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特約希望之聲廣播電台記者易帆報導）香港七一大遊行後一天﹐記者通過越洋電話采訪了在北京女兒家的前中共中央委員、趙紫陽秘書鮑彤。 鮑彤接到電話後“大吃一驚”﹐同時“喜出望外”。 他稱他已經四個月沒有能與外界正常通話了﹐並稱這次封鎖是最長的一次﹐以往都是十天﹐八天而已。此次記者與鮑彤的對話可能是一次僥倖的機會﹐因為通話二十分鐘後電話又被切斷﹐記者之後再屢次嘗試給鮑彤打電話﹐通話幾秒後均被切斷。
記者：剛剛發生的香港七一53萬人大遊行﹐要求“還政與民”﹐您聽說了嗎﹖
鮑彤：聽說了。
記者：您對此有什麼想法嗎﹖
鮑彤：我看那就是說明民意強烈，民意、老百姓的要求非常強烈，我想即使沒有那麼多人上街，這個民意也是不得了的，有這麼多人上街，那中央政府更應該重視。如果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的話，那麼他就應該對自己的老百姓，不管是大陸的老百姓，還是香港的老百姓，都應該有充分的尊重，中央政府應該是為所有的老百姓服務的，我想民意就是上帝。
七一本應是一個大喜的日子﹐因為中國終於在香港經受了九十多年殖民地統治後拿回了主權﹐是值得高興的。但最近兩年﹐七一變成了香港老百姓遊行抗議的日子。政府決不能漠視民意。中國現任領導人說要“以民為本”﹐政府的權力是從老百姓處得到的﹐所以老百姓要求普選﹐也是符合中國領導人要求的。
我最近談到中國人要誠實。中國領導人說要“以民為本”﹐香港人擁護中央﹐要求普選﹐中央應該高興。政府與老百姓的關係應該清楚。
記者：您認為政府具體該做些什麼呢﹖
鮑彤：我想應該更深入的了解老百姓的意圖，滿足他們的要求。中央政府的任務，就是滿足老百姓的要求，而不是反對老百姓的要求，我想這是一個中央政府，一個稱職的中央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記者：在南非曾慶紅被指僱凶槍擊法輪功學員﹐您對此有什麼想法嗎﹖
鮑彤：我不了解這個情況，我想如果他(受害者)是中國人的話，政府應該對這個事情表示關心，因為是中國的公民在外國受了傷，應該對負傷的人表示關心、關懷。如果他不是中國國籍，但是是華僑，是海外華人，我想做為炎黃子孫，也應該以手足之情對他表示關心。我不知中央政府外交部的發言人有沒有對這位中國公民，或者這位海外華人的負傷表示關心、表示悲痛、表示同情？
記者：沒有，恰恰相反..沒有一點同情的意思。
鮑彤：那我想如果要做政府，對自己的子民應該表示關心、應該表示同情，我想這是一個政府的責任，否則沒有資格作政府。
記者：您知道蔣彥永醫生嗎？
鮑彤：他是我五十年以前的同學，他一直在給我看病。
記者：您知道他最近的情況嗎？
鮑彤：不知道。
記者：他最近消失了﹐有媒體報導說是江澤民下令抓的。 蔣夫人被放回來，出來以後身體欠佳﹐而且有話不敢說。
鮑彤：我不相信有這種事情，因為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是有言論自由的，因為剛剛開的人大又加上了一條，說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權，所以我相信這樣的事情不應該在我們國內發生。
蔣彥永醫生是一位很誠實的醫生，他是我的老同學，我尊敬他不光是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也不僅僅是因為他經常給我看病，都不是。我最尊敬他的就是去年SARS流行時，是他首先揭露了中國衛生部長撒謊，從而使中國SARS流行的情況能夠為中國老百姓自己所知道，也能夠為全世界的旅遊者、全世界的衛生組織所知道，這樣子對了解SARS正確情況，及時的遏止SARS在中國和世界的流行，是有很大功勞的，我想他是因為這件事情受到中國人民極大的尊敬，在全世界也享有極高的聲譽。他非常勇敢的批評這個撒謊的衛生部長，從而讓中國老百姓跟全世界老百姓了解了SARS的真相。對這樣的一位醫生，我想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他，中國政府應該以他為驕傲，應該覺得尊敬他、保護他，即使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應該保障他的言論自由，也應該尊重和保障他做為公民的權利，更何況是這樣一位受中國老百姓和世界醫務界尊敬的一位醫生呢？所以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一件事情可以發生在中國。如果發生了，我想唯一的辦法是立即改正錯誤，除此以外絕沒有第二個辦法，我想應該是這樣。
記者：據說是因為他給溫家寶寫的一封要求給六四正名的信傳到外界來了。
鮑彤：我知道，我想大概是今年開人大會議前後，大概在這個時候我知道這件事情，我想如果是跟這件事情聯繫起來，那就更不應該了，因為這不過是他表達了中國許多老百姓心裡要說的話而已。
記者：趙紫陽先生你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嗎？
鮑彤：沒有，我跟他沒有什麼聯繫，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聯繫，所以我不知道消息，中國的報上，中國的廣播上、電視上，也沒有趙紫陽先生的消息，我知道的消息都是從海外的媒體的一些報導，來有所了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