期不接納另一種聲音，直到今天成爲人身攻擊和全民批判的利器。在當今資訊封鎖時代，假愛國肆意分化或激化對立、恐嚇人民，以虛無模糊的立場，自居“救主”的角色，收攏資源。假愛國産生的根源往往來自既得利益者及其幫兇、幫閒和糊塗者，這些大都是具有威權主義性格的人。真愛國則恰好與之相反，它沒有那麽聲色俱厲和極端狹隘，它産生的根源來自對社會的憐憫之心及責任感，並踏踏實實地從一點一滴做起，很快付諸行動，以求心安理得。而且絕大多數不習慣於唱高調。
第04問：什麽是國家利益？什麽是政府利益？什麽是人民利益？什麽是集團利益？什麽是個人利益？五者的關係是什麽？
楊銀波：國家利益、政府利益、人民利益、集團利益、個人利益，都應是力求誠實，力求乾乾淨淨、坦坦蕩蕩，並力求“雙贏”乃至“多贏”局面的利益。五者的相通性在此。在一切國家，包括民主國家，人民的最大敵人應是政府，即便深愛政府也必須視政府爲防範之物，嚴格監督，有效制衡。國家、政府、集團、教會、媒體等公權力必須遵循誠實、公開原則，不得被壟斷、操控，否則人民利益將成爲公權力壓榨之物；個人利益亦然。
第05問：愛國最主要的表現是維護國家利益、政府利益、人民利益、集團利益還是個人利益？
楊銀波：愛國本來不分主次。但在專制國家，政府、集團往往維護“專制”，並未對“國家”負責，人民與個人是絕大多數的無力者，個人最弱。因此，力求誠實和互利的個人利益應得到首先提倡。
第06問：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應該由誰來代表？如何代表？
楊銀波：國家、人民均是社會實體，其利益應由社會各階層代表，並積極參與和及時更正。公權力的來源及其運作，應有社會各階層的平等競爭和積極互動，互相結合而自救。
第07問：愛國的情感依歸是國土、人民、政府或某集團？
楊銀波：不是。愛國的情感來于何去，便歸於何處–來於對社會的憐憫之心及責任感，歸於對社會的憐憫之心及責任感，這是永恒的愛國情感。
第08問：當一個國家的民意無法自由表達的時候，愛國應該如何愛法？
楊銀波：阻止公權力被壟斷、操控，爲社會尋求公權力公平的競爭機會和互動機會。
第09問：當一個國家的民意無法反映到政府決策過程中時，人民應不應該在涉外事務上懷疑甚至反對政府？這樣做與愛國的關係是什麽？
楊銀波：非暴力地懷疑甚至反對政府是公民的正當權利。
第10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遭到政府的踐踏，他在國際舞臺上譴責政府並爲其他人的人權呼籲，那麽他是不是不愛國？
楊銀波：譴責政府不分國界，捍衛人權是公民職責。
第11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什麽性質的政府執政下能得到更多的保障，民主的還是專制的？
楊銀波：民主。採納多數；少數者持有異議的權利，也極受尊重。沒有一個政黨去限制公民的應有自由，或用莫須有的法規來管制少數。
第12問：當自己國家的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站在不正義一方時，反對自己的政府是不是不愛國？
楊銀波：政府非正義，理應受到譴責乃至反對，無論是國際事務還是國內事務。
第13問：在什麽樣的環境下，人民的愛國熱情才會較少地被政治利用，是自由狀態還是被奴役狀態？
楊銀波：全國性的洗腦宣傳和鉅額的政治獻金，是假愛國熱情高漲的特點，此時的人民絕大多數處於被奴役狀態。政黨首先假裝代表人民，利用人民來獲取權力，摧毀舊的統治，然後變成對人民新的專制統治，這是一個說膩了的中國常識。
第14問：是在資訊自由流通還是在新聞封鎖的情況下，人們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麽，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有沒有得到保障？
楊銀波：在新聞封鎖的情況下，即便人們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但維護自己的利益也會成爲最大的難題。知道自己“有”，但保不住，比不知道“有”更痛苦。資訊自由流通主要是爲維護自己的利益提供廣闊的參照空間和參與空間。
第15問：“五四”是反政府的，它是不是愛國運動？
楊銀波：是。按照龔平的話說：“五四”的永恒價值不是以“擁護政府”爲主要特徵的愛國主義，而是以“對社會國家的根本關懷”爲特徵的愛國主義。學生與工人身處危險處境而敢於堅持社會良心的精神倍受後人讚歎。但“五四”已被中共利用，其精神已被轉移和扼殺。
第16問：愛國與“家醜不外揚”的關係是什麽？
楊銀波：四海爲家，美醜皆有，沒有說不得的事情。明知壞、醜，卻爲了自己的私利而不顧事實、正邪、是非，縱容壞事、醜事，踐踏正義、良知，這是間接犯罪。
第17問：愛因斯坦反對納粹德國，如何用愛國的標準評判他？
楊銀波：愛因斯坦是一位世界級人物，“國”對他而言已是較低級別的評價。他當時在社會各階層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因此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臺後便對其秋後算帳。1933年3月2日，愛因斯坦遭到納粹黨報《民族觀察者》的猛烈抨擊。1933年3月10日，愛因斯坦在對美國記者的談話時講：“只要有可能，我只願意生活在一個政治自由、寬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裏。言論自由和書面發表政治意見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個部分，尊重個人信仰是寬容的一部分。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還不成熟。在那裏，特別是那些以促進國際間相互理解爲事業的人正慘遭迫害。”愛因斯坦的採訪談話在德國報紙上引起了強烈的負面反應。1933年3月29日，帝國特派員向文化部要求，就愛因斯坦發表反對第三帝國言論新聞報導進行調查，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給予紀律處分。但是粗暴的強權政治最終崩潰，而愛因斯坦卻一直受得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第18問：在國際上公開反對腐敗的政府，是愛國還是賣國？
楊銀波：第一，壟斷公權力者才有能力和條件賣國；第二，反對腐敗的政府是愛國內容之一。
第19問：在國際上公開批評連起碼的職責（比如說義務教育）都不能履行的政府，是愛國還是賣國？
楊銀波：反對失職的政府也是愛國內容之一。
第20問：在一個國家，哪些人最有能力和條件賣國，是老百姓，還是掌握著割土大權，掌握著國家財産和國家機密的政府官僚，特別是高官？
楊銀波：我們的現狀是，無力者逐漸絕望、失志，而高層者正在大吃“最後一頓晚餐”，肆意揮霍、沈淪，對於多方臨頭的人爲、自然的大禍，麻木以對，毫不警醒。無力者在間接賣國，是縱容賣國；高層者在直接賣國，是實際賣國。這種“賣法”不僅毀滅歷史與現實，更蠶食未來，已被嚴重傷害的國家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恢復和更新，這個巨大之極的未來工程簡直就是比自殺更可怕的殺人–殺後代。
第21問：把國家財産竊爲己有，進行大批資金外移的集團和個人有沒有資格談愛國？
楊銀波：此種“愛國”是謊言的神學：謊言重復謊言，謊言掩蓋謊言；有時說真話，只爲撒下更大的謊言。
第22問：把國家財産竊爲己有，與某些國際資本家沆瀣一氣坑害中國老百姓的集團或個人有沒有資格談愛國？
楊銀波：同上。
第23問：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哪些政治集團是愛國的，哪些是賣國的？
楊銀波：需要細分，直到個人，乃至個人的某一階段、某一件事、某一句話。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是奪取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是奪取政權後鞏固政權的主要手段，歸複專制的思想和文化，重建嚴酷的等級制度，這就是中國近代史的大部分歷史。我從不寄希望于任何一個單一的政治集團；社會建設需要全民努力。
第24問：在當今中國，哪個政治集團最賣國？
楊銀波：何況“當今”？辛灝年講過：“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唯有中囯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造反，才是一場爲打天下而心甘情願地賣國和叛國的‘革命’。”此黨如何興起，便已決定如何衰敗–2004年的現狀已經證明此理。
第25問：愛國的人民如果發現當政的集團不愛國應該怎麽辦？
楊銀波：“講真話，就是革命。”這是安東尼歐葛蘭西的一句名言。其謊言系統、收買系統和暴力系統，必敗於真話系統、清流系統和非暴力系統。
第26問：人權、主權和專政權的關係是什麽？
楊銀波：專政權是對人權的壓縮，是對主權的私有。被壓縮的人權，是擁有大多數主權的少數專政者所施捨給大多數被專政者的少數人權。這一方面導致專政者的腐敗橫行，另一方面也導致被專政者的沈默畏懼、陽奉陰違和窩裏鬥，更導致被專政者因強烈反彈而導致的專政欲望，充當幫閒幫兇。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理想不光是爲了推翻專政者對他們的專政，更是爲了成爲新的專政者。威權性格由此擴散、傳播、蔓延，並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爲事實。
第27問：世界上是否存在著文明主流？如果是，中國人應該怎樣面對它？
楊銀波：民主、憲政、自由、人權。此文明主流必須以道德和生態作爲基礎，因爲道德與生態乃是社會底座。離開這兩個基礎，民主、憲政、自由、人權必有相當多僞角色和假想狂，因爲事實上僞角色和假想狂並不適於社會，且危害於社會，浪費、揮霍不少資源。
第28問：中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是什麽？中國的現代化是以成爲世界霸權爲目的嗎？
楊銀波：我無法形容中國現狀給我帶來的具體打擊，無法回避世界各組織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排行，我真希望中國是世界秩序中最差、最爛、最可怕的角色，因爲如果竟有另一個國家說比它更差、更爛、更可怕，說不定還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爲之慶倖。我真的不敢相信中國現代化的目的竟是“成爲世界霸權”；不敢，是因爲一旦“成了”，那只是意味著特權者的霸權將針對的是中國人本身，屆時少數既得利益者將會發自內心地爲征服世界、一統天下而自豪。
第29問：中國是應該首先爭世界霸權還是首先解決好自己的問題，特別是制度的根本變革問題？
楊銀波：真正要去“爭世界霸權”的那部分中國人，必定自取滅亡；而口頭上要去“爭世界霸權”的那部分中國人，只是騙子和假想敵；至於正在“爭世界霸權”的那部分中國人，我認爲他們只是比黑社會更“高級”的恐怖分子，而這類人當中首屈一指的便是首先對中國人民下手的國家恐怖主義者–部分權貴資本者本身。明眼人即知：外不強，內不剛；外不柔，內不軟；–這是什麽？外亦虛，內亦弱。中國病了就是病了，必須承認這個事實。若制度變革首倡民間，病好得快一點；首倡政府，沒指望了。
第30問：中國民主化了，是否仍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楊銀波：是的。民主化的國家也是國家。民主化的國家爲民主化的社會而存在。國家仍然是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社會不因國家、政府的存在而存在，不因國家、政府的消失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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