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7日讯】杨建利被捕已有两年了，不知诸位有没有看过大约三年前那篇《关于开展爱国标准讨论的倡议》，那篇倡议书由杨建利、封从德发表，诸多媒体标明为“特稿”，写作时间是在2001年6月15日。倡议书中说：“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传统意义上分割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围墙，把人类之间的交往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复杂度。我们需要抛开任何既有的政治权威和权威说法，进行一场以人性为起始点的透彻大讨论。”事实证明，大陆、香港、台湾、海外这些年来对此问题的讨论一直未绝，但毕竟都是基于某一些特定的问题，没有一个系统的问卷调查。我最近在紧张地做《中国农民工调查》，列了43个问题，对问卷调查非常重视；而杨建利、封从德的《关于开展爱国标准讨论的倡议》，在三年前也非常系统地列了30个问题，在此我将我的回答留在《议报》，请封从德留意评阅，请杨建利日后指正。
第01问：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杨银波：国家的目的是社会。国家为社会而存在。国家是社会的手段，不是社会的目的。
第02问：政府的目的是什么？
杨银波：政府的目的也是社会。政府为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组织。政府是社会的手段，不是社会的目的。
第03问：人为什么有爱国的情操？
杨银波：具体地说是“人为什么有真爱国的情操”和“人为什么有假爱国的情操”。假爱国通常是由最初是否支援一党，到后期不接纳另一种声音，直到今天成为人身攻击和全民批判的利器。在当今资讯封锁时代，假爱国肆意分化或激化对立、恐吓人民，以虚无模糊的立场，自居“救主”的角色，收拢资源。假爱国产生的根源往往来自既得利益者及其帮凶、帮闲和糊涂者，这些大都是具有威权主义性格的人。真爱国则恰好与之相反，它没有那麽声色俱厉和极端狭隘，它产生的根源来自对社会的怜悯之心及责任感，并踏踏实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很快付诸行动，以求心安理得。而且绝大多数不习惯于唱高调。
第04问：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政府利益？什么是人民利益？什么是集团利益？什么是个人利益？五者的关系是什么？
杨银波：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人民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都应是力求诚实，力求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并力求“双赢”乃至“多赢”局面的利益。五者的相通性在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人民的最大敌人应是政府，即便深爱政府也必须视政府为防范之物，严格监督，有效制衡。国家、政府、集团、教会、媒体等公权力必须遵循诚实、公开原则，不得被垄断、操控，否则人民利益将成为公权力压榨之物；个人利益亦然。
第05问：爱国最主要的表现是维护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人民利益、集团利益还是个人利益？
杨银波：爱国本来不分主次。但在专制国家，政府、集团往往维护“专制”，并未对“国家”负责，人民与个人是绝大多数的无力者，个人最弱。因此，力求诚实和互利的个人利益应得到首先提倡。
第06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应该由谁来代表？如何代表？
杨银波：国家、人民均是社会实体，其利益应由社会各阶层代表，并积极参与和及时更正。公权力的来源及其运作，应有社会各阶层的平等竞争和积极互动，互相结合而自救。
第07问：爱国的情感依归是国土、人民、政府或某集团？
杨银波：不是。爱国的情感来于何去，便归于何处–来于对社会的怜悯之心及责任感，归于对社会的怜悯之心及责任感，这是永恒的爱国情感。
第08问：当一个国家的民意无法自由表达的时候，爱国应该如何爱法？
杨银波：阻止公权力被垄断、操控，为社会寻求公权力公平的竞争机会和互动机会。
第09问：当一个国家的民意无法反映到政府决策过程中时，人民应不应该在涉外事务上怀疑甚至反对政府？这样做与爱国的关系是什么？
杨银波：非暴力地怀疑甚至反对政府是公民的正当权利。
第10问：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遭到政府的践踏，他在国际舞台上谴责政府并为其他人的人权呼吁，那麽他是不是不爱国？
杨银波：谴责政府不分国界，捍卫人权是公民职责。
第11问：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什么性质的政府执政下能得到更多的保障，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杨银波：民主。采纳多数；少数者持有异议的权利，也极受尊重。没有一个政党去限制公民的应有自由，或用莫须有的法规来管制少数。
第12问：当自己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不正义一方时，反对自己的政府是不是不爱国？
杨银波：政府非正义，理应受到谴责乃至反对，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国内事务。
第13问：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民的爱国热情才会较少地被政治利用，是自由状态还是被奴役状态？
杨银波：全国性的洗脑宣传和钜额的政治献金，是假爱国热情高涨的特点，此时的人民绝大多数处于被奴役状态。政党首先假装代表人民，利用人民来获取权力，摧毁旧的统治，然后变成对人民新的专制统治，这是一个说腻了的中国常识。
第14问：是在资讯自由流通还是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人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得到保障？
杨银波：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即便人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成为最大的难题。知道自己“有”，但保不住，比不知道“有”更痛苦。资讯自由流通主要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广阔的参照空间和参与空间。
第15问：“五四”是反政府的，它是不是爱国运动？
杨银波：是。按照龚平的话说：“五四”的永恒价值不是以“拥护政府”为主要特征的爱国主义，而是以“对社会国家的根本关怀”为特征的爱国主义。学生与工人身处危险处境而敢于坚持社会良心的精神倍受后人赞叹。但“五四”已被中共利用，其精神已被转移和扼杀。
第16问：爱国与“家丑不外扬”的关系是什么？
杨银波：四海为家，美丑皆有，没有说不得的事情。明知坏、丑，却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顾事实、正邪、是非，纵容坏事、丑事，践踏正义、良知，这是间接犯罪。
第17问：爱因斯坦反对纳粹德国，如何用爱国的标准评判他？
杨银波：爱因斯坦是一位世界级人物，“国”对他而言已是较低级别的评价。他当时在社会各阶层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因此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便对其秋后算账。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遭到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1933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在对美国记者的谈话时讲：“只要有可能，我只愿意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言论自由和书面发表政治意见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个部分，尊重个人信仰是宽容的一部分。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还不成熟。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爱因斯坦的采访谈话在德国报纸上引起了强烈的负面反应。1933年3月29日，帝国特派员向文化部要求，就爱因斯坦发表反对第三帝国言论新闻报导进行调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予纪律处分。但是粗暴的强权政治最终崩溃，而爱因斯坦却一直受得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第18问：在国际上公开反对腐败的政府，是爱国还是卖国？
杨银波：第一，垄断公权力者才有能力和条件卖国；第二，反对腐败的政府是爱国内容之一。
第19问：在国际上公开批评连起码的职责（比如说义务教育）都不能履行的政府，是爱国还是卖国？
杨银波：反对失职的政府也是爱国内容之一。
第20问：在一个国家，哪些人最有能力和条件卖国，是老百姓，还是掌握着割土大权，掌握着国家财产和国家机密的政府官僚，特别是高官？
杨银波：我们的现状是，无力者逐渐绝望、失志，而高层者正在大吃“最后一顿晚餐”，肆意挥霍、沈沦，对于多方临头的人为、自然的大祸，麻木以对，毫不警醒。无力者在间接卖国，是纵容卖国；高层者在直接卖国，是实际卖国。这种“卖法”不仅毁灭历史与现实，更蚕食未来，已被严重伤害的国家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和更新，这个巨大之极的未来工程简直就是比自杀更可怕的杀人–杀后代。
第21问：把国家财产窃为己有，进行大批资金外移的集团和个人有没有资格谈爱国？
杨银波：此种“爱国”是谎言的神学：谎言重复谎言，谎言掩盖谎言；有时说真话，只为撒下更大的谎言。
第22问：把国家财产窃为己有，与某些国际资本家沆瀣一气坑害中国老百姓的集团或个人有没有资格谈爱国？
杨银波：同上。
第23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哪些政治集团是爱国的，哪些是卖国的？
杨银波：需要细分，直到个人，乃至个人的某一阶段、某一件事、某一句话。在革命的名义下嗜杀，既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又是夺取政权后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归复专制的思想和文化，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大部分历史。我从不寄希望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治集团；社会建设需要全民努力。
第24问：在当今中国，哪个政治集团最卖国？
杨银波：何况“当今”？辛灏年讲过：“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唯有中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造反，才是一场为打天下而心甘情愿地卖国和叛国的‘革命’。”此党如何兴起，便已决定如何衰败–2004年的现状已经证明此理。
第25问：爱国的人民如果发现当政的集团不爱国应该怎么办？
杨银波：“讲真话，就是革命。”这是安东尼欧葛兰西的一句名言。其谎言系统、收买系统和暴力系统，必败于真话系统、清流系统和非暴力系统。
第26问：人权、主权和专政权的关系是什么？
杨银波：专政权是对人权的压缩，是对主权的私有。被压缩的人权，是拥有大多数主权的少数专政者所施舍给大多数被专政者的少数人权。这一方面导致专政者的腐败横行，另一方面也导致被专政者的沉默畏惧、阳奉阴违和窝里斗，更导致被专政者因强烈反弹而导致的专政欲望，充当帮闲帮凶。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理想不光是为了推翻专政者对他们的专政，更是为了成为新的专政者。威权性格由此扩散、传播、蔓延，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事实。
第27问：世界上是否存在着文明主流？如果是，中国人应该怎样面对它？
杨银波：民主、宪政、自由、人权。此文明主流必须以道德和生态作为基础，因为道德与生态乃是社会底座。离开这两个基础，民主、宪政、自由、人权必有相当多伪角色和假想狂，因为事实上伪角色和假想狂并不适于社会，且危害于社会，浪费、挥霍不少资源。
第28问：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是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成为世界霸权为目的吗？
杨银波：我无法形容中国现状给我带来的具体打击，无法回避世界各组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排行，我真希望中国是世界秩序中最差、最烂、最可怕的角色，因为如果竟有另一个国家说比它更差、更烂、更可怕，说不定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为之庆幸。我真的不敢相信中国现代化的目的竟是“成为世界霸权”；不敢，是因为一旦“成了”，那只是意味着特权者的霸权将针对的是中国人本身，届时少数既得利益者将会发自内心地为征服世界、一统天下而自豪。
第29问：中国是应该首先争世界霸权还是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制度的根本变革问题？
杨银波：真正要去“争世界霸权”的那部分中国人，必定自取灭亡；而口头上要去“争世界霸权”的那部分中国人，只是骗子和假想敌；至于正在“争世界霸权”的那部分中国人，我认为他们只是比黑社会更“高级”的恐怖分子，而这类人当中首屈一指的便是首先对中国人民下手的国家恐怖主义者–部分权贵资本者本身。明眼人即知：外不强，内不刚；外不柔，内不软；–这是什么？外亦虚，内亦弱。中国病了就是病了，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若制度变革首倡民间，病好得快一点；首倡政府，没指望了。
第30问：中国民主化了，是否仍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杨银波：是的。民主化的国家也是国家。民主化的国家为民主化的社会而存在。国家仍然是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的；社会不因国家、政府的存在而存在，不因国家、政府的消失而消失。
──转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