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0日讯】“六、四”事件与中国历史事件有许多惊人之处，在将近一千年间，中国的人仁志仕前仆后继，曾演泽过轰轰烈烈、极其相似的变法运动，而且都以惨痛的失败而结束，这种历史的重复，难道说就是中国人的命运？
每次的变法运动和民主运动，都是王朝更叠前夕，都是一个王朝从鼎盛渐渐走向衰落的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官场腐败黑暗、民众苦不堪言、道德体系失效，现有的制度已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情形下孕育而成。
最早倡导变法的是宋朝宰相范仲淹，宋朝后期的公元1043年，范宰相只是先从小地方入手进行社会变革，比如，限制未来的“荫子”数目。所谓“荫子”，是当时宋朝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过学校考试即行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还没有结婚，而“准子”已经被政府委派了官职，甚至刚刚呱呱坠地的婴儿，往往已是县处级或是厅局级了，范仲淹仅把这种荒唐的流弊稍为改动，要求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年满十五岁才能任免，但这立刻引起士大夫等高级官员的公愤了，高举改革大旗的范宰相处处受敌，士大夫们把他纳入“小人”系统，不过，范宰相是个聪明伶俐的人，在还没有招来更为严重的打击报复之前，他毅然辞职了，他的改革措施自然也随之夭折。这与六、四前夕指责胡耀帮“支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命运不是很相同吗？
公元1069年，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实施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十项变革，其主诣是通过土地、财政和兵役制度、物价等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比较开明的皇帝赵顼也支援他的改革，对内来说，危机四伏的宋帝国人人都觉得必须改革，王宰相的改革比范宰相的改革幅度超过百倍以上，他的改革得到全国知识份子、劳动人民的积极回应。但对士大夫来说，所实施的政策刚出台，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的猛扑。象预算制度，使国家减少百分之四十支出，这也意味着，国家豢养的百分之四十的官员要被掏汰；象建立低息贷款制度（又可叫青苗法），农民欢欣鼓舞，但却堵塞了士大夫们的财路，他们是依靠农忙季节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雇农的土地；象“兵役法”制度，过去实行的是“差役法”，士大夫家庭根本不服劳役，修路搭桥及征调民夫时，全由平民百姓承当，现在把这一切加在轻视劳动的士大夫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他们自然是怒不可遏，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与高举制度改革火炬的王安石进行了殊死的较量，他们打着以“祖宗法度”不可动摇的旗号呐喊。这“祖宗法度”不可动摇不正与“六、四”时期独裁者们高喊的“社会主义根基”不能动摇是异曲同工吗？
不难否认，王安石的伟大发明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催命符，他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早于英格兰贵族教士们强迫国王约翰签署《大宪法》一百四十六年。王安石的变革先是遭到士大夫的极力反对，又遭到高太后的横加干预，而最不幸的是，王安石的新法要靠一大批反对新法的士大夫们在地方负责执行，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破坏、扭曲新法，在强大的黑恶势力面前，王安石这位伟大的启蒙者只得一步步地放弃改良思想，以下台而结束变法。这又同胡耀帮、赵紫阳的命运不是一样吗？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与中国人失之交臂，在之后的将近四个世纪里，中国的战乱频繁，金人的入侵加速了社会的改体，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改良制度的命运，王朝的更叠只不过象小孩过家家，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断头政治只能进一步加速制度的腐败和黑暗，一次次冒出来的社会精英又一次次被打压，到了明朝，中国又坠入大黑暗时代，文字狱和八股文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中国人头上，游民出身的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对异议的打压和屠杀到了令人发紫的程度，使中国已堕入到一个白痴般的部落，在宦官当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精英和思想改良人士寥若星辰，即使出现一个张居正实施了局部的改革，也只不过是外科医生的小手术，其拥护者也是寥寥无几，强大的黑恶势力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张居正的梦想，到明朝结束时，中国已被时代的车轮甩下至少落后三百年。
中国人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从没有间断过，一次次的打压之后，又一次次地有人站了出来，形成一种历史的周期性，要求社会改良与完善制度的呼声一直是绝大部分知识份子的愿望，当清朝走完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黄金时代、社会又一次遁入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面局的时候，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主的知识精英引来了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火种，无疑的，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的思想和观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康有为上书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一石击起千层浪，在知识精英的鼓动下，全国上下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一呼百应的民众纷纷回应，同时，全国那些朽烂透顶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破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惶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这正好与八九年“六、四”前夕中共权贵们惊恐的情绪完全相同。戊戌变法后囚禁了主张改革的光绪皇帝；六、四惨案后囚禁了主张改革的赵紫阳，历史有许多的重复之处。
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上显示一个规律，在士大夫政治形势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誉和崇高的宰相地位、加之支援改革的皇帝赵顼又有绝对地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只不过一个小官——工部主事（部级干部），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在激烈百倍的社会改良，失败自是难免的。以那拉兰儿（慈禧）为首的老朽们发起政变、囚禁光绪、捕杀新党在变法仅103天后全面展开，以谭嗣同等六个知识份子的头颅落地而结束。六、四惨案正好是菜市口屠杀事件的翻板而已；戊戌变法是公开的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而六、四惨案是在见不得人的半夜里射杀了成百上千的青年爱国学生，这在做法上不同而已。戊戌变法的失败促成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公使馆的掩护下逃到海外，六、四事件迫使方励之、王丹等在美国大使馆的擀旋下流亡海外，一百年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都是相同的命运。
戊戌变法后，那拉兰儿又恢复旧的制度秩序，维护其独裁专制，出现了社会全面的大倒退；六、四事件后，邓小平、江泽民又恢复了旧有的秩序，十几年来，社会又叠进更腐败、更独裁的专制统治中。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戊戌变法换醒了中国这头沈睡的狮子，在短短的数年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又一代知识精英们再接再厉，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在百折不挠的失败中坚定的站立了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如火如荼的反封建、反帝制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最后终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赢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六、四民主运动虽然以中共独裁者的镇压而夭折，中国又一次失去了与世界接轨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民主的火种燃遍了东欧和前苏联，推动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垮台。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就象一条积满沈渣和淤泥的河道，水流不畅，满池臭水，急需一次洪水以摧古拉朽之势的冲洗，这种周期性的历史演进已为时不远。
2004年5月28日于广州
《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