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要說變化，十多年來中國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兩極分化，貧富之間的巨大鴻溝使這個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變成了一個「斷裂」的中國，連大學校園也不例外，出現了以貧富劃分交往人群的現象，在出手闊綽、不用爲今天和未來發愁的官商子女與需要以打工、貸款來維持學業的平民子女之間，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群落，同學之間已沒有平等可言，代之以家庭出身的貧富身份。針對這一畸形的可怕現象，有人在《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發表評論說，校園貧富問題暴露出了「大學教育影響式微」，感嘆「昔日引導和淨化社會的大學，本身已經成爲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並提出「重建大學教育權威」。大學教育爲何影響式微？
這是大學精神淪喪之後的必然結果，如今的大學只不過是行政官僚頤指氣使、跑馬圈地、撈取世俗功名富貴的官場，只不過是形形色色的教授、博導們欺世盜名、貪得無厭、瘋狂追逐人間利益的商場，只不過是各類職業的養成所、鍍金所、培訓基地，君不見所謂博士、碩士都是流水綫生産的，一個上午通過九個（甚至更多）博士論文答辯也不是什麽稀罕事，據官方媒體報道，2004年浙江大學招收的研究生人數已超過了本科生。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大學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徹頭徹尾的功利化的教育，如此的大學教育又怎麽可能在價值層面、精神層面影響社會呢？
毫無疑問，大學本該是社會的精神文化中心，傳播人類先進文明和道義理想是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19世紀德國偉大的教育家威廉洪堡創立柏林大學，確立了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至少從那時以來這一切已成爲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具有近代意義的大學在中國出現不過短短一百多年，但經過蔡元培、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胡適、傅斯年、司徒雷登等知識份子篳路藍縷的努力，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無論是國立的還是私立的，或者是教會辦的大學，都曾經達到與世界相對接的層次，完全無愧于大學這個稱號，最根本的就是他們堅守了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些大學精神。大學作爲精神文化中心，必須相對獨立于世俗的政治、經濟勢力之外，不以政治的是非爲是非，不以流俗的價值標準取代自身精神價值追求，有所不爲才能有所爲，才能作爲社會的最後一個精神堡壘，影響世俗社會，而不是被浮躁、喧囂、功利的社會所同化。
在大學精神蕩然無存之後，大學依附於權勢，依附於金錢，在權勢和金錢面前低三下四，早已不再是什麽新鮮事。令人感到憂慮的是世俗功利壓倒了一切超越性的精神追求，這種大趨勢下，莘莘學子幾乎已沒有人爲了求學、求真才進入大學，而是爲了謀一份職業、一個飯碗，甚至是爲了升官發財，所以大凡是容易找到職業的專業一定火爆，有更多機會發財的專業那就要被擠破了大門，而沒有現實功利性的基礎學科只遭遇了門庭冷落車馬稀，甚至無人問津，有些到了被迫關門的局面。教授在大學任教，也鮮有人真爲了追求學問，或是做官不成、經商無門的不得已選擇，或是將大學作爲發財致富的一條新途徑。所以，剽竊、抄襲之風盛行，即便被曝光了，也是振振有辭，毫無愧疚，照樣做他的名流、學科帶頭人。至於學術腐敗更是小菜一碟，朱蘇裏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聞。面對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大學本來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判斷，給社會保留一分元氣，在鋪天蓋地的功利化追求之外，提供一片精神的淨土，但這不過是幻想。貧富現象在大學校園內的凸現，又一次把這些問題擺到了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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