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6日訊】香港“七一”大遊行，再次表達了港人對未來本土社會的理想追求。凡政治家都不能漠視。此時的《亞洲周刊》也及時地提出了一個命題：愛國與民主並不矛盾。以此推理，港人的民主訴求，並不表示他們不愛國。
但是，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香港目前的局面的確可以稱作“國家認同的危機”。我認爲，造成這一危機的原因有三：
第一，大陸的“鞋子”不合香港的“腳”。鄧小平許諾的“一國兩制”只是模糊地承諾可以把“鞋子”的小指姆部位開一個窗口，但有關的約法並未一步到位，這個窗口能開多大？雙方仍需要互相試探。
第二，香港社會歷經一百年的自由發展，與以英美爲代表的西方社會制度、文化形態已形成相當的認同。回歸以後的香港民眾與政治力量，仍希望按照自己的“多元－平等－自由”的模式改造國家。
第三，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政府雖已在經濟自由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腳步，但在政治制度上，仍沒有施行相應的變革。尤其在處理國家周邊的“族群”關係、政黨關係、國家內部不同利益群體關係問題上，仍沒有改變“老子爲主”、“一黨專政”、“集權體制”的基本立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實現香港社會與國家的高度和諧一致，是不實際的。我在今年紐約舉行的紀念“六四”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從宏觀歷史的層面上看，“八九”事件是中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政治文化與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適應而發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歷史上，類似的例子有許多。比如：殖民時代，世界各殖民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殖民者輸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衝突；二戰後，蘇聯帝國強加在原東歐各國身上的政權形式，與它本身政治文化的衝突；巴列維政權下的伊朗政治制度，與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衝突；20世紀下半期的蘇聯，西方文化與傳統宗教相結合的社會文化，與蘇共統治的衝突……。我認爲，凡是存在政治文化與法律制度衝突的地方，必定會發生尋求“和諧”與“適應”的運動。二百年來的世界歷史表明，要麽是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順服的文化精神，要麽是頑強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與“腳趾”的關係——要麽是生長的腳趾戳破鞋子的禁錮，要麽是頑強的鞋子扭曲了腳趾的骨骼。自毛澤東時代結束、蘇聯解體，在中國，後一種選擇已無可能。當然，香港、臺灣的未來，並不一定重蹈東歐或中東的覆轍，何去何從，還取決於它們在當今世界霸主——美國棋盤上的分量。
因此，爲中國國家民族利益計，如要避免最壞的結果，中國政府與香港社會需要進一步調適，並用憲法形式將雙方認同的界限與規則相對固定下來。我認爲，“多元－平等－自由”不僅是香港社會的目標和利益所在，也是中國大陸發育中的“民間社會“和各族群、各未來政黨的追求目標。但這是在中國歷史與社會政治大文化背景下的追求，而且“長計劃”要有“短安排”，否則都是廉價而正確的空話。
2004年7月4日 於北京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