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5日訊】(BBC中文网記者魏城)欣聞中國名導演馮小剛推出新的”賀歲大片”《手机》，我便興致勃勃地向同事借來影碟，同事欲向我介紹故事梗概，我急忙阻攔：”別說，說了我再看片子就興趣索然了。”
真的，我真不知道該片是講什么的。大概是講手机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吧？
“紅”与”黃”
看完《手机》后，我才知道：此片是講手机在現代中國生活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側面──性生活中的作用。其實又不然，此片主要談性，以及性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手机僅僅是個道具。
此片的劇情安排、語言運用充滿了匠心獨用的矛盾和諷刺：經常在外沾花惹草的男主人公，偏偏取了個名字”嚴守一”；經常在多個性伴面前花言巧語的說謊大王，偏偏主持一個名為”有一說一”的節目……
這是我第一次看馮小剛導演的片子，為避免熟人說我”孤陋寡聞”，看完后又加緊補課，再借了一部”馮導”的片子《一聲嘆息》。
不料，那又是一部談婚外情的片子！難道”馮導”對這個主題情有獨鐘？
一日，我与一位因生意經常回中國的熟人談起此事，他解釋說，不是”馮導”陷入性主題不能自拔，而是如今許多中國人沉入性生活不能自拔。他還說，如果說文革時代中國是”全國上下一片紅”，如今就是”全國上下一片黃”，”馮導”的片子不過是”神州黃潮”中的几朵浪花而已。
确實，聯想起這些年來我數次回中國探親的所見所聞，此君所言極是。
問題是，”紅”与”黃”之間不過隔了二十來年。如今四、五十歲的中國人仍然對文革時代那种清教徒式的性禁錮、性壓抑記憶猶新。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中國怎么突然迅速進入了今天這樣一個比西方還要”性開放”的時代呢？
禁欲時代
我的中小學時代的起始与文革時代的起始完全吻合。文革紅潮鬧得最洶涌澎湃的時候，我還上小學，少不更事，記憶中那時的人，無論男女老幼，均不食人間煙火，除了鬧革命，就是斗批改，唯一与”飲食男女”有點儿關系的一件事是：在我們小學附近的一所中學就讀的一個男生也曾被五花大綁，在中小學聯校批斗大會上被推推搡搡，拽到主席台上接受”斗批改”，不過，他的罪名与其他挨批者略有不同，叫做”反革命流氓罪”，我當時听到這個詞，覺得怪怪的。
從當時發言”憤怒聲討”的人的話中，我還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后來听人說，他在那年夏天的一個夜晚，趁人不備，扒窗子看了鄰居一對夫婦在蚊帳中做的事儿，因動靜過大，被鄰居抓了一個正著。
現在算來，那個”反革命流氓犯”也不過十五、六歲，正是對性事感到好奇的年齡。但我至今不明白，那時忙于”防止國家政治上變修”的大人們，為什么對一個半大孩子的”扒窗之舉”也不放過？
不過，對這种”階級斗爭新動向”不肯放過的，似乎不光是大人們，半大孩子們自己也不肯放過。
到上初中時，文革紅潮的最高潮已過，但清教徒般的政治對百姓生活、對民眾心理的嚴密桎梏猶在，這种桎梏一直延伸到少年的性心理。記得上小學時，男生女生之間至少還說話，一上中學，馬上就有一道無形的界線橫亙在男女學生之間。早上開課之前，只要第一個到達教室的是女生，不到上課鈴響，男生是絕對不會涉足教室的。反之亦然。
當然，這种無形的男女界線究竟何時出現，各地略有不同。在我居住的那個省城，大概出現在初中，而在相對純朴的小縣城，這种界線則出現得較晚，大概開始于高中。這种時間差因此導致了一個從縣城轉學來省城的女初中生的悲劇。
這個長得頗為漂亮的女生剛轉學來我校時，恰巧赶上一次學校組織的郊游。她不知道此地男女之間已有界線，郊游時多次試圖与男生交談。從此，她便成了此間一個”人人喊打”的”女破鞋”。
自此，一些平素從不敢与女生說一句話的半大男孩子，在起哄、辱罵這么一個弱女子時，卻表現出了毫無顧忌的”勇气”；而那些最初爭相与她交友的女同學，現在看到她受欺凌時，卻無一人肯施援手。
有一次，這個女孩在男同學的一片噓聲、罵聲中低頭騎著自行車离校時，一些男孩子竟抄起磚頭向她砸去，車被砸倒，人被砸傷，我至今記得她在一片”破鞋”罵聲中屈辱地痛哭的神情……
据說，那個年代有不少長得漂亮、性格外向的女孩都被男同學罵為”破鞋”，遭到起哄。有專家稱，這其實是那個時代男孩子對漂亮异性表示興趣的一种扭曲的形式。
曖昧時代
中學畢業，文革結束。我的大學時代開始于中國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展開在當時性生活相對開放的大都市上海。
因為學法律的緣故，我們畢業實習大多安排在上海的公檢法机构和律師事務所，那時叫法律顧問處。
當時正好赶上”嚴打”（”從重、從快、從嚴打擊刑事犯罪”運動的簡稱），即使作為實習人員，我們的工作也很忙。与我同一寢室的一個同學在某區公安局實習，忙得甚至都把案卷帶回寢室研讀。
不過，由于他看案卷過于廢寢忘食，我們作為室友漸漸起了疑心。一次，在他上鋪的一個室友大叫一聲：”我說呢，原來你帶回來的全是性犯罪的案卷！你小子，在這里免費看黃色小說呢！”
這小子确實夠大膽的，把本不應該帶离公安局的案卷也帶回學校宿舍了。其實，也不能怪他淨挑”黃色”案卷，因為”嚴打”中的刑事案卷至少有一半都涉及”性”。
所謂”嚴打”，就是把許多本來不构成犯罪的人給”從嚴”定成犯罪：所謂的”流氓犯”中，有不少人不過是多談了几個异性對象；所謂的”強奸犯”中，也包括一些被心存報复的前女友誣告的男人；還有一些男女不過是家里跳跳貼面舞，公園里抱著親親嘴，就被無處不在的”小腳偵緝隊”或”大腳聯防隊”帶到公安局里來了。
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的性禁錮松了許多，尤其是在開風气之先的前”十里洋場”──上海市，許多少男少女、甚至老男老女，都本著”時不我待”的精神，一往無前地投入了”性解放”初潮之中，但誰知道，文革后复辟回朝的”老干部”，盡管自己生活并不檢點，但在對民間的”性解放”問題上，態度卻一點儿不比”四人幫”寬松，這不，”嚴打”一來，真正的刑事犯不多，能夠湊數的就是這些突破了共產党傳統性約束的男女老少了。
近來，网上流傳著一位當時因跳貼面舞而被”嚴打”的當事人的自述，讀后令人唏噓。但沒有人能夠說得清，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几次”嚴打”中，究竟有多少人因當時中國在”性解放”問題上獨有的民松官緊現象而系了冤獄、甚至丟了冤頭。沒有人能夠取得這方面的統計資料。由于他們不是政治犯，國際人權組織也沒有興趣搜集他們的冤案資料。他們只能怪自己”性”不逢時，事發在禁欲時代和縱欲時代之間的一個曖昧的過渡年代。
縱欲時代
不過，”具有中國特色的性革命”至少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始漸入佳境，一直平滑過渡到這個世紀初的”全國上下一片黃”。
有專家分析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八十年代的”老干部”到此時不是辭世就是退休，而新一代掌權的那些技術官僚們，除了仍然牢牢控制著政治領域之外，基本上退出了其它領域，這些新當權者甚至以為，默許民間的性放縱，就能化解民眾的政治怨气。
的确，如今的中國，不僅婚外情、一夜情、”包二奶”等現象比比皆是，就是表面上”不合法”的色情場所、色情交易也如同”過熱”的經濟一樣，繁榮興隆，据說，許多地方的警方不僅從不”掃黃”，而且認為此業屬于當地經濟的”主要支柱”而為此”保駕護航”。
听人說，曾有過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性壓抑經歷的中國，如今的性開放程度，比起西方來，竟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知”物極必反”這條定律是否也可以套用在這里？
又听人說，現今中國忙著婚外情、包二奶、或經常出入花街柳巷的人，以有錢、有勢、或有名的中年人居多，如電影《手机》中的嚴守一、費老一類的人。大概這類人是痛感來日不多，有种緊迫感吧？
這些中年人一生跨越性學意義上的”戒嚴”、”嚴打”和”解嚴”三個時代，屬于社會學意義上的”性活躍期滯后者”，不過，由這么一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中年人沖鋒陷陣，掀起中國世紀之交的”性革命”，這本身又含有一种歷史學意義上的滑稽的悲壯……(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