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東北亞研究室主任楊伯江:朝鮮經濟近年來一直狀況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從1990年起連續9年負增長，1999年終于轉為正增長，增幅達6.2％，但2002年又明顯回落，增長率僅有1.2％。2003年的統計數字目前還無法掌握。
朝鮮經濟困難局面的形成有著复雜的國際、國內背景，其中美國自1951年朝鮮戰爭結束以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對朝制裁、封鎖政策無疑是最關鍵的因素。
美國國內通過了大量的對朝制裁法案，這些法案不僅使朝鮮無法与美國進行貿易，而且由于美國在國際社會舉足輕重的地位，也使朝鮮無法与其他國家進行正常的經濟往來，更無法進入多邊的國際經濟、金融机构，無法獲取國際援助。
2002年10月第二次核危机爆發后，外部因素至少在三方面更進一步加劇了朝鮮固有的經濟困難。
第一，國際社會對朝援助大幅度減少，使朝鮮的糧食、能源危机加重。
第二，隨著美國加大制裁力度，朝鮮的外匯來源几乎全部被切斷、外匯收入銳減。
第三，朝鮮為恢复經濟而做的原有部署被打亂，投資環境因受政治原因的影響而進
一步惡化。
從內部因素看，与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一樣，朝鮮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也存在著一些固有的弊端，如過于僵化、效率不高、不計成本、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等。
朝鮮最高領導人一直在嘗試進行改革，最近的一次就是2002年7月采取的”經濟調整”措施。這次”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朝鮮經濟，特別是在流通領域，”農民市場”更名為”市場”并且數量大幅度增加，生活消費品的供給空前丰富起來。在分配領域，”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貫徹得更加徹底。
但另一方面，由于”調整”的思路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朝鮮長期以來面臨的是經濟短缺問題，要解決問題首先需要設法解放生產力、增加物質生產；而現在這种首先放開物价、提高工資的做法，在社會資本、物質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很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特別是加上核問題久拖不決這种極為不利的外部環境，”調整”的效果就難以完全發揮出來，相反負面效應卻容易顯現，使經濟面對新的壓力和困難。
總之，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相比，朝鮮經濟已經走出了最困難的階段，但是能源不足、糧食匱乏、外匯緊張、原材料緊缺等結构性短缺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4月22日發生在中朝邊界龍川鎮的火車爆炸事件，可以說就典型地反映了朝鮮鐵路系統設備及一般社會基礎設施嚴重老化、長年失修的問題。
作為鄰國，中國十分重視与朝鮮的友好合作關系。從法理上看，1961年締結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至今仍然有效，而且仍然是維護東北亞地區戰略平衡的一個基本因素。
1992年，作為對東北亞外交布局的一次重大調整，中國与韓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此后經過十年持續的努力，中國与朝鮮半島的關系最終達到了一個新的戰略平衡點，中朝走出低潮期，恢复到了良好狀態。
順便說一句，与半島南北方均保持著良好關系，也是中國在這次的核危机處理過程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前提。
中朝關系對朝鮮方面而言也同樣重要。除地緣、歷史、文化聯系外，中國是朝鮮為數不多的”友好大國”之一。根据早年的”交叉承認”倡議，蘇聯（當時）、中國先后与韓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而美國、日本迄今還沒有与朝鮮建交。
從經濟上看，在蘇聯、東歐劇變導致朝鮮失去早年的”經互會”市場后，与中國的往來對它國內經濟生活与發展的支撐作用越來越明顯。為了支持朝鮮的經濟建設，中國還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朝鮮提供著無償援助。
中國与朝鮮之間有高層往來的傳統，而”雙邊關系”与”國際、地區問題”一般是這种會晤必不可少的兩點基本內容。這次金正日委員長的訪華也不例外。
從第一個層面看，這是中國第四代領導集體主政后中朝最高領導層的首次會晤，達到了”确認友誼、發展合作”的戰略目的。
從實務角度看，中方提出了加強高層交往、深化全面合作、加強國際事務協調、密切經貿關系等四方面建議，得到了朝方的積極贊同。其中特別是雙方就進一步發展經貿合作交換了意見，中方表示將積極鼓勵中國企業与朝方開展各种形式的互利合
作。
從第二個層面看，雙方就國際和地區問題特別是核問題進行了深入交談，一致同意推進六方會談。朝方明确表達了堅持朝鮮半島最終無核化的目標，尋求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核問題的立場，表示將繼續以耐心和靈活性積極參与六方會談進程。
半島無核化、和平解決核問題也是中國的目標，另外，中國主張在朝鮮”棄核”的同時，相關各方應當對它所提出的合理的安全關注予以重視和解決。
這次的中朝首腦會晤是在東北亞安全局勢變幻莫測、核問題僵持不下、第三輪六方會談即將召開之際舉行的，意義重大。從會晤的結果看，無論對穩固中朝雙邊關系、還是對解決地區問題而言，預計都會產生出積極的推動作用。
轉載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