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圓：欠了兩個附件

【大紀元7月17日訊】(梁海涵按：香港立法會沙士調查報告引起關於問責的爭論，沒有達成全社會的共識，這是因為報告及輿論界已經自律，對於隱瞞役情的直正元兇諱莫如深，不敢直言。以至醫療管理層，醫務人員，受害者均感委屈，憤瞞不平。這是社會上公義不彰，是非不明的結果。現介紹明報加西版專欄作家圓圓的一篇文章，也許可以補充香港輿論的不足。)

沒機會得閱香港立法會做的沙士問責調查報告，所知都經過媒介的過濾。報告未建議政府應對問責者作何處分，公眾的反應則甚嚴厲。報告是立法會做的，立法會的民望相當高，被視為能反映民意，何以對要求有人下台的民情沒有預料而沒在報告中作此建議？隔岸觀之，這是報告撰稿工作小組的伏筆，讓公眾去自已作結論而得出最後的問責者是誰。

到了聯合國工作的陳太作的即時回應就有“事後孔明”語，她“人在外，法（立法會）令有所不從”的心態可以理解，所以一開聲便甚“寸”，然而不能因寸廢言，她說對了，報告所指那怕百分百正確，都是“事後孔明”，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當時發生的流感是一種傳染極快，足以致命而又無藥可治的新瘟疫，可是疫發時誰知道，中國說”沒事沒事”，香港非聽不可，要不然就是“傲慢，不與中央合作，對中央官和中國地方官不信任”，疫症在社區爆發是由非官方醫護人員揭發的，他們沒有非相信中國官方發言的“問責”不可才予以揭發，現在，真相大白了，就要由香港官方醫護人員以撤職或自動辭職的方式來“問責”，他們的責任只因沒有先見之明，合理的原則是知道真相後的不當措施才應由他們負責。報告的伏筆就在這裏：引導公眾往上溯源，現在，公眾的憤怒發向被點名的幾個人，看來沒有領會到伏筆的奧妙處。

報告如果夠問責，應該有附件一：向蔣彥永醫生致敬。如果沒有他以行動實踐良知的大勇，這個瘟疫不知要傳到多遠，要死多少人才會被撲滅，蔣醫生現在正為他的大勇付出代價；報告的附件二應是一封向諾貝爾發出的和平獎得獎者為蔣醫生的推薦書。

200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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