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體制內異見重新崛起
前不久，大陸著名記者盧躍剛公開致信共青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挑戰中共管制媒體及其官員的霸道。盧躍剛在陳述自己寫公開信的理由時說：趙勇的講話表現出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小官僚的權力蠻橫，「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他教訓「中青人」要時刻牢記誰是《中國青年報》（以下簡稱「中青報」）的老闆，他恐嚇「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他無知於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新聞人的理想主義。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北大新聞系教授焦國標公開發表批判中宣部的長篇檄文，青年幹部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教授公開致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為「南都案」鳴不平。由此，也不能不讓人想起作為中共黨員和軍醫的蔣彥永先生，他在SARS危機期間和六四問題上的講真話，已經被大陸民間視為良知英雄。想起老黨員李銳先生在中共十六大期間曾公開提出政治改革和平反六四的建議；更想起了已故李慎之先生的開拓性作為，他作為體制內的部級離休官員，於一九九九年發表了引起巨大反響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標誌著六四後沉默了十年的體制內異見的重新崛起。自慎之先生發聲以來，體制內的異見聲音就再未間斷過。進入二○○四年，民間維權運動的一種令人欣慰的進展，就是體制內的著名知識人接連向中共的言論管制發出挑戰，且有越來越大膽尖銳之勢。
公開信透露的體制內信息
在此文中，我不想用更多的筆墨讚美盧躍剛的良知勇氣和專業素養，因為公開信本身比任何其他讚美都有力量。我更想談論該公開信所顯示出的極為豐富的體制內信息：從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開始，中青報的從業者們如何自發地以實際行動參與新聞體制改革，比較深地介入了八九運動，而團中央幾代書記處又如何盡量保護出格言論，以便把來自更高層的問罪對青年報造成的傷害降至最低。這說明了中共體制並非鐵板一塊，官員們也並非全都如趙勇那般蠻橫無知，而是早已開始了內部分化，體制內的健康力量也決不可小視。
該信透露的信息與我的八九記憶基本吻合。
在八九運動期間，團中央系統及其中青報基本站在支持學生的一邊：一，五月四日，北京新聞界曾有過一次要求新聞自由的著名大遊行，公開打出「不要逼我們造謠」的橫幅，並與學生的五四大遊行隊伍匯合，一起向新聞出版署遞交「要求新聞自由和制定新聞法的公開信」，當時在信上簽名的新聞人高達一千一百多人，參與其中的「中青人」不在少數；二，請願過後的五月十一日，時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來到中青報，就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問題與「中青人」對話。此次對話與袁木等人同學生的對話完全不同，在知識界和學生中產生巨大的正面影響，成為八九運動期間官民良性互動的象徵性事件；三，學生絕食後，中青報又是少數幾家不斷發出來自廣場現場報道的報紙；六四屠殺後，中青報人又參與了抗議活動。可以說，八九運動期間的中青報是踐行新聞獨立的先鋒，用當時中青新聞人的話說：我們第一次體驗到做新聞的興奮和責任。
六四後，按中共的體制邏輯，中青報的所作所為，不僅是「嚴重的政治錯誤」，而且被定為「背叛黨中央、支持動亂」也不為過，必將成為媒體界被整肅的重災區。然而，即便在人人過關的大清查中，團中央高層也對中青報進行了保護，那些積極介入八九運動的中青新聞人得以繼續留在報社中，並在九十年代成為中央級新聞單位中的開明報紙。盧躍剛等「中青人」也逐漸成長為大陸的著名記者。
對此，盧躍剛在信中回憶：「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就是在六樓大會議室閣下講話的地方，前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同志代表黨中央來中國青年報就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問題與青年報人對話，而且當時無論是代表新聞界與中共中央高層對話，還是廣場現場的報道，後來被定性為『政治導向錯誤』，問題嚴不嚴重？那時的團中央領導如果想投機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萬個理由對中國青年報高層和中層幹部『落井下石』，而且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反彈。團中央沒那麼做。『六四』開槍以後，團中央一位主管書記來報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樓大會議室發表講話。我忍不住想先告訴閣下講話的效果，那次講話後，奇蹟般地消除了青年報人對團中央的某些疑慮和抵觸情緒，將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報人能在國難當頭又前途難卜的情況下，與團中央風雨同舟，和衷共濟。」
上級和下級默契中渡過難關
由此，我們能夠看到推動中國新聞體制改革的主要機制：首先是優秀新聞人的新聞良知和職業素質，他們對新聞自由的不懈追求和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為中國的新聞改革提供了持續的內在動力；其次是黨內開明官員的支持和保護所提供的外在動力，對新聞人的自發努力，他們在環境寬鬆時予以鼓勵和支持，而在環境險惡時給予盡可能的保護。正是兩種力量的良性互動，才成全了一種在灰色區域內擴展半吊子新聞獨立和民間立場的局面。新聞人是通過「打擦邊球」、「先斬後奏」的方式擴展言論空間，主管單位的官員以「陽奉陰違」，「重檢討而輕處罰」、「下不為例」等方式來保護下屬，上級和下級就在這樣的默契中安渡大難關。
這樣的互動也表現在八十年代的其他媒體上。比如以劉賓雁、王若水、胡績偉、欽本立、戈揚等老一代為代表的新聞業者，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努力，對言論開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開拓作用。在他們的主持下，《人民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成為領思想解放風氣之先的傳媒重鎮。他們發動並參與了關於傳媒的「黨性」和「人民性」的大討論，為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大聲疾呼，開啟了媒體角色的歷史性轉變，即由「黨的喉舌」向「人民代言人」轉變。特別是《世界經濟導報》，更是引領言論自由和政治改革之潮流的佼佼者。該報在中共十三大後，發表了一系列著名知識分子大聲呼籲政改的文章，又在一九八九年的多事之春，組織悼念胡耀邦的討論會，積極介入偉大的八九運動。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中國新聞改革的有功之臣，一是由於他們本身的內在新聞良知的覺醒，二是由於黨內高層開明派所主導的改革大勢以及對他們的具體保護。反自由化之前是胡耀邦、朱厚澤的保護，反自由化之後是趙紫陽的保護。而在六四之後，這些失去高層保護的優秀新聞人，不得不為堅守新聞良知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或至今流亡國外，或被排擠到邊緣和受到監控。遭遇最為悲壯的《世界經濟導報》，在八九運動初期即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強行查封，編輯部人員也先後受到嚴厲整肅，主編欽本立在病床上被開除黨籍並悒鬱而終，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至今流亡美國。
中國新聞史的迫害個案
試想，如果當年的上海高層也像團中央的高層一樣，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或者採取稍微柔和一點的處理方式，比如，不在欽本立先生的病床前宣讀整肅決定，《世界經濟導報》及其報人的命運決不會如此悲慘。然而，八九期間上海市委的作為，也已經作為新聞迫害的典型個案而載入中國新聞史。
最近，廣東高層對開明報紙《南方都市報》的嚴厲打壓，也破壞了以前的歷屆廣東高層保護開明媒體的一貫政策，而使經過多年積累才建立起民間聲譽的南方報業集團遭遇了接二連三的嚴厲整肅。特別是對《南方都市報》的整肅極為卑鄙和兇狠，已經遠遠超出了「行政整肅」的傳統範圍，而開始進行司法構陷，不但扼殺了報紙本身的開明取向、癱瘓了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阻止了媒體改革的進程，而且把有良知有能力的優秀新聞人打入黑牢，是對本來就稀缺的新聞人才的嚴重戕害，也是對民眾知情權的肆意剝奪，再次創下了地方當局打壓本地媒體和迫害人權的惡劣先例。
顛覆「官本位」的意識
在「喉舌」角色的束縛下，中國的嚴肅媒體如何追求新聞獨立和民間立場，如何在新聞的「人民性」和「黨性」之間、「第四權力」和「御用喉舌」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微妙而危險的平衡中，盡量淡化「喉舌」色彩而加重「獨立」、「民間」的色彩，已經成為中國新聞人的最大苦惱，也是對新聞人的良知和智慧的考驗：即在既定的外部環境下，如何把新聞做到最好。在新聞人的自發努力和開明官員的保護之間，前者提供改革動力，後者提供寬鬆環境。媒體人越是具有骨氣和智慧，越敢於巧妙地向蠻橫的言論管制說「不」，越能夠利用專業特點成為「打擦邊球」的高手，開明官員的保護就越有抵擋蠻橫力量的底氣。
盧躍剛敢於公開叫板主管部門的常務書記趙勇的深層自信，從正面說，來自他本人的新聞良知和歷史責任感，也來自報社同仁的民意支持，更來自中國必將走上新聞自由之路的大勢，甚至來自新聞人對開明官員的期待。從反面說，則來自對失道寡助的「小官僚」那種霸道面孔的蔑視。比如，公開信的遣詞造句中，透出了一種顛覆「官本位」意識和不屈從於「官本位現實」的力量，一種新聞人的內在自信和內心明亮：作為無權者，我們雖然無法阻止整肅報社、撤職甚至開除，但新聞人起碼可以向強權者發出這樣的警告——制度的蠻橫和邪惡在道義上決不能暢通無阻，官員個人的作惡也要付出長遠的名譽代價，歷史的恥辱柱上已經為所有作惡者準備好了位置。
正如盧躍剛在信中所言：「總結起來，我們無非是在大動盪時期頭腦冷靜，堅持了職業的標準和操守，堅持了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應該有的角色。當然，還有一點私心，就是不願意在歷史的進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惡劣的記錄，哪怕我們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擋箭牌下不承當任何個人的責任。其實，這不僅是個人的職業準則，也是社會道義的要求，更是對歷史後果的警惕。」
新聞人反對新聞管制的象徵
如果聯繫到自去年崛起的民間維權運動，盧躍剛致趙勇的公開信，就不僅僅是一個報社的一個記者對其主管官員的不滿和抨擊，而是大陸新聞人反對新聞管制和追求新聞自由的象徵，是整個民間維權運動的標誌性事件之一，再次凸現了「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
所以，即便是精於為官之道的高官們，在面對其下屬們講話時，類似趙勇這樣蠻橫而弱智的官員，也已經不多見了，所謂「不幹髒活」已經成為當下官場的潛規則之一。現在，因盧的公開信，過去在民間默默無聞的趙勇先生，真的出名了。盧信在多個民間網站上皆有極高的點擊率，多個民間網站上出現了趙勇的照片，90%以上的跟貼是對盧的支持、褒揚和對趙的反對、貶損。於是，「幹髒活」的小官僚趙勇，通過進入公共視野而被錄入中國當代新聞史的「醜聞錄」中。
作為由團中央主管的報紙的一名記者，盧躍剛與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相比，顯然是「無權者」。然而，「無權者的權力」——活在真實中的道義正當性和良知勇氣——正是民間維權的最大資源。反抗強權和捍衛自由的民間勇氣，既來自個人良知的示範，更來自個體之間的相互激勵，才能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間正氣。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質富有，而是無形的精神源泉，是踐行「天地良心」的道義力量。
全民齊挖體制牆角
這是正統意識形態失效的曖昧而灰色的時代，一黨天下的僵化表層之下，湧動著、沸騰著日益多元化的個人、集團、階層，他們的利益訴求，或多或少，皆與黨的核心利益不相協調；也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或直接喊出來，或隱諱說出來。官員們在私下的或單位內部等場合講話時，也大都放下官腔，起碼要在言詞上盡量顯得實在點兒、貼近民間趣味點兒。所謂「官場說鬼話，民間說人話」，已經普遍地成為中共官員的生存方式。官員們的這種兩面神面孔，與大陸百姓「公開說鬼話，私下說人話」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轉型期的一致性：一個正式規則無效而潛規則大行其道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經濟利益和價值趣味日趨多元化，中共體制的核心價值已經在人們的靈魂中腐爛，全民齊挖體制牆角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所以，即便在官府內和體制內，也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生態，比如，在中共黨內，開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始於九十年代，同為中共的黨魁，胡耀邦、趙紫陽完全不同於江澤民，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甚至新上台的胡溫與前任江朱的不同也很明顯。同樣的廣東省委，前幾屆省委書記和現任省委書記對本省的開明報刊的態度就完全不同；同樣的團中央書記，前幾任書記與現任的趙勇對中青報的態度就有很大差別。
民間力量不斷擴張
也就是說，轉型時期的中國，不但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分殊日益明顯，民間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更大的迴旋餘地，而且體制內的任何層次和任何單位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觀念新、能力強和勇氣大的體制內人士，不僅可以在體制外贏得民間的尊重，而且在體制內也能贏得同仁的尊重，從而通過突破體制限制來不斷開拓體制內的言論空間，來推動整個民間維權的持續擴張。而官方的打壓恰好是對被迫害者的道義成全。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更給民間話語空間的拓展如虎添翼，即便官方下達再嚴厲的禁令和投入再多的資源，也無法有效地抑制網絡民間的成長。而網絡民間的急遽發展又對非網絡媒體形成道義和效益的雙重壓力，推動著整個中國媒體的自發改革。
在此大勢所趨之下，網管對民間網站和網絡議政的睜眼閉眼，開明官員容忍幾張走在前列的報刊，保護其在夾縫中求改革的開明取向和探索精神，鼓勵優秀新聞人對言論自由和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實在是多方受益的大好事：有利於民間的知情和表達，以便緩解民怨和瞭解民意；有利於新聞輿論對權力濫用的監督和對人權迫害的輿論救濟，使媒體越來越接近於「第四權力」的境界；有利於全國的媒體改革和優秀新聞人才的造就，加速中國走向新聞自由的步伐；而這一切，也必然有利於中國及胡溫體制的良性運行和國際形象。
如果只看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頑固立場，就會對中國的前途充滿悲觀的失望，但如果還看到湧動著民間動力，就有理由對中國的自由未來抱有樂觀的希望。儘管，大陸民間力量還處於分散狀態，其擴張也離自治化組織化的獨立民間社會還有不小的距離，確實還無法積蓄起足以改變獨裁秩序的力量，也無法阻止現政權所實施的恐怖政治，然而，民間力量的不斷擴張，起碼可以增加現政權維護獨裁和進行鎮壓的成本，「按下葫蘆冒出瓢」的分散性反抗，足以使現政權感到力不從心。
維持獨裁統治成本越來越巨大
在社會資源越來越流向民間的私有化大勢之下，在民間的權利意識日益覺醒的時代，不斷擴張的民間維權運動此起彼伏。所以，這個連自己的官員都不再相信主旋律的政權，根本支付不起鎮壓的巨大成本，特別是對來自底層的民眾上訪、請願、遊行，以及地下基督教運動和法輪功等民間信仰的迅猛擴張，中共現政權已經無法動員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徹底剿滅，而只能在力不從心的無可奈何之中睜眼閉眼。何況，共產極權體制的整體性崩潰和中國經濟對西方市場依賴日深，也使中共的每一次大鎮壓皆要支付巨大的國際成本。這方面的大教訓，先是六四大屠殺，接著是鎮壓法輪功，自由國家的人權外交所施加的壓力，至今仍然令中共頭痛不已。
現在，中共對於異見者的迫害，既敗壞政權形象，又成全了被迫害者的道義聲譽，不斷造就新的著名異見人士，所以，支付不起大面積鎮壓和長期關押著名人士的中共，也就只能玩弄捉放遊戲。比如，中共政權想用關押蔣彥永老人來震懾說真話的民間潮流，但它就連長期關押一個蔣彥永的成本都支付不起，也就更支付不起關押更多的體制內異見者的成本了。從焦國標到盧躍剛的大膽直言就是明證；它能逮捕幾個網絡政論家、關閉網站和監控網絡言論，但它無法徹底封殺網絡上的議政和維權；它能製造臭名昭著的「南都案」，但它無法阻止民間社會對「南都案」的質疑、抗議，也無法威懾其他新聞人從此閉嘴；它能搗毀民間的多座教堂和關押眾多傳教人，但它無力搗毀民間所有教堂和逮捕所有傳教人及其信徒；它能讓法輪功在國內無聲，但它無法阻止法輪功發動的國際性維權運動；它能無數次地堵截底層上訪者，但上訪者反而越來越多……在此大勢之下，如果中共執迷不悟，固守跛足改革和一直採取鎮壓政策，民間維權運動的持續積累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就將使其難以支付以恐怖和收買來維持獨裁統治的越來越巨大的成本，最終必將因透支而破產。
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於北京家中
《爭鳴》雜誌2004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