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6日讯】要说变化，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两极分化，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使这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变成了一个“断裂”的中国，连大学校园也不例外，出现了以贫富划分交往人群的现象，在出手阔绰、不用为今天和未来发愁的官商子女与需要以打工、贷款来维持学业的平民子女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落，同学之间已没有平等可言，代之以家庭出身的贫富身份。针对这一畸形的可怕现象，有人在《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发表评论说，校园贫富问题暴露出了“大学教育影响式微”，感叹“昔日引导和净化社会的大学，本身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并提出“重建大学教育权威”。大学教育为何影响式微？
这是大学精神沦丧之后的必然结果，如今的大学只不过是行政官僚颐指气使、跑马圈地、捞取世俗功名富贵的官场，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教授、博导们欺世盗名、贪得无厌、疯狂追逐人间利益的商场，只不过是各类职业的养成所、镀金所、培训基地，君不见所谓博士、硕士都是流水线生产的，一个上午通过九个（甚至更多）博士论文答辩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据官方媒体报道，2004年浙江大学招收的研究生人数已超过了本科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彻头彻尾的功利化的教育，如此的大学教育又怎么可能在价值层面、精神层面影响社会呢？
毫无疑问，大学本该是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19世纪德国伟大的教育家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确立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至少从那时以来这一切已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经过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胡适、傅斯年、司徒雷登等知识份子筚路蓝缕的努力，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无论是国立的还是私立的，或者是教会办的大学，都曾经达到与世界相对接的层次，完全无愧于大学这个称号，最根本的就是他们坚守了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些大学精神。大学作为精神文化中心，必须相对独立于世俗的政治、经济势力之外，不以政治的是非为是非，不以流俗的价值标准取代自身精神价值追求，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才能作为社会的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影响世俗社会，而不是被浮躁、喧嚣、功利的社会所同化。
在大学精神荡然无存之后，大学依附于权势，依附于金钱，在权势和金钱面前低三下四，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令人感到忧虑的是世俗功利压倒了一切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这种大趋势下，莘莘学子几乎已没有人为了求学、求真才进入大学，而是为了谋一份职业、一个饭碗，甚至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大凡是容易找到职业的专业一定火爆，有更多机会发财的专业那就要被挤破了大门，而没有现实功利性的基础学科只遭遇了门庭冷落车马稀，甚至无人问津，有些到了被迫关门的局面。教授在大学任教，也鲜有人真为了追求学问，或是做官不成、经商无门的不得已选择，或是将大学作为发财致富的一条新途径。所以，剽窃、抄袭之风盛行，即便被曝光了，也是振振有辞，毫无愧疚，照样做他的名流、学科带头人。至于学术腐败更是小菜一碟，朱苏里这样的例子随处可闻。面对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大学本来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给社会保留一分元气，在铺天盖地的功利化追求之外，提供一片精神的净土，但这不过是幻想。贫富现象在大学校园内的凸现，又一次把这些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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