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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征文】2004公民维权浙江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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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5日讯】第二回合:地方与国务院的较量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五峰村的上访老农这样对刘浩锋一行说,由于他们上访惊动了浙江省政府,浙江省的诸侯习近平这样对老农说话:你们不要上访了,上访是没有用的,土地是省政府批的。于是,浙江地方从此无人问津来关心这违法征地和非法抓人。事实上,由于地方政府以建造土地储备中心为名,回头一转手给了杭州滨海房地产开发商,要不是该公司在这1150亩土地上做出售商品房的广告和宣传,老百姓还蒙在鼓里。

这是一种放纵地方基础建设投资,导致经济过热的行为,直接对着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政策干的。老百姓不懂,但刘浩锋立马指出,地方诸侯的非法行为,不仅仅藐视宪法、法律,还有着他们的不惜牺牲国家、民众利益来达到腐败分子的政治目的。他们违法之一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征用土地没有征得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表决;之二是,将940多亩良田当作耕地来上报审批,欺骗国务院,按照《国土法》第45条: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征收前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之三是补偿问题。按照《国土法》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据记者了解到的地方土地交易价格,每亩达50多万元之巨大。农民的补偿是多么不合理。他们一行到浙江地方政府马上就知道的情况立即引起了狐疑。因为他们下去是保密的,不想招摇,只是突击调查。马上郑一剑就说,他们这一行人中,至少有两个人的手机是被窃听的,一个是刘浩锋,一个是他自己。可是,大家的手机基本上是关掉了,只是偶然挂个电话。这样大家提高了警惕。因为这起案子是省政府的背景,从他们敢于进村抓人重判就知道大家面临着高度的危险。当他们地方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动用专制工具来镇压你,让是非颠倒黑白混肴。

所以当记者刚进村采访,面对数佰农民兄弟采访时,十几分钟后,地方公安的警车马上呼啸而至,只是他们也不敢来干预,远远地盯着。两个记者汗流浃背,给该村老中少三代人拍了照,他们站在自己已经被地方征用而又荒芜两年杂草丛生的土地上,一脸迷茫。远远地那条幅:我们要土地,我们要吃饭,在风中急剧地晃动。这个村土地被违法征用,由于补偿极不合理后有着这样的民谣:大爷见了乐一乐,父亲见了笑一笑,孩子见了跳一跳,孙子见了要上吊。土地被廉价征用了,孙子靠什么生活发展呢?地方实际上又不给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

刘浩锋作为这次行动的总协调人。一行不知疲倦地回到北京后才一天,杭州的朱琴芳打来电话,说虽然刘柏江博士生气了,可是农民兄弟是对他不满意。如果刘浩锋愿意给五峰村农民进行公民代理起诉长兴县政府,是最好的。她本人和村民将非常支持,并且她是法律工作者,她将一切文本准备好,只需要刘浩锋回趟老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刘一口答应了。他说:只要长兴县的农民兄弟瞧得起自己,他自己舍命也要去浙江代理起诉,上法庭为百姓申辩。又过了一天,朱琴芳打来电话,通知第二天中午一点半将会将相关法律文本与协议发传真到北京。到了第二天接传真的时间却不见电话。直到下午近晚上,朱打来电话,告诉刘浩峰,他单位的领导找她谈话了,叫她不要参与五峰村的活动,这样对她不利。她的集团公司的老总是浙江省政协委员,在浙江有一定影响力。所以,她很难为情。让她自己再考虑一下。

时间过了两天,她又打电话来,告诉8月初国务院会派工作组下去。她和农民代表胡批金想等一等,看国务院地处理结果。刘问,她怎么知道国务院会下去人,她说是她托私人关系给新华社社长寄送了资料所致,她还说社长可不是小记者,她的语气充满希望和憧憬。刘只好祝福她与农民兄弟们走好运。并告诉她,东北有因种子坑农事件,温总理批了字,法院最后下决心给判了胜诉,最后还是地方不给执行,一直拖到现在,北京的媒体重复曝光也没见效。言外之意是叫她作好两手准备,以防不测。

刘浩峰给五峰村的胡批金打了电话,叫他小心点,有什么情况赶紧给北京联系。叮嘱他不能带领农民兄弟搞暴力对抗,那样刚好给对方口实。但也不能束手就擒,要避开保存自己继续斗争。所谓“他进我躲,他静我动,他疲我攻”。

暴力行动是当局的底线,那时当局会异口同声来镇压。刘浩锋本人相信人民有权力选择暴力反抗的自由,但中国历史就是以暴易暴的专制循环历史,暴力造成的仇恨,只会使新的政治统治集团加强集权来巩固自己,防止仇恨者的报复破坏。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实现真正自由、民主,一个优良的宪政国家,他的最伟大的品格是宽容。特别历史转型期,宪政国家的建立需要宽容曾经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国人,可他们毕竟是同胞,他们是人,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人,是一部政治机器上的零件,是他们的命运。因此,刘浩锋不主张动用暴力对抗。批金说知道了,同意刘的观点。刘叫胡将村里的详细状况,比如人口基数和结构,土地总量、就业量、受教育状况、等等写好给寄到北京来。胡答应了。又过了几天,胡批金来电话告诉国务院下去人了,但地方封锁很严,不知道谈了什么。刘说很可能在应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给点好处就回去覆命了。不然应该去村里直接了解情况的。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地方看起来风平浪静。朱琴芳也是等等再说吧。突然有一天,郑一剑兄打电话告诉刘浩锋,长兴县委书记到北京来活动了,提出要和他见面叨叨。他说作为记者要双方都了解情况,所以是要见面的。但是想行贿他就扯他妈淡了。经济报的哥们也接到了类样的电话,那兄弟告诉刘浩锋他没去。刘浩锋预感不好,怎么下去调查的人不见接见村民,反而地方县委书记到北京来活动了。他和朱琴芳通话,朱还是说等等看。这个也见过世面的杭州女法律工作者不知为何到了这关头还执迷不醒。没办法,她是农民兄弟的灵魂人物。她的娘家是五峰村人,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次到北京联系也是她的缘分和功劳。

终于有一天,胡批金来电话,说第二天警察将到村里来抓人,问我怎么办?我一听就知道所谓国务院调查组给摆平了。我叫他赶紧避开,把资料拿走。我给朱琴芳通话,她将信将疑,在电话里懵了半天,还没反应过来,始终不能相信。

(后续如何,请看第三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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