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0日訊】(亞洲時報林綺慧四月二十九日報導) 中央叫停香港普選，引發香港“民主派”質疑，一國兩制能否貫徹執行。香港法律界普遍認為，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個精髓在於實施普通法，由獨立的法庭去以純法理角度去解釋法律包括憲法，而人大釋法，正正和這精神相違背。至於中央官員指香港各界討論人大釋法和基本法條文是“歪曲和詆毀基本法”，更惹來不少香港人不滿。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4月6日人大釋法當天表示，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訂的全國性法律，不能按照普通法來解釋，而必須按照中國法來理解和解釋，尤其是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款。他並指，基本法這部憲制性法律對香港回歸後的法律制度，造成一個重大變化，“這個大變化是必然的結果”。
不過，香港法律界普遍認為，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香港在中國的主權下，實施和中國大陸不一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這個資本主義制度中，普通法可說是一個重要的基石。喬曉陽指以中國法理基礎去認知基本法，令許多學者產生疑問：普通法的可預估性高，外資認為香港法律體系“健全”，所以放心投資香港；如果中國法律凌駕香港法律，投資者憑甚麼相信香港的法制？
喬曉陽又斥香港人“詆毀基本法”，他26日表示，“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地位尚未真正樹立，或者說尚未牢固。基本法雖說得到廣大港人的擁護，但在6年多實施過程中，幾乎沒有一天不受到質疑、歪曲、甚至詆毀。”
應該說，現時香港人，包括“民主派”，不斷要求討論基本法的理解和實施問題，正是基於他們都擁護基本法是香港“小憲法”的大前提上。如果所有不同意見都被中央看成“詆毀基本法”，那喬曉陽來香港收集各界意見，包括“民主派”的信件，豈不是變得很矯情造作？
批評者又指出，儘管喬曉陽兩次到香港收集民意身段放得十分柔軟，但他8日指出“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也不是最大限度的自治，而是基本法授權範圍內的自治”，卻讓得多香港人看得不舒服。可以說，大部份的香港人對政治都不大熱衷，但他們卻關心權力核心是否被某一班人所壟斷。現時香港特首由八百人選出來，效果可謂有目共睹，中央指望香港經濟復甦會沖淡對政治不滿，但一日香港權力被壟斷，中央所指的“均衡參與”就變成有名無實。
雖然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8日接受路透社訪問時重申， “基本法規定的目標沒有改變，就是最終實現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直接選舉，但這需要一個過程。”。但香港民主黨主席楊森指斥，人大將直選議席維持只佔半數，是原地踏步，違反基本法內循序漸進的規定。有批評者認為，溫家寶的這番言論，就好像欠債者簽下借據，不肯分期還錢，但承諾最終一定會還，這叫香港人如何接受？
就連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28日表示，這次政制發展過程，“削弱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信心，特區政府應以捍衛一國兩制為當前急務”。當中她用上 “捍衛” 這種十分之強硬的措詞，可謂十分罕見。
應該說，一直在民調聲望最高的陳方安生，說出這番話，對一些不甚熱衷上街的香港中產階級和公務員而言，是有比“民主派”更深遠的影響。曾被視為特首熱門人選的陳方安生說出這一席話，不是不可能有私心。她這番話，確實強化了陳方安生在國際社會中所謂“香港良心”的印象。這次事件也說明，中央實際上不能有效和成功和並非“激進派”的香港人溝通。如果中央只能和不會說不的香港人溝通，那就是一國兩制的悲哀。
現時香港問題已經成為台灣執政民進黨的把柄。台灣總統陳水扁曾直指“一國兩制徹底失敗”，臺灣大陸委員會對中國人大就香港特首和立法會不普選的決定表示遺憾。臺灣《聯合報》4月28日援引陸委會官員張永山的話說，希望大陸當局能句聽取香港民眾的民主意願，確實瞭解他們的想法，才能使“一國兩制”當中的“港人治港”精神不被毀滅。中國中央領導如果不能明白鄧小平苦心，以“一國兩制”的成功作為招徠台灣的示範單位，這歷史責任，他們必須要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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