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紀元9月14日訊】 如果說中國政府在1998年前還裝模作樣反對股市投機﹐那麼到了1998年以後﹐政府悟出了用股市圈錢是化解金融危機的一條途徑﹐乾脆公開為股市泡沫造勢。
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讓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於是中國股市近幾年常常出現這麼一種惡性循環﹕在股市萎縮時﹐鼓勵銀行貸款給機構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時﹐又開始“查處”銀行違規放貸。
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勵下﹐不少機構大戶貸款入市﹐股市暴漲。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又開始查處數家商業銀行“違規貸款”一事﹐造成大量資金退出股市﹐在一個月內﹐中國股市總市值縮水7,000億元﹐下跌幅度為14％。
近幾年中國股市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暴漲暴跌﹐過度的投機色彩使得證券市場聚集社會閑散資金的能力嚴重受損﹐長此以往﹐資金市場將失去一條腿。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國的《證券法》出臺﹐中國政府領導人不斷在各種公開場合表示要對證券市場進行“規範”的時候﹐證券市場卻出現了許多嚴重違法的事件。
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由於國有企業拖欠銀行貸款日益增多﹐中國金融危機隱患已經非常嚴重。中國各級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場“圈錢”。此後證券市場與基金黑幕各種醜聞不斷。
1999年﹐首先是海南“瓊民源”造虛假報表﹐使股價在兩年之內上昇了1,000％以上。 此事被揭穿以後﹐造假之風不僅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較有名的是被譽為“海南支柱性產業化纖行業的龍頭企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興業聚酯公司(交易代碼為600259)。該公司于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不到一年時間﹐該公司第一大股東所擁有的股權就被全部質押或凍結﹐由此帶出一連串問題﹕項目從未真正驗收﹐公司從未盈利﹐銀行貸款動機可疑﹐內部職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這一切問題又與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股票上市的規則相悖。事後根據調查﹐這一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項目竣工報告是由政府部門“海南省工業廳瓊工紡字(1998)245號文件”替代的。 海南省政府部門在這裡扮演了一個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年8月被揭穿的“銀廣夏事件”更是一個天衣無縫﹑持之以恆﹐以股市上數億資金投入作為支撐的巨大謊言。“銀廣夏”公司的全稱是廣夏(銀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碼0557）﹐這只股票從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啟動後一路狂升﹐到2000年末時其價位與一年前相比上漲了440%﹐漲幅位居當年中國深滬兩地股市第二位。從1998年10月起﹐“銀廣夏”的公告宣佈自己自己已經從德國客戶手中拿到5,000萬馬克的供貨協議﹔到2001年4月﹐“銀廣夏”經審計的數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對德出口額為1.8億馬克﹐“銀廣夏”的利潤主要由此而來。僅在2000年﹐此項利潤據推算已經達到4.7億元左右﹔與此同時﹐該公司公告他們已經與德方客戶簽訂連續三年﹑總額達60億元的訂貨合同。為了證明這種超常規的暴利為事實﹐“銀廣夏”不僅有財務報表還向社會展示該公司的“真實投入”﹕為生產那種能夠出口的“萃取產品”（一種化工產品）﹐公司已經出資2 .8億元于2001年6月在安徽蕪湖建成新的生產線﹐試車典禮時各路記者雲集。該公司還宣佈﹕更大規模的生產線尚在申報中﹐據稱將投資5億元。然而到2001年8月驚曝內幕時﹐公眾才發現﹐這個公司所有的業務與利潤全是虛假的﹗銀廣夏兩年來的全部對德出口只不過1,070萬馬克( 約合當時匯價480多萬美元)
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上市公司存在諸多問題﹐如上市公司缺少公開透明﹑提供準確信息的傳統﹐有部份公司形式上是國有控股﹐實際上變成了家族控股的公司。 而一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工作的證券分析人員趙綱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將中國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一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
股市上的另一個大騙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許甚至參與的“資產重組”活動。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研究﹐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被部份經濟學家與傳媒吹得神乎其神的“資產重組”活動﹐根本就未改善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業績。
大多數進行資產重組的公司即使當年業績有顯著提高（這種“提高”主要得益于當年從股市上圈到大量的錢﹐ 並非效益的提高）﹐但隨後便出現增長速度下降乃至負增長。事實證明﹐這種以政府行政行為主導的“資產重組”已經為各種各樣的投機目的所用﹐難以真正發揮資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為首先表現為政府主導“績差股”重組運動。
從表面上看﹐控股權有償轉讓反映的是一種市場行為﹐但控股權無償劃撥中強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與一些私人利益集團相聯繫﹐一方面導致這些利益集團直接利用廉價控股權掠奪上市公司的財產﹐另一方面在重組事件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權有償轉讓為題材﹐利用資金優勢大幅度炒作股價以獲取高額的超額收益。
其中最典型的是恆通公司入主棱光實業公司6年以來﹐棱光公司的經營狀況根本就未獲得改善﹐但恆通卻通過溢價轉讓資產﹑股權質押﹑經濟擔保等多種手段﹐前後從棱光實業弄走了8個多億的資產與信用。其次是玩賬面游戲﹐純粹為獲得資金而進行資產重組。
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進行了資產重組﹐其中有123家利潤出現負增長﹐29家虧損﹐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公司重資產重組而輕視產業整合﹐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沒有提高。ST公司的重組也同樣如此。2000年中期﹐中國深圳與上海兩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處於嚴重虧損狀態﹐ST鄭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第三種行為則是公司頻頻變臉﹐不斷進行資產重組。
據不完全統計﹐從1997年到2000年﹐中國共有大大小小的資產重組事件2,000多起﹐成為部份虧損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殺手。另一項統計數據顯示﹐從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國股市共發生770起比較重大的資產重組﹐涉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一家上市公司發生將近兩次大型資產重組﹐其中有25家公司連續3年實施資產重組。
上述情況具體揭示了中國前幾年進行的“股份制改造”與“資產重組”運動的本質﹕在各個利益集團的努力下﹐以改變企業經營機製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與所謂“資產重組”﹐最後演變成了一場以“內部人”為主體﹑以國有資產與廣大中小股民為掠奪對象﹑以權力為參予手段﹐對社會資源的進行再分配的大規模尋租活動。
這一點只要考慮到中國股市的基本特點“兩個90％”就可以瞭然于心。一個“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國有企業﹔另一個“90％”是中國目前經營證券業務的證券公司有90％是國有的或是公有的。
這一特點就決定了政府完全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錢﹐將其作為擺脫國有企業從而也是國有銀行危機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現﹐標誌着中國權力階層瓜分國有資產的活動在承包責任制以後﹐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着大規模權貴私有化過程的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制改造”確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提供的一頓“免費午餐”－－只是享受者限於權勢者群體而已。
歷史上﹐“種瓜得豆”的經驗屢見不鮮。正如中國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毛澤東領導的以消滅有產階級為手段﹑以社會共同富裕為目標的革命﹐最終並未帶來期望中的富裕與社會安定一樣﹐這場以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製為目標的“股份制改造運動”也與初衷相違。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參與分配﹐客觀上只為大批權力圈中人物在短時期內積累巨額財富創造了良好的機會﹐並加速了國有資產的流失。
從社會整體的實踐後果來看﹐股份制改造以這種方式進行﹐對整個社會是一種代價高昂的付出﹐因為大量資源浪費在企業為謀求“改造”以及“改造”後上市的尋租活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2000年末﹐中國股市的總市值已佔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個人投資者5,500多萬戶。 這些數字表明股市在中國經濟中已經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中國政府任由這類投機行為氾濫下去﹐只會使中國股市成為一個政府“坐莊”的超級大賭場﹐最後賭掉的是國家信譽。
（博大出版社供稿，選自「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新增部份：第一章 股份制：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 四、中國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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