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8日訊】《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
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國（３）
三、十六大以后的中國會有什么變化？
對于十六大以前的中國，雖然有不少人贊譽相加，主要理由是“經濟發展一枝獨秀”。至于經濟增長不等于社會發展与人民整體福利的改善，以及中國為這种短暫的經濟增長支付了巨大的環境代价這些事實，則很少有人去想。但從十六大前后舉世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高期望這一點當中，已經可以看出人們對江澤民時期的中國情況惡化并非毫無所知。“揣著明白裝糊涂”，也許就是普遍的一种心態。
就在2003年初，一向善于“作秀”、喜愛表演的深圳特區，在世人對它已經漸漸淡忘之際又上演了一出新劇，宣稱自己要進行“政府改革”，于是國際傳媒紛紛竟相報道，稱“這是中國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演与試驗”。一些國際大媒體采訪筆者時，無論筆者如何解釋這只是与政治體制改革完全不一樣的“行政改革”，并試圖說明行政改革与政治體制改革的區別，但一些媒體無論如何都要將此稱之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預兆”。
其實判斷行政改革与政治體制改革的標准非常簡單：行政改革的內容主要是對政府各机构事權重新划分，包括簡化辦事程序、裁汰冗員、裁并机构、下放部分事權等等，但絕對不會触及政治權力來源問題，亦即政府權力來源的合法性是什么。這類行政改革中國政府其實一直在做，從1949年以后由中央政府下令進行的就有五次之多，最近的一次就是朱熔基于1999年下令進行的机构改革，這場改革總共只進行了几個月，就悄無聲息地結束了。
而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解決政府權力來源的合法性，為保證政府權力來源于民選，還得有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尤其是必須有獨立媒體的存在与監督。中共政府的政治權力，其最初來源就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以后的几次權力交接都是通過上一代領導人指定，即使鄧小平的權力不來自于毛澤東的指定，那也是通過高層政變獲取，而非來自民選。
中國共產党制定的党章規定“中國共產党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共制定的憲法肯定了党章的這种規定，党章与憲法互相賦予對方以絕對合法性，不管這多么荒謬，但在中國卻是現實。中共政府一直拒絕在中國推行民主政治，并加強對媒體在內的公共領域的控制，就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明證。只要中共政府在政府權力來源這一點上沒有進行“改革”，無論什么樣的行政改革，都不能稱之為“政治體制改革”。
以往對中共政府每一次行政改革，中國官方理論界都有意誤導成“政治體制改革”，還有一些學者亦有意參与唱和，筆者一直不理解這些學者為什么要這樣做，曾在私下里問過，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們要做成一雙靴子，哄共產党穿上去。只要它穿上去不脫下來，就可以慢慢達到目的。”將幼儿園阿姨哄小孩子時常用的方式，如“某某小朋友今天表現很好，我們給他戴朵小紅花，明天他一定會表現更好”，用之于對待一個具有50年執政經驗，且在奪取政權的28年艱苦過程中充分表現了机變与權謀的政党，這种方式是表現了學者的“智慧”還是這些學者個人別有所求，筆者不想置評。
但事實是，每次都是學者們辛苦表揚了半天，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卻收得越來越緊。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中共政府与以往還不同，就在2003年的兩會期間，干脆由政府發言人宣布：“這次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兩會議題。深圳的政府改革只是行政改革，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國際社會的中國學界与傳媒一度討論得非常熱烈的中國政府體制改革，這才算是結束了紙上的行程。
也許是世人盼變心切，對第四代領導人的一顰一笑，任何一位領導者一句平平常常的話都會被解讀出万种玄机，被認為是預示一項重大改革的先兆。
比如主管中宣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視察《人民日報》時順便指責的一句話“不要集中報道領導人的活動”，竟然被當作新聞體制改革的信號來誤讀。其實在中國媒體工作過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句中國官員表示謙虛的老生常談而已。筆者在深圳一家媒體工作時，几乎每個月都听到報社傳達“省市領導”這句訓示（當時李長春正在廣東任省委書記），但事實卻是市長出現在媒體上，市委書記也必須出現在媒體上，兩位的位置，標題字號大小，消息長短根本不能出錯。李長春那句“對領導人活動不要報道過多”，只不過是李長春在廣東常說的一句口頭禪而已。
至于李長春對媒體改革的態度，只要听听李長春几年前在廣東上任伊始時的一席話就知道了。李長春上任伊始就通告廣東傳媒界：“我來這里的任務主要是整頓《南方周末》《羊城晚報》与《南風窗》這兩報一刊的。我在家就禁止孩子們看《南方周末》這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很強的報紙。”李長春領導媒體慣說的這兩句話最后被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照搬，常常挂在口頭。我作為媒體從業人員時，有幸多次听過這“傳達”。不過這一關于新聞體制改革的“神話”只流傳了半個月左右，就以《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登載李銳一篇關于党內民主化改革的文章而被停業整頓宣告結束。
其實要判斷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會做什么，并不是難事，只要從常理出發就行了，那就是依据兩點：一是中國的現狀怎樣，因為未來的道路只不過是現狀的延伸罷了。毛時代是“極權政治＋計划經濟”，鄧時代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專制政治從來就不是中共政府要改革的對象，而是他們統治社會的基本手段。從現狀來看，中國目前的局面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領導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臨的問題卻比前任要嚴重得多。從中共政府近几年的作為來看，只見加強社會控制，未見有任何放松跡象。
二是政權的統治基礎构成有無可能改變。一旦統治基礎被制度認可，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于領導者個人力量。從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与知識三類精英的聯盟已經形成，并且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三個代表”与“七一講話”只不過是為這种強勢集團“俘獲國家”的社會格局正名，并開辟一條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從江澤民手里接過權力接力棒，都得依靠現在已經形成的統治基礎，都得容忍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體制。這一點只要平心靜气想想朱熔基總理上任之初，舉世對他的熱切期望，以及他最后難逃“堂· 吉訶德”命運就了然于心。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過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來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廂情愿的想法。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并擁有非常強大的 “消防能力”，如越來越借助于暴力的政治高壓，越來越普遍的由警察与國家安全部特務共同建立的“安全系統”，越來越嚴格的新聞管制，以及為經濟精英与知識精英開放的一扇分享利益与權勢的窄窄的門。
筆者的看法是：這些不惜工本的投入确實能夠延長中共的統治壽命，但不能從根本上克服危机。而且非常明顯的是，中國共產党的壽命其實正是通過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換來的，一句民諺精辟地總結了中國的現狀：反腐敗亡党，不反腐敗亡國。中共的壽命越長，中華民族付出的代价越大。
筆者的看法是：中國的現實并不是“地面上鋪滿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國一體“的長期統治，中國共產党的統治垮台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于解體之日。与以往歷史不一樣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党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比任何時代的困難還要多，還要大。
我相信，中國人的后代在評价今天的中國歷史時，一定會認為中國的前途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識精英、依靠投机鑽營發財的經濟精英共同謀殺，也一定會惊訝于今天的中國人民為什么會如此容易被他們愚弄。對歷史，從上一世紀中期開始，我們這几代人确實難辭其咎。
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度，能夠很清晰地觀察到海外華人与中國大陸政治之間的脈動，在所謂“愛國主義”与“民族主義”糖衣之下，中共政府的腐敗統治得到了不少“愛國華僑”最大程度的理解与支持。每觀及此，筆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 卡萊爾的一句話：“長期以來，每個政府連同其智慧与愚蠢，是它的人民的絕佳象征。可以說，有其人民必有其政府。”
中國未來的前途只能依賴于人民本身的覺悟，以及他們的政治能力。
（博大出版社供稿，新聞稿標題為博大出版社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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