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六、四”事件與中國歷史事件有許多驚人之處，在將近一千年間，中國的人仁志仕前仆後繼，曾演澤過轟轟烈烈、極其相似的變法運動，而且都以慘痛的失敗而結束，這種歷史的重復，難道說就是中國人的命運？
每次的變法運動和民主運動，都是王朝更叠前夕，都是一個王朝從鼎盛漸漸走向衰落的後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官場腐敗黑暗、民衆苦不堪言、道德體系失效，現有的制度已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的情形下孕育而成。
最早倡導變法的是宋朝宰相范仲淹，宋朝後期的西元1043年，范宰相只是先從小地方入手進行社會變革，比如，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所謂“蔭子”，是當時宋朝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准子”已經被政府委派了官職，甚至剛剛呱呱墜地的嬰兒，往往已是縣處級或是廳局級了，范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流弊稍爲改動，要求必須確實有兒子而且年滿十五歲才能任免，但這立刻引起士大夫等高級官員的公憤了，高舉改革大旗的范宰相處處受敵，士大夫們把他納入“小人”系統，不過，范宰相是個聰明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爲嚴重的打擊報復之前，他毅然辭職了，他的改革措施自然也隨之夭折。這與六、四前夕指責胡耀幫“支援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命運不是很相同嗎？
西元1069年，時任宰相的王安石實施了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十項變革，其主詣是通過土地、財政和兵役制度、物價等改革建立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比較開明的皇帝趙頊也支援他的改革，對內來說，危機四伏的宋帝國人人都覺得必須改革，王宰相的改革比范宰相的改革幅度超過百倍以上，他的改革得到全國知識份子、勞動人民的積極回應。但對士大夫來說，所實施的政策剛出臺，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的猛撲。象預算制度，使國家減少百分之四十支出，這也意味著，國家豢養的百分之四十的官員要被掏汰；象建立低息貸款制度（又可叫青苗法），農民歡欣鼓舞，但卻堵塞了士大夫們的財路，他們是依靠農忙季節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併貧雇農的土地；象“兵役法”制度，過去實行的是“差役法”，士大夫家庭根本不服勞役，修路搭橋及徵調民夫時，全由平民百姓承當，現在把這一切加在輕視勞動的士大夫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他們自然是怒不可遏，以司馬光爲首的士大夫階層與高舉制度改革火炬的王安石進行了殊死的較量，他們打著以“祖宗法度”不可動搖的旗號呐喊。這“祖宗法度”不可動搖不正與“六、四”時期獨裁者們高喊的“社會主義根基”不能動搖是異曲同工嗎？
不難否認，王安石的偉大發明是當時封建社會的催命符，他的理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早于英格蘭貴族教士們強迫國王約翰簽署《大憲法》一百四十六年。王安石的變革先是遭到士大夫的極力反對，又遭到高太后的橫加干預，而最不幸的是，王安石的新法要靠一大批反對新法的士大夫們在地方負責執行，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破壞、扭曲新法，在強大的黑惡勢力面前，王安石這位偉大的啓蒙者只得一步步地放棄改良思想，以下臺而結束變法。這又同胡耀幫、趙紫陽的命運不是一樣嗎？
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與中國人失之交臂，在之後的將近四個世紀裏，中國的戰亂頻繁，金人的入侵加速了社會的改體，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不可能改良制度的命運，王朝的更叠只不過象小孩過家家，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斷頭政治只能進一步加速制度的腐敗和黑暗，一次次冒出來的社會精英又一次次被打壓，到了明朝，中國又墜入大黑暗時代，文字獄和八股文的枷鎖牢牢地套在中國人頭上，遊民出身的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對異議的打壓和屠殺到了令人發紫的程度，使中國已墮入到一個白癡般的部落，在宦官當政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精英和思想改良人士寥若星辰，即使出現一個張居正實施了局部的改革，也只不過是外科醫生的小手術，其擁護者也是寥寥無幾，強大的黑惡勢力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張居正的夢想，到明朝結束時，中國已被時代的車輪甩下至少落後三百年。
中國人爭民主、爭自由的運動從沒有間斷過，一次次的打壓之後，又一次次地有人站了出來，形成一種歷史的周期性，要求社會改良與完善制度的呼聲一直是絕大部份知識份子的願望，當清朝走完了中國歷史上第三個黃金時代、社會又一次遁入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面局的時候，以康有爲、梁啓超、章太炎等爲主的知識精英引來了西方民主與自由的火種，無疑的，效仿日本明治維新的戊戌變法的思想和觀點，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康有爲上書的“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得到光緒皇帝的大力支持，一石擊起千層浪，在知識精英的鼓動下，全國上下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救亡運動，一呼百應的民衆紛紛回應，同時，全國那些朽爛透頂的官員士大夫階層，像被挑破了巢的螞蟻一樣，驚惶失措，駭叫奔走，亂成一團，這正好與八九年“六、四”前夕中共權貴們驚恐的情緒完全相同。戊戌變法後囚禁了主張改革的光緒皇帝；六、四慘案後囚禁了主張改革的趙紫陽，歷史有許多的重復之處。
自從十一世紀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中國歷史上顯示一個規律，在士大夫政治形勢下，任何變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無懈可擊的道德聲譽和崇高的宰相地位、加之支援改革的皇帝趙頊又有絕對地控制政府的權力，都歸於慘敗，康有爲只不過一個小官——工部主事（部級幹部），要他領導負載如此沈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還在激烈百倍的社會改良，失敗自是難免的。以那拉蘭兒（慈禧）爲首的老朽們發起政變、囚禁光緒、捕殺新黨在變法僅103天後全面展開，以譚嗣同等六個知識份子的頭顱落地而結束。六、四慘案正好是菜市口屠殺事件的翻板而已；戊戌變法是公開的殺了譚嗣同等六君子，而六、四慘案是在見不得人的半夜裏射殺了成百上千的青年愛國學生，這在做法上不同而已。戊戌變法的失敗促成康有爲、梁啓超在英國、日本公使館的掩護下逃到海外，六、四事件迫使方勵之、王丹等在美國大使館的擀旋下流亡海外，一百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都是相同的命運。
戊戌變法後，那拉蘭兒又恢復舊的制度秩序，維護其獨裁專制，出現了社會全面的大倒退；六、四事件後，鄧小平、江澤民又恢復了舊有的秩序，十幾年來，社會又叠進更腐敗、更獨裁的專制統治中。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是，戊戌變法換醒了中國這頭沈睡的獅子，在短短的數年間，以孫中山爲代表的又一代知識精英們再接再厲，高舉三民主義大旗，在百折不撓的失敗中堅定的站立了起來，在他們的帶動下，全國如火如荼的反封建、反帝制的群衆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了起來，最後終於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從而贏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六、四民主運動雖然以中共獨裁者的鎮壓而夭折，中國又一次失去了與世界接軌的千載難逢的機遇，但民主的火種燃遍了東歐和前蘇聯，推動了共産主義制度的垮臺。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就象一條積滿沈渣和淤泥的河道，水流不暢，滿池臭水，急需一次洪水以摧古拉朽之勢的沖洗，這種周期性的歷史演進已爲時不遠。
2004年5月28日于廣州
《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