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7月7日晚專程赶到上海，听賀衛方教授《憲政庇護美好家園》的講座，同時見到了許多心儀已久的朋友，甚是爽快。
賀先生認為：憲政的真諦有兩點：一曰限制政府權力，二曰保護人民權利。
限制政府權力賀先生開出的藥方主要是兩副，一曰分權，二曰遷都。
關于分權，賀先生認為，西方歷史上，權力分离是一种常態，權力先是兩分為教權和政權，教會主管靈魂，國王主管俗務，兩者各有自己的領地，互不侵凌。所以，美國總統不能要求美國人民學習自己的重要文章或者美麗詩篇（如《登黃山詩二首》），德國政府也不能在屠宰場張貼“三個代表指引我們的屠宰事業”的標語。
政權又三分為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這三种權利互相獨立，互相制約。關于行政權和司法權，賀先生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見解，總統要唯人民的意愿之馬首是瞻，否自民意指數下調，總統就要卷鋪蓋。而法官卻正好相反，法官要出身精英，（演員出身的如里根只能當總統，不能做法官。）法官要德高望重，呈現某种神性，高高凌駕于民意之上。法官的審判原則要保守，遵循已經存在的規則，不可以“与時俱進”，動輒改革。但賀先生也認為，中國的情況是個悖論，中國當下必須改革司法。
對于當下中國的情況，出于某种考慮，賀先生出語謹慎，涉及的不多，而這恰恰是听眾最關心的問題。筆者認為，在中國，集權是一种常態，自秦始皇以降，什么教權、政權，什么立法司法行政實際上都集中在獨裁者皇上老儿一人之手。到了現代，也還是奉行“一個政党、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元化領導。所以，我們的領導人雖然出身工程師，卻人人都是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書法家、詩人，江主席還是吹拉彈唱、吟詩作畫無所不會的全能藝術家。每一代領導人都會創造出自己的理論指導人民生活。上一世紀九十年代最后一年，為了統一思想，還對信某种教、練某种气功的底層百姓進行整肅。
鑒于這种現狀，中國的憲政之路關鍵之分權。
本人認為，當下中國分權，一是分党權。中共作為擁有6000万人的龐大執政党，其中不乏具有民主政治理念的治國精英，這些人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和財富。如果中共能夠被如“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 的分成兩派，實現兩派輪流執政，逐漸向兩党政治過渡，則不失為一條思路。
二是分國權。中國是地球上實行中陽集權最久的單一制大國。連瑞士都是聯邦制。筆者認為單一制的中央集權是中國無法實現憲政民主的最大障礙。胡适先生三十年代提出的聯省自治是一條向聯邦制過渡的正确思路。而且從技術角度講，聯邦制以消弭中央集權、加強地方權力為宗旨，必然獲得地方實力派的強烈支持，獲得推進憲政改革的巨大動力。
三是分軍權，要國軍不要共軍是本人的一貫主張。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軍隊都是國家公器，不是某一政党的私人武裝，軍隊國家化是一种常態。中共建政50多年，至今仍然堅持軍隊姓共不姓國，實在与法理不合，讓人難以理解。建政以前軍隊是党軍可以理解，畢竟那是人家奪取政權的本錢，建政以后應該還軍与國，理由是：
第一，軍隊征召的根据是國家的《兵役法》，來源是全體國民中的适齡青年，青年參軍是基于作為公民的義務和國法的強制，并非是基于對某党主張的向往和信仰，以國家的名義征兵加入的卻是党軍，未免有以公謀私之嫌。
第二、軍費開支從國庫中列支，并非從某党的党費開支，拿國家的錢養自己的武裝，而且一養50年，還要繼續養下去，未免不夠厚道。
第三、軍隊國家化以后，人民就成了軍隊的主人，軍人雖然以服從為天職，但從理論上說不會對養育自己的主人開槍。
賀先生限制政府權力的第二個高招是遷都。給出的新都的地址是青海的格爾木，理由有三條，一是格爾木是真正的中國的中央，表示中央政府公正無偏，還可以威懾藏疆獨立分子：皇都就在眼前，莫做非分之想。二是可以開發西部，中央政府西遷，各部委、各中央机构、各電台電視台報紙雜志等新聞單位以及東方歌舞團、國家大劇院、電影制片厂的明星大腕都必然趨之若騖，昔日荒涼的不毛之地必然夜夜笙歌、天天勁舞，成為錦繡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貧窮的西部百姓也可以沾沾皇都的雨露。賀先生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格爾木地處高原，自然條件惡劣，且有高山反應，非身體健壯、意志剛強、一心為民的好官員必然住之不長，遷都至此可以淘汰那些人過七十了還賴在位上的官迷，有助于結束老人政治。賀先生幽默的理由獲得全體提供熱烈的掌聲。
我個人認為，賀先生的意見雖近戲言，卻將是對中國憲政最大的貢獻。
關于憲政的第二個功能保護人民權利，因為時間所限，賀先生談得不多，我想這可能是下一次講座的主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