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 “南书房行走”不是一个官位，在前清的时候，这是一个“差使”，这个差使是由当时的御用知识份子——翰林——来担任的。在翰林看来，这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的肯定与褒扬，也意味着该翰林成为了儒家入世的最高形式的代表——为帝王师。
某位梦想成为南书房行走的“学者”有言：中国近代的治乱回圈，虽然是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要尽力跳出的，但实际上并无效果，并且成为了集权的帮凶。接着，这位元准南书房行走，把网路的言论与批评等同于网路的语言暴力，并且说：“网路言论如果没有在良好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引导，是有颠覆性的力量的。”
如果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在任何时候掌握在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手中的话，这位行走先生才能把治乱回圈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可惜的是，任何对中国近代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能同意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治乱回圈恰恰不是因为自由，而是从来就没有过自由。用这种可笑的逻辑，把一个从未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的知识份子的理性力量当作替罪羊，并让他们进行反思，实在是可笑到极点的事。
如果前提是错的，后面的推论也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结果。罗素曾有一个哲学命题：一个错误的前提可以推导出任何结果。从上面的逻辑，推导出网路语言暴力也是很正常的事。
虽然这位准行走总把自己塞到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行列中，可是每次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专制的尾巴总象修炼年头不够的狐狸一样随风摇曳。这次，准行走又要用法律的框架引导言论了。
言论自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应该坚持的底线之一，法律只能对立刻将产生危险的言论进行惩罚，其他任何言论都应该不受法律约束的进行表达。并且言论自由没有正确与谬误的分别，表达本身就是绝对的价值。这里，谈不上任何的语言暴力，也更没有什么法律的框架与引导。任何企图对言论的引导，都是对言论自由的伤害。这等于是承认某些人有引导其他人言论的资格与权力，这那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维？这种思维与专制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然后，按照准行走的逻辑，自然推导出要警惕语言暴力，并且要对当权者妥协：“反抗不是一切”。从字面上说，这话未必是错误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反抗当然不是一切，甚至在一个良好的宪法框架中，反抗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在一个没有正常宪政的地方，反抗是唯一的手段，因为除了这个，所有其他的手段都没有任何意义。反抗不是暴力，它可能是一种渐进的力量。先哲说过，专制是不能自我退却的。不论是因为世俗权力的诱惑还是经济利益的诱惑，甚至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只要是专制，它就不可能不随时准备控制它所能控制的最大份额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反抗不但是一切，还是唯一的选择。
在准行走的文章里，我只看到了一条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哈巴狗正在用“妥协”“引导”来向主人媚笑求欢的形象，出卖了自己的信仰与人格后，得到了到南书房行走的机会。还什么宪政？他已经直奔主人抛出的肉骨头而去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