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7月7日晚专程赶到上海，听贺卫方教授《宪政庇护美好家园》的讲座，同时见到了许多心仪已久的朋友，甚是爽快。
贺先生认为：宪政的真谛有两点：一曰限制政府权力，二曰保护人民权利。
限制政府权力贺先生开出的药方主要是两副，一曰分权，二曰迁都。
关于分权，贺先生认为，西方历史上，权力分离是一种常态，权力先是两分为教权和政权，教会主管灵魂，国王主管俗务，两者各有自己的领地，互不侵凌。所以，美国总统不能要求美国人民学习自己的重要文章或者美丽诗篇（如《登黄山诗二首》），德国政府也不能在屠宰场张贴“三个代表指引我们的屠宰事业”的标语。
政权又三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三种权利互相独立，互相制约。关于行政权和司法权，贺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总统要唯人民的意愿之马首是瞻，否自民意指数下调，总统就要卷铺盖。而法官却正好相反，法官要出身精英，（演员出身的如里根只能当总统，不能做法官。）法官要德高望重，呈现某种神性，高高凌驾于民意之上。法官的审判原则要保守，遵循已经存在的规则，不可以“与时俱进”，动辄改革。但贺先生也认为，中国的情况是个悖论，中国当下必须改革司法。
对于当下中国的情况，出于某种考虑，贺先生出语谨慎，涉及的不多，而这恰恰是听众最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集权是一种常态，自秦始皇以降，什么教权、政权，什么立法司法行政实际上都集中在独裁者皇上老儿一人之手。到了现代，也还是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我们的领导人虽然出身工程师，却人人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书法家、诗人，江主席还是吹拉弹唱、吟诗作画无所不会的全能艺术家。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指导人民生活。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一年，为了统一思想，还对信某种教、练某种气功的底层百姓进行整肃。
鉴于这种现状，中国的宪政之路关键之分权。
本人认为，当下中国分权，一是分党权。中共作为拥有6000万人的庞大执政党，其中不乏具有民主政治理念的治国精英，这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财富。如果中共能够被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的分成两派，实现两派轮流执政，逐渐向两党政治过渡，则不失为一条思路。
二是分国权。中国是地球上实行中阳集权最久的单一制大国。连瑞士都是联邦制。笔者认为单一制的中央集权是中国无法实现宪政民主的最大障碍。胡适先生三十年代提出的联省自治是一条向联邦制过渡的正确思路。而且从技术角度讲，联邦制以消弭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为宗旨，必然获得地方实力派的强烈支持，获得推进宪政改革的巨大动力。
三是分军权，要国军不要共军是本人的一贯主张。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军队都是国家公器，不是某一政党的私人武装，军队国家化是一种常态。中共建政50多年，至今仍然坚持军队姓共不姓国，实在与法理不合，让人难以理解。建政以前军队是党军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人家夺取政权的本钱，建政以后应该还军与国，理由是：
第一，军队征召的根据是国家的《兵役法》，来源是全体国民中的适龄青年，青年参军是基于作为公民的义务和国法的强制，并非是基于对某党主张的向往和信仰，以国家的名义征兵加入的却是党军，未免有以公谋私之嫌。
第二、军费开支从国库中列支，并非从某党的党费开支，拿国家的钱养自己的武装，而且一养50年，还要继续养下去，未免不够厚道。
第三、军队国家化以后，人民就成了军队的主人，军人虽然以服从为天职，但从理论上说不会对养育自己的主人开枪。
贺先生限制政府权力的第二个高招是迁都。给出的新都的地址是青海的格尔木，理由有三条，一是格尔木是真正的中国的中央，表示中央政府公正无偏，还可以威慑藏疆独立分子：皇都就在眼前，莫做非分之想。二是可以开发西部，中央政府西迁，各部委、各中央机构、各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新闻单位以及东方歌舞团、国家大剧院、电影制片厂的明星大腕都必然趋之若骛，昔日荒凉的不毛之地必然夜夜笙歌、天天劲舞，成为锦绣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贫穷的西部百姓也可以沾沾皇都的雨露。贺先生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格尔木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且有高山反应，非身体健壮、意志刚强、一心为民的好官员必然住之不长，迁都至此可以淘汰那些人过七十了还赖在位上的官迷，有助于结束老人政治。贺先生幽默的理由获得全体提供热烈的掌声。
我个人认为，贺先生的意见虽近戏言，却将是对中国宪政最大的贡献。
关于宪政的第二个功能保护人民权利，因为时间所限，贺先生谈得不多，我想这可能是下一次讲座的主题。(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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