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与前景
一、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為何充滿矛盾？
二、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坏
三、中國的政治統治為何能夠維持“穩定”？
四、為什么中國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動力？
結語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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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的政治統治為何能夠維持“穩定”？
貪污腐敗肆虐、盜賊蜂起、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失業者遍布全國城鄉、黑社會化趨勢加快等等，确實已构成中國社會嚴重的危机。維持社會穩定的4大要素中的3大因素，即生態環境、民眾的必要生存條件以及社會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無法支撐社會的穩定，相反卻成了危机的直接來源。那么中國共產党的政治統治為何還能夠維持下去，且在外國觀察家們看來還穩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國政府越來越借助于政治整合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強化了政治高壓，將任何有組織的力量消滅于萌芽狀態。正是這些与現代政治文明嚴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 的統治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一）政治高壓重新成為整合手段
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陷入一盤散沙的崩潰局面，是因為近年來中國政府在維護內部秩序時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將一切不安定因素消滅于萌芽狀態”。中共政府努力造成這樣的現實：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能取代中國共產党統治中國，中共垮台必然導致中國的崩潰。由此推論出的邏輯結果就是：為了中國不陷于崩潰，就得容忍共產党通過“改革”達成的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近年來，中國政府大大加強了各种社會控制手段：
首先，借助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將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組織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使中國民眾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形成有組織的對抗力量，對工人農民的有組織的活動尤其如此。近年來，由于國營企業管理層的貪污腐敗，國有企業破產停產現象日多，大量工人下崗失業、拖欠應發工資、工作條件日益惡劣等引發的勞工糾紛和抗議示威活動不斷出現。中國當局動用武力鎮壓參加抗議示威活動的工人，并以种种罪名逮捕和監禁工人代表。遼陽市工人運動的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7年和4年徒刑。不少新興的“農民領袖”也面臨如此命運，當地政府往往先通過“胡蘿卜加大棒”把抗議的農民遣散，然后就以各种罪名逮捕領導農民進行抗議活動的“農民領袖”。
任何形式的社會反抗只要不是有組織的力量，對于擁有一切專政手段且有丰富專政經驗的中共政府而言，都無法构成重大威脅。近几年來，“危害國家安全罪”、 “泄露國家机密罪”与“陰謀顛覆政府罪”成了使用頻率相當高的政治罪名，其功能等同于毛時代的“反革命罪”，成了國家對個人栽贓陷害的合法形式。“大赦國際”2003年初頒布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鎮壓包括法輪功組織在內的宗教團體和一些少數民族團體，有100多万中國人未經過合法起訴被收押和遣送。 2001年底的統計數字顯示，大約有31万人在未經法庭審理的情況下被關進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數字，2002年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而判刑的就有3,402人[64]。
其次，利用利益控制与特務手段控制官員隊伍。官員們現在為政府效力，唯一的動机是為了利益。在當今的中國，當官是最好的人生出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 仍是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由于用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及“為人民服務”等虛幻的意識形態口號已經無法駕馭這樣一群唯利是圖的官員，中國當局開始借助一些極不光彩的手段，如利用抓貪污腐敗等把柄控制官員。這种反貪污腐敗的主要目的已經不是遏制腐敗，而是為了讓官員俯首听命、執行政府指令時不以個人良知為向背。就在2004年6月，中國政府甚至推出所謂“一二三反腐工程”（全稱為“新世紀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對策研究”）[65]，而這個反腐工程的要點無非是讓官員退贓，交錢買“官位保險”。在條文中，政府承諾不管官員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買路錢”，一律既往不究。從其實質來講，這個“一二三工程”是中國政府對銀子都進了貪官污吏的私囊嚴重不滿，于是就利用手中操有生殺予奪大權，讓貪官們拿出貪污所得來分贓，整個行動有如中國民諺所言，“竊賊手里強盜打劫”，其本意并不在于制止貪污腐敗，而在于分贓。這條措施實際上等于宣告，中國政府承認貪污腐敗合法化。
中國的官員們并非不清楚中國現在危机四伏的困局，也并非人人都從心底里認同目前這种“黑金政治”。但他們也很清楚地知道，在這架按慣性運作的巨大國家机器面前，自己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零件而已；若不按照官場慣性運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河南省政府對待愛滋病患者的態度就十分典型，當地政府藉口“疫情信息會成為境外反華勢力詆毀我國形像的口實”，迫害上訪的愛滋病人，當上訪者問警察為何要逮捕他們時，警察竟然說出了這种話：“想知道你（指上訪者）犯啥法啦，一腳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甚至坦言：“我們是政府喂的狗，讓咬誰就咬誰，全听當官的[66]。”文化層次稍高一點的官員則往往聲稱，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職業需要，我們心里還是知道誰是誰非”。這些話讓人不能不感到一种無以名狀的悲哀，因為這正好說明了中國人的价值觀分裂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當中，部分紅衛兵象狼崽子那樣打人殺人，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真在捍衛“神圣的無產階級革命”，做的一切在道義上都是對的；而現在，所有發布整人命令、負責監視匯報的人，在從事“職業需要”的一切工作時，心里也許知道所做所為未必正當，被整、被監視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惡不赦的事情，但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他們不僅參与整人或監視匯報，而且還非常投入，以便為自己的升遷或獎金墊上几塊鋪路的石頭。
不能設想這樣的政府能夠將中國引領到“現代文明國家”的行列中去。這一點其實只要看看中國政府對之表示友好的“國際夥伴”都是些什么國家，就非常清楚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如果要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作一總結，可以概括為几個特點：
1. 公共權力私人化：中國的權勢階層已經將公共權力一概視作為私人謀取利益的的資本，每年被查辦以及被悄悄放過的大量貪污腐敗案件就是公共權力私人化的最佳注腳。
2. 暴力“合法”化：擁有“合法傷害他人能力”[67]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員使用權力誣陷平民，漸成司空見慣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個縣公安局副局長勾結他人誣告私人企業主蔡寶銀，強行奪走蔡的1.8億元巨額資產[68]。如果說這個案件只涉及少數几個官員，那么2003年的鄭恩寵案件則是國家誣陷的一個典型。上海的“紅頂商人”周正毅勾結地方政府官員強行拆遷居民住宅，為受害居民辯護的律師鄭恩寵被當局以“泄漏國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鄭案表明，中國的各級政府越來越隨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誣陷手段對付一切他們不喜歡的人士。由利益集團操縱法律任意誣陷他們不喜歡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權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現象。
3. 政府行為黑社會化：近几年在各地頻頻發生的城市拆遷事件与農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奪民財的經濟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撐腰。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一的區別在于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种“合法的黑社會”比之于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
近几年來，西方學者使用“失敗國家”這一概念來分析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69]。上述几個特征正是這些“失敗國家的共同特點，中國目前与那些“失敗國家”的一個主要差別是中國還未出現從“軍隊政党化”到“軍隊私人化”這一轉化過程。
（二）意識形態戰略
于中國政府而言，上述政治高壓措施只是“治表”，最重要的還在于意識形態教育，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讓國民從內心深處認同現行政治體制。在實行新的意識形態戰略与加強公共領域控制方面，江澤民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要嚴厲得多，所采用的軟硬兼施策略比毛時代單純的政治高壓更容易成功且不露痕跡，因此也更不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反感。這种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為核心內容的意識形態戰略与公共領域的控制相輔相成，其主要策略如下：
1．通過學校教育向青年一代灌輸中共的政治思想
這种意識形態教育的中心內容是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人權等价值觀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害怕中國強大，一心想搞垮中國，人權等口號是美國等國際反華勢力借用的一張牌”這類用語，中國青少年一代耳熟能詳。這類宣傳是中國青少年通過學校教育獲得國際知識的主要渠道，最后讓中國的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美國情結”：在科學技術上以美國為師，在國際關系与社會制度上以美國為敵，在生活水准上追仿美國。這种情緒又轉化成當前流行的民族主義情緒，美國則經常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渲瀉不滿的對象。一些人在中國社會里積蓄了种种不滿，但無法針對當局發泄，轉而把美國當作“靶子”，認為美國是造成中國种种困難不幸的“万惡之源”。他們抨擊美國時所運用的恰恰就是官方灌輸的丑化西方的扭曲政治觀念。
在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認識方面，只看共產党教科書的青少年的認識更是混亂。許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大躍進”餓死几千万人的悲劇，也不了解“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為何事，只知道“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在如此教育浸染下，中國社會對毛澤東的認識、對毛澤東領導建立的這一專制政體的認識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混亂狀態中。90年代進入成年期的一代青年人中竟有不少人視毛澤東為理想的政治領袖、以“文化大革命”為理想社會的模本，動輒就在网上貼出“文化大革命多好啊”，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社會公正就不成為問題”等。羅馬政治家西塞羅有句名言：一個不知道自己出生前發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等于沒有長大。受過這种意識形態教育的青年，往往對西方民主思想具有免疫力，從未出國的青年人自不待言，即使目前身居國外的青年留學生中也可以找到不少這种人。不少學成回國的留美學者展現出這樣一种“邊緣人”心態：在美國受過的教育与經歷是其得以傲視國人的文化資本，而批評美國又是其在國內立足的政治資本。
意識形態控制其實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這种意識形態戰略還產生了一個奇妙的政治后果：無論是中共政府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在述說自己的觀點時使用的竟然是同一套話語（這套話語受毛澤東与魯迅兩人影響甚深）。在這一時期內進入中國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所使用的中文話語往往也是這一套。在此講述這點絕非多余，因為話語的功能不僅僅只是思想的外殼，它本身包含很強的价值選擇与价值判斷。可以斷言，在中國今后的政治生活与社會生活中，人們還將看到這套意識形態話語的強大作用。
2．全面加強對媒體的控制
中國政府壟斷了几乎所有媒體，并“与時俱進”地完善了毛時代對媒體的制度化管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從業者的胃”這种手段，迫使新聞從業人員“自覺”認同和扮演“党的喉舌”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識精英沒有任何輿論陣地可以依托。与現代文明國家不同的是：新聞媒體与中國政府之間的關系一直由共產党制定游戲規則，掌握發牌權”，新聞媒體處于受嚴格控制狀態。表面上中國的新聞媒體与公民享有各种自由，例如中國的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條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但事實上中國公民從來就未真正享受到憲法上規定的种种權利。因為中國現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及地方性法規都与憲法相悖，嚴格限制中國公民享受憲法所賦予的上述自由。僅在新聞行業，這樣的條文規章以立法形式出現的就多達60多种，而中宣部隨時根据形勢需要頒布的各种禁載規定就更不計其數。憲法的規定只是政治擺設，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也有政治文明。
据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公布，中國是世界上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國共囚禁了118位記者，几乎占全世界被關押記者總數的三分之一[70]。在中國政府眼中，邏輯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顛倒：制造社會不安定的人，不是貪官污吏及麻煩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評并指出這种問題根源的人。2004年的《南方都市報》記者“受賄案”，可以被看作是動用國家誣陷手段進行政治迫害的又一個最新例證[71]。
与此同時，中國政府加強了對互聯网的監控管理。自從1994年中國首次与全球互聯网聯通以來，中國當局不斷試圖控制中國的互聯网連接。初期的互聯网保安策略是嚴格限制國際性网絡連接。至今國際社會与中國的5個主要网絡之連接，仍經由代理服務器通過官方的國際“网關”，過濾和監察网絡電信是這一控制的焦點。國際社會將中國的网絡過濾系統稱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牆”。從1999年開始，中國政府不斷加大資金投入，网羅了不少計算机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擔任网絡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聯网這匹奔騰的“野馬”。2001年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互聯网出版管理暫行規定[72]，以法律的名義控制网絡。目前，中國正在建設一項龐大的“金盾工程”，2003年9月該工程部分啟動。据參与這個工程的外國專家稱，這一工程一旦完成，中國政府將擁有一個有能力“看見”、“听到”和 “思想”的全國性監控系統[73]，能夠實施對公民無所不至的行為監控，喬治· 奧威爾在《1984》一書里描寫的情況將在中國成為現實 。
3．對知識分子采取“收買”与“打壓”并行的策略
“六四”民運之后，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面臨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采用收買政策，用各种學術榮銜与物質利益作誘餌，將絕大多數知識精英納入了體制內。對于那類對現實持批評態度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則采取各种嚴厲的打壓措施，如規定各類媒體与出版社不准發表与出版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讓這些人所在的工作單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將他們開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對于社會影響極大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則派國安局特務跟蹤監控、搜查住所、進行人身迫害，想方設法迫使他們离開中國。
這种軟硬兼施的策略極其有效地消彌了知識精英的批判意識，大多數知識精英根据本身的資源占有狀態調整了治學方向，對政治与社會問題采取了犬儒主義的苟且態度。從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政府与知識分子的關系前所未有地和諧，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動”。這一“良性互動”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國知識精英的主流已經默認威權政治的合法性。部分鋒頭頗健的精英甚至公開提出：“中國國情所限，只能實行威權統治”；“一個現實的出發點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論說已經破產，而且施行于中國是否具有有效性無法預測”；中國應該實行一种“父愛主義”的“現代仁政理論”[74]，這种“仁政”當然還是以“賢人治國”的 “人治”為特點。此論一出，頗受海外中文媒體追捧，似乎中國舍此無他出路，中國對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屬枉費心思之舉。
就是在這种時代背景下，与現實處于隔离狀態的錢鐘書才成為政府与學界共同追捧的“學界泰斗”与“一代文化名人”；錢先生那些与現實完全不同构的知識，才會被吹捧為這個時代的“最高文化成就”与“學術里程碑”──沒有思想自由的極權專制造就与鼓勵了這种完全与現實隔絕的文化，也為這种文化產品造就了無數的欣賞者与追慕者。除了部分有智囊情結的知識精英忙于思考各种“對策”与上“條陳”之外，大多數知識精英越來越滿足于在現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少部分利用在80年代与90年代尚有生存余地的民間話語積累了社會聲望的知識精英也因利害考量，漸漸以遠离社會的所謂“純學術”自居，与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种精巧的互動關系，目前正安享著政府賜予的各种榮銜，埋頭做著“善終考”的功夫。
知識精英的墮落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墮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知識界与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們提倡的“合作主義”精神，對維護政治統治的穩定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迅速分裂，那些處于社會邊緣、無法進入知識圈中心位置的失業大學生們与這批知識精英的關系，有如當年毛澤東這類小知識分子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關系；這兩批人對政府的態度也有如當年這兩類知識分子的態度：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識分子批評政府、呼喚革命，而躋身于既得利益階層的知識精英們則要与政府合作并力圖保持現狀。
（三）精英集團聯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國政府表面上堅持自己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官員們卻忙于和經濟精英們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關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總財富的 85％已經成為少數政治、經濟精英們的囊中之物，中國政府因此調整了自己的階級合作戰略。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為政治精英与經濟精英合作拓展了廣闊的解釋空
間，“讓資本家入党”只不過是讓經濟精英進入體制有了一條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國的知識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產階級一旦成熟以后，就會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權利。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滅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將經濟精英与听話服從的知識精英納入體制內共享利益，但絕對堵死可能導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讓經濟精英与知識精英分享政治權力。
對于來自于底層的社會反抗，中國政府則越來越依賴于明顯的暴力鎮壓，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撫工作。2003年曾發生數起因抗議無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個自焚未遂者如周永華不僅未得到安撫，反而被投入監獄。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為“關于維護群眾上訪現場秩序的工作意見”的法規，明确規定“對采取自殺、自焚、自殘等極端行為的，公安机關及時制止和救治，對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依法追究責任”[75]。這部法規表明，中國政府已經用法規的形式將敉平社會沖突的重點從對底層的安撫轉為政治高壓，公眾甚至連自殺抗議的權利都被強制取消。這种懲治自殺者的方式除了中國“文革”時期對自殺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絕于党，自絕于人民”与之相類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說，對付地方性的小規模群體性反抗，已經成為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日常作業，這方面他們已經積累了非常丰富的經驗。在精英集團聯盟日益加強的情況下，不掌握任何資源的社會底層動亂雖然有如烽煙四起，卻因消息被封鎖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區，無法形成跨地區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鎮壓下去，根本無法构成對極權統治整體性的威脅。
（四）外資的大量進入与國際社會中政治壓力的微弱
將前蘇聯的國際關系与中國今日的國際關系相比，就會發現今天的中國相當幸運。前蘇聯与歐美國家一直處于冷戰狀態，兩大陣營之間并無多少經濟交往，因此也就沒有形成牽絲攀葛的各种利益關系。而今天的中國不同，對外開放使得中國与世界各國形成了多層次的經濟交往。到2003年12月底為止，中國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65,277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041.71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占据重要地位[76]。在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18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國投資[77]。目前，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僅次于美國，居發展中國家之首。
預期中的巨大商務利益，使西方民主國家不再象冷戰時期那樣重視它們与中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實上都受到本國商界的掣肘。在國際資本眼中，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投資市場，中國那13億人口的購買力不可忽視，至于中國的政治形態与人權狀況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即使當他們弄明白中國有購買能力的人口其實最多只有3億左右，但對于人口總數基本上都低于3億的發達國家的財團与商人們來說，這就夠了。正因為如此，當日本在 1989年率先与中國恢复經濟關系以后，法國、德國相繼放棄了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重新交往，這种交往背后當然是經濟利益与巨額的商業合同。一些號稱 “中國通”的外國學者給本國政府的公開建議是：“要想与中國保持經濟交往，千万不能批評中國政府”。在法國与德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成為“政治問題” [78]。國際社會這种實利主義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國政府在香港中學的教科書中可以如此總結自己處理“六四”事件的“睿
智”：“1989年6月，中國國內爆發了‘六四事件’，中國在國際上一度受到孤立。當時中國采取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國孤立而采取敵對態度，以靜候与外國關系改善的時机到來。 1996年，大部分國家与中國關系恢复正常，中國在國際上再擔當重要的角色[79]。”
這种壓力減輕是逐漸的過程。香港回歸并逐漸納入中國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灣近年來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獲成功，隨著台商進入大陸投資者日多，台灣的政治形勢已經大為改觀，長達70多年的宿敵國民党由于失去了執政地位，不少老國民党人出于對“台獨”的深惡痛絕，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与統戰對象，台灣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經出現了多個台灣人聚居小區。即使在SARS為台灣帶來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 月，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都比2002年同期增長74％[80]。如果沒有什么特別不利于中國大陸的事情發生，可以預見，香港、台灣這兩個歷來被中國政府視為 “反華勢力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已經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國政府的話來闡述，目前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于我國”。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曾經是美國讓中國政府因人權問題備受難堪的場所，但中國政府的外交“智慧” 确實在90年代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這個委員會的53個成員國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國、北朝鮮、蘇丹、越南、剛果、津巴布韋等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狀況很差的國家占据，這就給了中國很大的外交活動空間。除了利用這些國家在人權狀況上“同病相怜”這點情結之外，中國政府還成功地運用了“國際援助”等金錢外交手段。一直以捍衛人權為使命的美國，終因在這個委員會中有太多的敵人而于2001年落選，此后
雖然在這個委員會中重新獲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這個委員會中原有的影響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美國沒有提出對中國人權的議案，雖然被解釋成“伊拉克戰爭時期美國外交的犧牲品”，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轉變的一個風向標。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國獲得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頒發的人權獎。雖然這個獎項被國際人權團體視為人權史上的極大恥辱，是對人權本身的羞辱，但中國政府卻為此沾沾自喜。
自從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國國會投票表決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手中已經不再握有“人權外交”的籌碼。對于中國政府而言，美國淡化“人權外交”，算是達到了中共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對中國國內的民主化進程而言，這卻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國政府不斷加緊控制傳媒，加強對反對聲音的鎮壓，國家安全部對社會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廣泛并公開化，實際上就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逐漸軟化立場的結果，因為中國政府不需要再擔心來自美國的干預。
源源不斷涌入的外資大大抵消了資本外逃對國家外匯儲備构成的壓力，為中國政府贏得了相當充裕的時間，可以比較從容地應付銀行系統巨額坏帳帶來的嚴重問題。
中國与各國建立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也對中國問題研究圈有影響：冷戰時期歐美各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他們的研究對象蘇聯很少有友好態度，而現在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則對中國充滿了好感与友善。近几年來，中國政府与國際社會共同創造了兩個前景燦爛的神話：一是中國加入WTO以后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進
步會帶來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助于打破中國的新聞封鎖。前一個神話只能說是持此論者一廂情愿的美好希望，因為WTO不過是國際社會的經濟游戲規則，不可能期望通過它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為西方投資者在中國的預期利益未能實現，這個神話正在西方社會逐漸退色。第二個神話則被中國政府無情地擊碎了，如前所
述，中國政府投資几億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為中國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強社會控制貢獻力量。但這些不斷破滅的幻想在短期內并未降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美好期望，中國的任何小小的一項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釋出讓人感到前景光明的無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區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國問題專家熱情洋溢地解釋成“政治體制改革与三權分立”的試驗；此外諸如中共“十六大”召開以前的“新聞體制改革”神話，“十六大”以后的“胡溫新政”神話，以及“SARS危机將會促使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測等等，都是這种友善態度的結晶。
國際社會現在對中國政府真是充滿了友好和熱切期望，這是前蘇聯當局從未遇到過的好運。這种好感已經使得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應該被忽視的信息：比如中國政府從SARS事件上總結的教訓，絕對不是開放輿論、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緊密地對傳媒加緊控制；政府為了從紙面上徹底消滅SARS，臨時制定了一條政策性法規文件，將傳播SARS信息的人視為傳播謠言、擾亂人心，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嚴懲；至于中國不斷發生的記者与网絡异議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學者看作個案和個別政府部門的過當行為。
盡管國際社會里仍然有很多組織和人士非常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政治自由，但他們畢竟不能左右各國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筆者以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錦上添花的作用，絕非雪中送炭。當年蘇聯若不是要建立一個以自己為領袖、能与西方對峙的龐大紅色帝國，絕不會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來“支援”世界革命与中共。
上述所有舉措均有利于中共統治的“穩定”。但中國政府并未利用這一時机實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熱衷于用營造經濟繁榮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資，与此同時采取各种為淵驅魚的方式激化著各种社會危机，加劇各种社會矛盾。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