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第二回合：地方與國務院的較量
浙江省長興縣雉城鎮五峰村的上訪老農這樣對劉浩鋒一行說，由於他們上訪驚動了浙江省政府，浙江省的諸侯習近平這樣對老農說話：你們不要上訪了，上訪是沒有用的，土地是省政府批的。於是，浙江地方從此無人問津來關心這違法征地和非法抓人。事實上，由於地方政府以建造土地儲備中心為名，回頭一轉手給了杭州濱海房地產開發商，要不是該公司在這1150畝土地上做出售商品房的廣告和宣傳，老百姓還蒙在鼓裡。
這是一種放縱地方基礎建設投資，導致經濟過熱的行為，直接對著中央、國務院宏觀調控政策干的。老百姓不懂，但劉浩鋒立馬指出，地方諸侯的非法行為，不僅僅藐視憲法、法律，還有著他們的不惜犧牲國家、民眾利益來達到腐敗分子的政治目的。他們違法之一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徵用土地沒有徵得全體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的民主表決；之二是，將940多畝良田當作耕地來上報審批，欺騙國務院，按照《國土法》第45條：徵收下列土地的，由國務院批准：（一）基本農田；（二）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超過三十五公頃的；（三）其他土地超過七十公頃的。徵收前款規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並報國務院備案。之三是補償問題。按照《國土法》第四十七條：徵收土地的，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徵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征地前被徵收單位平均每人佔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國務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高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據記者瞭解到的地方土地交易價格，每畝達50多萬元之巨大。農民的補償是多麼不合理。他們一行到浙江地方政府馬上就知道的情況立即引起了狐疑。因為他們下去是保密的，不想招搖，只是突擊調查。馬上鄭一劍就說，他們這一行人中，至少有兩個人的手機是被竊聽的，一個是劉浩鋒，一個是他自己。可是，大家的手機基本上是關掉了，只是偶然掛個電話。這樣大家提高了警惕。因為這起案子是省政府的背景，從他們敢於進村抓人重判就知道大家面臨著高度的危險。當他們地方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就會動用專制工具來鎮壓你，讓是非顛倒黑白混餚。
所以當記者剛進村採訪，面對數佰農民兄弟採訪時，十幾分鐘後，地方公安的警車馬上呼嘯而至，只是他們也不敢來干預，遠遠地盯著。兩個記者汗流浹背，給該村老中少三代人拍了照，他們站在自己已經被地方徵用而又荒蕪兩年雜草叢生的土地上，一臉迷茫。遠遠地那條幅：我們要土地，我們要吃飯，在風中急劇地晃動。這個村土地被違法徵用，由於補償極不合理後有著這樣的民謠：大爺見了樂一樂，父親見了笑一笑，孩子見了跳一跳，孫子見了要上吊。土地被廉價徵用了，孫子靠什麼生活發展呢？地方實際上又不給解決就業和社會保障？
劉浩鋒作為這次行動的總協調人。一行不知疲倦地回到北京後才一天，杭州的朱琴芳打來電話，說雖然劉柏江博士生氣了，可是農民兄弟是對他不滿意。如果劉浩鋒願意給五峰村農民進行公民代理起訴長興縣政府，是最好的。她本人和村民將非常支持，並且她是法律工作者，她將一切文本準備好，只需要劉浩鋒回趟老家辦理相關登記手續。劉一口答應了。他說：只要長興縣的農民兄弟瞧得起自己，他自己捨命也要去浙江代理起訴，上法庭為百姓申辯。又過了一天，朱琴芳打來電話，通知第二天中午一點半將會將相關法律文本與協議發傳真到北京。到了第二天接傳真的時間卻不見電話。直到下午近晚上，朱打來電話，告訴劉浩峰，他單位的領導找她談話了，叫她不要參與五峰村的活動，這樣對她不利。她的集團公司的老總是浙江省政協委員，在浙江有一定影響力。所以，她很難為情。讓她自己再考慮一下。
時間過了兩天，她又打電話來，告訴8月初國務院會派工作組下去。她和農民代表胡批金想等一等，看國務院地處理結果。劉問，她怎麼知道國務院會下去人，她說是她托私人關係給新華社社長寄送了資料所致，她還說社長可不是小記者，她的語氣充滿希望和憧憬。劉只好祝福她與農民兄弟們走好運。並告訴她，東北有因種子坑農事件，溫總理批了字，法院最後下決心給判了勝訴，最後還是地方不給執行，一直拖到現在，北京的媒體重複曝光也沒見效。言外之意是叫她作好兩手準備，以防不測。
劉浩峰給五峰村的胡批金打了電話，叫他小心點，有什麼情況趕緊給北京聯繫。叮囑他不能帶領農民兄弟搞暴力對抗，那樣剛好給對方口實。但也不能束手就擒，要避開保存自己繼續鬥爭。所謂「他進我躲，他靜我動，他疲我攻」。
暴力行動是當局的底線，那時當局會異口同聲來鎮壓。劉浩鋒本人相信人民有權力選擇暴力反抗的自由，但中國歷史就是以暴易暴的專制循環歷史，暴力造成的仇恨，只會使新的政治統治集團加強集權來鞏固自己，防止仇恨者的報復破壞。這樣的社會不可能實現真正自由、民主，一個優良的憲政國家，他的最偉大的品格是寬容。特別歷史轉型期，憲政國家的建立需要寬容曾經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國人，可他們畢竟是同胞，他們是人，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人，是一部政治機器上的零件，是他們的命運。因此，劉浩鋒不主張動用暴力對抗。批金說知道了，同意劉的觀點。劉叫胡將村裡的詳細狀況，比如人口基數和結構，土地總量、就業量、受教育狀況、等等寫好給寄到北京來。胡答應了。又過了幾天，胡批金來電話告訴國務院下去人了，但地方封鎖很嚴，不知道談了什麼。劉說很可能在應付。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面給點好處就回去覆命了。不然應該去村裡直接瞭解情況的。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地方看起來風平浪靜。朱琴芳也是等等再說吧。突然有一天，鄭一劍兄打電話告訴劉浩鋒，長興縣委書記到北京來活動了，提出要和他見面叨叨。他說作為記者要雙方都瞭解情況，所以是要見面的。但是想行賄他就扯他媽淡了。經濟報的哥們也接到了類樣的電話，那兄弟告訴劉浩鋒他沒去。劉浩鋒預感不好，怎麼下去調查的人不見接見村民，反而地方縣委書記到北京來活動了。他和朱琴芳通話，朱還是說等等看。這個也見過世面的杭州女法律工作者不知為何到了這關頭還執迷不醒。沒辦法，她是農民兄弟的靈魂人物。她的娘家是五峰村人，從小在村裡長大，這次到北京聯繫也是她的緣分和功勞。
終於有一天，胡批金來電話，說第二天警察將到村裡來抓人，問我怎麼辦？我一聽就知道所謂國務院調查組給擺平了。我叫他趕緊避開，把資料拿走。我給朱琴芳通話，她將信將疑，在電話裡懵了半天，還沒反應過來，始終不能相信。
（後續如何，請看第三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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