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
一、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為何充滿矛盾？
二、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壞
三、中國的政治統治為何能夠維持“穩定”？
四、為什麽中國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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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爲什麽中國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動力？
從90年代以來，中國對經濟體制的改革進入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補狀態，完全放棄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一詞本來包含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性變革在內，但中國政府現在卻把各種政策規定的改變都挂上“改革”這塊招牌，甚至許多違反社會公正、傷害多數民衆利益、只有利於少數利益集團的政策變動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義務教育被“改革”成“教育産業化”，公費醫療體制被“改革”成“醫療商業化”，這類假“改革”之名、行敲剝民衆之實的例子舉不勝舉。可以說，“改革”這個曾經讓中國人充滿希望的概念已經被嚴重異化，所有能使中國的政治制度發生進步變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滯狀態。究其原因，這與兩個重要因素有關，一是民衆的“聖君賢相”幻覺，二是開放以來形成“政治退出機制”導致精英集團行爲短期化。
（一）中國人的“聖君情結”與“清官夢”
中共統治之所以能維持穩定，與民衆對中共政府及社會主義制度還存在極大幻想有關。在許多民衆心裏始終存在著一個理想中的中囯共產黨與一個對人民極其負責的黨中央，這是多年來中共通過反復教育宣傳在民衆頭腦中定格的形像。許多民衆把目前中國存在衆多嚴重問題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爲：中央的“經”是好的，只是被下面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縣有大批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農民，儘管當地政府官員把他們視爲“鬼魅”，百般打壓，但他們還在期待著“唯一的青天──中央”來解救他們。那些愛滋病患者說：“實際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邊就搞壞了”，“他們（指上蔡縣官員－作者注）所作所爲不符合共產黨邏輯，共產黨一貫做事光明磊落”，“他們就象國民黨（事實上說這些話的人並未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過──作者注）”，“現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們又見不到。一到下面就變樣了[81]。”
中國思想界對民衆的這種認識持兩種評價，部分人認爲這是民衆的策略考慮，以便通過這種表述來爭取中央同情，藉此保護自己。另一部分人則認爲：民衆一直懷有“聖君情結”與“清官夢”，以爲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願將中國引領到光明之途，只是由於貪官污吏處處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義精神願意爲人民辦實事的“清官”無法施展才能，結果導致目前這種局面的出現。
筆者以爲，這種“現代聖君賢相”的幻覺其實是中國傳統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農民文化的現代版，在中國有極深厚的民間基礎。中共長期以來意識形態教育的結果，不但未改造這種文化，毛澤東時代還通過“造神”運動把這一觀念推到了極致，只不過“聖君”從封建時代的皇帝變成了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罷了。幾年前朱鎔基就任總理時，就是被視爲“賢相” 而被賦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載了太多的民意和過於厚重的期望。這固然因朱個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極富魅力，但歸根結底還是民衆的“聖君賢相”夢想在起作用。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民衆再次寄希望於一點：共產黨高層權力的代際更替能讓所謂的“黨內健康力量”上臺，從而維持中國的發展和社會穩定。中共“十六大”之後，一如當年對朱鎔基的熱切期望一樣，人們多少有點一廂情願地盼望著新一屆領導人有能力有決心抑惡揚善、除奸舉賢，把中國帶入一個文明興旺的新時代。多數國人所期盼的“新時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識形態的長期灌輸下，中國人大多對民主政治其實並不瞭解，不少人還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虛僞的這一觀念──而是“新”在能夠安居樂業：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質文明潮流別將自己拉下太遠，農民則盼望政府能讓自己維持溫飽。
其實，這種植根於“聖君賢相”夢想的期盼忽視了現代政治的一個基本特點：專制政權初創時期的領袖往往是鐵腕強人，其個人的超常規權力經常超越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於是國家興衰、民衆安危往往取決於強人領袖的個人意志；而這種政權進入成熟期、且結束了強人政治後，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於領袖個人的力量，領導者的個人意願往往只能服從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正因如此，毛澤東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規的個人權力，並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但他的繼任者鄧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從制度的慣性；此後的領導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來越爲現存制度的慣性所支配。領導者對現存制度所賦予的合法地位依賴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間就越小。
“聖君賢相”式幻想不僅存在於工農民衆當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識份子當中。然而，這種幻想卻一次又一次被嚴酷的事實無情地擊得粉碎。山西省記者高勤榮因寫“內參”揭露運城地區當局弄虛作假、大搞假“滲灌工程”，次年即被該地政府以“受賄罪、介紹賣淫罪、詐騙罪”誣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副社長桂曉琦將中央政府歷年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彙編成冊出版，幫助農民瞭解有關的政策法規和他們的權利，結果該書卻被江西省政府宣佈爲“反動書籍”，強行全部收繳，桂曉琦爲逃避省公安廳的追捕被迫流落外鄉[83]。高勤榮是想藉“內參”向中央反映情況，桂曉琦則是想借“中央文件”這柄“尚方寶劍”幫助農民，但他們信賴的“中央”卻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支援或保護他們，而是聽任地方政府踐踏蹂躪這些有良知的知識份子。
2003年SARS爆發初期，中國政府按慣例封鎖疫情消息，從而導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不得不將衛生部長張文康解職，讓他充當政府撒謊的替罪羊。但許多中國人寧可相信隱瞞疫情只是張文康的個人行爲，而不願意承認這只是張按照體制運行慣例所作的反應。其實中國政府早有保密法規明文規定：“重大疫情屬於國家機密，不得隨意披露”，況且控制新聞以“維持社會安定團結”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國，民衆對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資訊沒有知情權，而政府通過一整套等級森嚴的“內部文件”制度讓各級官員按級別獲取“內部”資訊。最近，中國一些鼓吹“現代仁政”的學者又在勸說民衆相信統治者的道德力量，繼續重復這一“聖君賢相”的夢想。
筆者不否認自己在90年代寫《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時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統治者能夠爲本階級的長期利益著想，將狼與羊的關係維持在一個能夠讓羊群維持再生産的臨界點上，因爲雙方畢竟生活在一個共同的世界裏。但當筆者閱讀了大量有關拉丁美洲國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獻之後，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專制（或極權）國家的任何改革，毫無例外都是該國權勢階層與精英群體重新瓜分資源的過程；改革的口號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稱是爲了民衆利益著想，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事實。而在精英群體中居於弱勢地位的知識精英，爲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塊，整體上也必然走上與政治經濟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聖君賢相”幻想之現代版的存在，也與當代中國的冷酷現實有密切關係。在考慮當代中國問題時，還需要考慮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備有組織的反抗能力，而新聞管制也使得民衆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在傳統社會中，官民對峙所憑藉的裝備雖有優劣之分，但畢竟同屬於“冷兵器”時代的産品。而在如今，民衆充其量擁有熱兵器時代的早期裝備，而官方卻擁有核武器時代的先進裝備，以及資訊時代的一切先進通訊、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對稱是盲人也能看見的事實。與此同時，官方還擁有發佈一切資訊的權力，鎮壓民衆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釋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陰謀顛覆政府的暴亂”。在這種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無反抗能力，也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
中國民衆與官府的關係，吳思在他的《潛規則》與《血酬定律》[84]這兩本書中都有極爲精當的分析，那些“元規則”與“潛規則”至今還在支配中國社會，並未成爲歷史，“出售英雄”的戲劇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斷重演，只不過出場的人物與時代有所變化而已。
第二，民衆既然無法對抗體制化暴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只能使用個人暴力報復社會，而這種個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物件往往是社會上的弱者，並非有能力保護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幾年轟動一時的張君犯罪團夥，雖然聲稱自己是報復社會不公，但其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人曾經施害於這個團夥的任何成員。近年來中國刑事犯罪案件高發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體制化暴力催化了個人報復性暴力。
（二）另類“政治退出機制”與精英集團行爲短期化
生活在一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衝突日益增多、生態環境明顯惡化、道德秩序崩壞的社會裏，窮人感到絕望，富人感到擔憂，幾乎沒有多少人有安全感與幸福感。於是今天的中國人變成了世界上最愛離開母國到他國“尋找幸福”的族群。這種對外開放帶來的移居國外的機會，無異於給中國的貪官污吏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政治退出機制”。這個“退出”，不是指他們在本國政治舞臺上退出權力中心，而是指他們在憑藉權力資本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後，退出這個被他們折騰得千孔百瘡的中國。因爲有這一“政治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沒有政治責任感的統治集團。
中國的官僚階層通過“內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學者和民衆不知道的社會經濟真相，他們的危機感其實比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要強烈得多。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個繼續撈錢的方便場所而已。近年來歐洲一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新西蘭、加拿大等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爲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大舉措，就是因爲中國有著龐大的出國留學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發生的資金外流高達40多億美元，其中不乏讓子女借讀書之機出國“打前站”者。如果說“鈔票”也是一種選票，那麽中國精英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投”了什麽樣的“票”。
這一“政治退出機制”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幾乎可以用近年來在海外定居的中國大陸人的數量與資本外逃數額作爲衡量指標。被中國政府與民族主義者詈罵有加的美國則成爲中國精英們到國外定居的首選，它那富饒的東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灘，近百年來中國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總會在這片海灘上留下幾片貝殼。如今，遷居這些地方的中國新富們如同過江之鯽，彙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爲。
由於這種另類“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兩大精英集團的成員不必再與本國人民共同承受必將到來的各種社會危機，共用嚴重污染的生態環境。對統治集團來說，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儘量維持眼前的政治社會穩定，將目前政治體制所賦予的權力資本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保證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財富，積累“退出”所必須的本錢。因此，精英集團成員的行爲明顯的短期化。
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一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污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貽d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中國既然不再被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員視爲家園，他們自然也不必再爲過分壓榨而産生後顧之憂，中國歷史上有關統治者與人民的傳統“舟水理論”（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約束作用。因此，可能給眼前的利益攫取帶來風險、並使統治集團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被統治集團無限期擱置。
【結語】
本文第二部分所談的問題正嚴重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分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於中國政府在短期內維持政治統治的穩定。
本文的分析還表明，希望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能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那些認爲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之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它花費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設施”，如輿論控制、政治高壓、由防暴警察與國家安全部構成的“安全系統”等，能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但筆者的看法卻沒有那樣樂觀，儘管中囯共產黨通過種種以“改革”名義出臺的措施與對國家機器的修補，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國社會變成一個無法“革命”的社會，從而使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能夠在今後10到15年的時間裏勉強維持下去，但這樣一個距離現代民主政治越來越遠，既不能保證人民的生存權，且被本國精英棄如弊履的國家，稱得上是在“健康發展”嗎？中國的實況並不是“地面上鋪滿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是有限的，中囯共產黨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於中共“党國一體“的長期統治，執政黨撐不下去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上大動亂不一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將比以往任何時代的重建都困難得多。
中國究竟應該維持目前的專制政治還是應該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現成的：維持目前這種體制，就是維持少數精英集團對人民大衆的掠奪。那麽剩下的問題是：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又將如何？君不見，在拉丁美洲一些號稱“民主化”的國家中，人民不是依舊生活於水深火熱當中？
可以預見，中國的民主化將會是一個漫長曲折且危機四伏的過程。根據中國百餘年來引進西方文明那種種“淮桔成枳”的經驗，以及目前中國已具備“失敗國家”的基本特徵這一現實狀況，筆者只能說，民主化將使中國在威權體制之外多了一種選擇的可能，但並非包醫百病的靈藥。中國是否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區別在於是由誰來電腦會成本。對於一部分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時間伺機“退出”中國；而對於另一部分還希望（或因種種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備了操縱“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備這一能力，“改革”也許可能開始；對於公衆來說，則有一個由我們這一代來支付改革成本，還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問題。
兩百多年前美國發生了偉大的獨立戰爭，其導火線是“波士頓傾茶事件”。該事件發生後，美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討論：與英國的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結論是，現在固然可以不開戰，但這場戰爭遲早還是會發生；既然戰爭不可避免，與其讓子孫後代爲獨立付出血與火的代價，還是讓我們這一代人承擔責任吧。於是美國人民在其開國元勳的領導下，書寫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一筆。
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拿出美國人民當年的勇氣？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百年立憲的悲劇，不應該再有一個150年還建立不了現代民主政治的悲劇。曾經有過輝煌文明歷史的中國人，應該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選擇。
（初稿於2002年12月；二稿於2003年7月，作爲《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之前言發表（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完稿於2004年5月）
【注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細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的，應當委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法規性文件《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3月15日）。該文件刊載在國家統計局的網站上，網址是www.stats.gov.cn。
[2] 有趣的是，2002年一些與中國關係不甚密切的學者對中國統計局的資料進行質疑時，還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外國學者出面論證，中國經濟增長率高達9.8％左右，他認爲中國統計局的資料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3] 這一規定內容詳見“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公安部、總參謀部、外交部、國家旅遊局《關於外國人在我國旅行管理的規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開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國務院及各部委頒佈實行且至今並未廢止的對外及涉港澳臺地區資訊保密的法規性文件共有60多項，其中包括旅遊、出版、攝影、複印、閱讀圖書資料、發佈統計資料、對外經濟合作提供資料保密、對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對外交流、舉辦科技展覽會、複印資料等。見《中華人民保密法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 按照中國的《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會調查專案申報須知》（2000年3月20日 ）的規定，所有涉外社會調查只能由經由國家統計局民間與涉外調查管理處批准認可的機構負責，指定的受託調查機構名單載於“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閱上述資料，可至中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統計資訊網，網址爲：www.stats.gov.cn。
[5] 《美國之音》（VOANEWS），2004年5月6日。
[6] 《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2月8日。
[7] 這種觀點的變化可從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報告、美國商會2003年8月公佈的《白皮書》、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發佈的研究報告中找到清晰軌迹。
[8] 僅舉一個極小的例子：一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曾請筆者于2003年2月25日去該校演講，但因在演講提綱中講到“中國政府近年來越來越依賴於政治暴力維繫統治”，被指定作翻譯的一位中國學生看了後與校方交涉，認爲這是對中國不友好。於是該校邀請者要求筆者在演講中不要批評中國政府，被筆者拒絕，此次演講作罷。2004年該校邀請筆者再去演講，最後因爲受到部分學生反對而未成行。而這些學生反對的理由也同樣是“政治上太敏感了”。
[9] Mei DuZhe, “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 Chinese Media in America,”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ume 1, Issue 10, November 21, 2001.
[10] 《新聞晨報》，2004年05月17日，http://www.sina.com.cn 09:08。
[11] 出處同上。
[12] 王維洛：“從三峽工程環境‘評價’看科學如何淪爲政治的婢女”，《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2年第4期。
[13] 《羊城晚報·新聞周刊 》，2000年6月15日。
[14] “大赦國際”，“關於三峽移民被捕的緊急呼籲書”，2001年4月23日發自“大赦國際”倫敦總部。
[15] “淹沒土地，地球變暖：大壩排放的溫室氣體”，http://www.irn.org/wcd/IRNGHGsfromDams。
[16] “三峽工程問題浮現，南水北調步履艱難香港”，《太陽報》（香港），2002年4月24日。
[17] 新華網，2003年12月12日。
[18] 中新網，北京2001年12月15日消息。
[19] CCTV.com（中央電視臺網站），2003年12月23日。
[20] “産業結構制約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現6年新高”，http://www.zxrs.com/news/new.asp?id=2719。
[21] 按照“勞動年齡人口扣除從業人口即爲失業人口”這個國際通行口徑，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的資料，計算得出的2000年中國城市真實失業人口數是1億左右，城鄉總失業率爲12.4％。但這裏有兩點要說明：第一，中國政府刻意用數位遊戲掩蓋真實失業人口資料，在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城鎮就業人口中，包括一部份未在任何行業或機構就業的隱蔽失業人口（即下崗待崗人員），這個數位1999年爲5,438萬，2000年爲6,286萬，如果把這6,286萬隱蔽失業人口計入失業總數，2000年中國的城鄉總失業率至少爲20.2％。第二，按照國家統計局規定的統計定義，留在鄉村不能充分就業的農民和在城市裏流動而未能就業的進程農民全部計入農村就業人口，如此就掩蓋了城鄉總失業率的真相，因此這個20.2％的城鄉總失業率仍然是大大低估了的。
[22] “教育部官員解析大學生就業難”，《中國青年報》，2002年3月27日。
[23] “2002年就業率53％”，《中國青年報》2002年7月11日。
[24] “天之驕子爲何成爲就業負擔？”中國新聞社2003年7月11日新聞稿。
[25] 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新華網（www.cer.net），2004年6月2日。
[26] “2004年，大學生遭遇降薪寒潮”，原載《中國新聞周刊》（http://news.tom.com），2004年6月16日10時30分。
[27] 《新快報》（廣州），2003年1月17日。
[28] 中新網，2003年4月17日。
[29] “中國白領是世界上最累的”，千龍教育網（http://edu.21dnn.com），2003年3月20日。
[30] “每年至少25萬人自殺，成中國青少年頭號死因”，《中國青年報》2003年9月8日。
[31] 程曉農，“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3年第1期（總第80期）。
[32] “中國今後實行高校就業率與招生挂鈎”，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
[33] “我國人均耕地減少0.04畝”，2004/2/25，14:30:44，見國土部網站。
[34] 《中國改革報》，2003年12月29日。
[35] 《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3）。
[36] “農業和農村經濟面臨新問題”，《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3月30日。
[37] “中國土地憂思錄“，《南風窗》，2003年9月上。
[38]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
[39] 《南國今報》，2003年4月30日第4版。
[40] 《勞動內參》，1997年4月第41頁。
[41] 朱敏，“非公有企業女工調查報告”，《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4月。
[42] 《深圳商報·深圳周末》1998年9月27日。
[43] 《中國合作新報》，1999年6月21日。
[44] “我國職業災害概況和對策”，《勞動安全與健康》，1996年1月號。
[45] “1996年全國安全生産情況通報”，《勞動保護》，1997年6月。
[46] 《勞動保護》，1997年9月。
[47] 《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2月27日1版。
[48] “解密南丹人禍”，《南風窗》2002年6月上。
[49] 《法制日報》（北京），2001年1月17日。
[50] “生命的哀號”《羊城晚報·新聞周刊》，1999年5月20日-5月26日。
[51] 新華社北京4月9日電，載《深圳法制報》2001年4月10日第4版。
[52] 《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3月17日A7版。
[53] “1999年勞動爭議處理情況分析”，《勞動與爭議》，1999年第5期第17頁。
[54] 《新華文摘》，2000年6月號。
[55] 均見於《南方都市報》2001年1月6日A07版。
[56] 《金華日報》，2001年2月19日第1版。
[57] 《周末》，1999年3月12日第3版。
[58] 《羊城晚報·新聞周刊》，1998年10月22日-10月28日第2版。
[59] 《南方都市報》，2000年1月17日17版。
[60] 《南方都市報》，2001年3月25日A06版。
[61] 《羊城晚報·新聞周刊》1999年6月，總第130期。
[62] 《南方都市報》，2001年6月9日，A18版。
[63] “鄉鎮煤礦爲何事故頻發”，《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6月3日第3版；“腐敗：小煤窯之根”，《中國礦業報》1998年12月2日。
[64]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人民日報》2003年3月12日。
[65] “反腐特別行動──‘一二三工程’正在醞釀”，新華網，2004年6月16日。
[66] 胡佳，“河南官員如何應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見www.chinesenewsnet.com。WHO即世界衛生組織英文全名的簡寫。
[67] 此爲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中的用語。
[68] “1.8億資産如何一夜被奪，億萬富翁爲何亡命天涯?”（http://finance.tom.com），2003年11月24日；“唐氏夫婦億元財産來源調查”，《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69]Robert I. Rotberg,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The Washington Quartly, Summer 2002（http://www.twq.com/info/archives.cfm).
[70] “118 Journalists in Prison on December 31, 2001,” Journalists in Prison in 2001（http://www.cpj.org/）.
[71] 王健民，“中國新聞史的黑暗一頁”，《亞洲周刊》，2004年4月10日。
[72] 新聞出版總署、資訊産業部令(第17號)：《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該規定經2001年12月24日新聞出版總署第20次署務會和2002年6月27日資訊産業部第10次部務會審議通過，2002年5月公佈，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Md
[73]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揭秘”，原文見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 ShieldEng.html.
[74]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2004年1月發表，見“法學時評網”（http://www.lawintime.com/）。
[75] 《京華時報》，2004年4月5日。
[76] 《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2月24日。
[77] 據新華網和外經貿部網站的相關資料。
[78] 筆者2004年4月至德國訪問，幾位留學生告訴我：“你現在來情形還好一點，如果是去年冬天以前來這裏，任何批評中國的言論都會引起政治問題”。筆者曾詢及一些學者，這一說法得到印證。
[79] 張文光，“港教科書‘六四’內容形同篡改歷史”，《大紀元時報》2004年5月31日。
[80] “臺灣反思薩斯風暴對投資大陸影響”，VOANEWS，2003年5月29日。
[81] 胡佳，“河南官員如何應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見www.chinesenewsnet.com。
[82] “一名記者的功罪是非”，《中國社會導刊》，2001年第1期；“耗費億元製造抗旱神話樣板工程原來漏洞百出”，《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
[83] “一本奇書的奇遇”，《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頭版。
[84] 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