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船完全被撞翻之後也就不會沈沒了。它的每塊零散的木板將永遠漂浮在海上。——根子
「要有鮮血作墨水的筆桿子」
記得好像是魯迅先生講過過去的中國歷史不過是帝王將相史，是狹隘的政治史、戰爭史，一句話是權力爭奪史，而不是人民的權利史。因為中國老百姓沒有得到最基本的權利，所以我們如果要說中國的權利史，實際上那只是人民爭取權利的歷史。言論自由是人民的權利中最首要的權利，有無言論自由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基本標準之一。在20世紀已成為過去的時刻，回顧我們走過的多災多難的道路，回顧知識份子爭取言論自由付出的鮮血、汗水和其他沈重代價，寫下百年中國的言論自由史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
書寫言論自由史就是要擺脫以往歷史總是局限於血腥爭鬥、也就是搶奪椅子的狹隘性，那樣的歷史無視人民的權利，往往以”勝者王、敗者寇”的原則出發，不論是非，只論成敗，只有統治者的聲音，沒有人民的聲音，只有槍桿子至上，沒有筆桿子說話之處。偉大的顧准在70年代黑暗的隧道裡，在貧病交加的最後歲月，以他無與倫比的堅定、深邃與睿智留下了這樣的遺言——”要有筆桿子，要有鮮血作墨水的筆桿子”.我相信，如果沒有那些殉道者的鮮血，和他們蘸著鮮血寫下的一部人類追求真理的歷史，人類至少還將在幽暗的年代多徘徊幾個世紀。無可爭議，殉道者的血跡要比學者的墨水來得珍貴。
言論自由是人類文明的基本準則，在秦始皇一統山河、書同文、車同軌之前，在漫長的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無情戰爭與殺戮的是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聲音，儒、道、墨、法、名、陰陽、兵家，各放異彩，星斗燦爛。孔、孟、老、莊、墨、韓……，諸子百家，著書立說，留下了傳世的經典，奠定了古老文明的根基，設館授徒，宏揚學說，傳播了文化因數，言論自由當然沒有問題（這只是統治者還沒有意識到、也缺乏足夠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嘴巴時的現象，東西方早期文明都證明瞭這一點）。而事實上到今天為止，我們平常所說的中國文化說穿了不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化嗎？
秦始皇奮長策而禦宇內，居四海為己有，焚書坑儒，只允許保留種樹、卜巫的書簡。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進一步確立大一統皇權賴以生存的基礎。從此開始了長達兩千多年中世紀的漫漫長夜。言論自由這樣不言自明的權利消失了，只留下”文字成獄、偶語棄市”的嚴酷傳統。
在古希臘，沒有言論自由是不可想像的，但即使在這個讓後世人們心往神馳的西方文明發源地，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也被多數決定剝奪了生命，此外因為思想、言論遭到放逐的還有阿那克薩哥拉、普羅塔哥拉等。輝煌的希臘文明，人類最早實踐了民主的雅典和古羅馬興旺一時的共和國都像隕星一樣隕落了。等待著歐洲的也是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布魯諾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上。那樣的年代又怎麼可能有言論自由！
因此，西方文明國家早已成為習慣的言論自由也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無數的人流了無數的鮮血，歷經數百年才慢慢確立下來的。言論自由作為人類文明無可辯駁的準則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一系列抗爭，經過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的洗禮，在血與火中贏得的。報刊及以後新出現的一切媒體都是人民言論自由的載體，而不僅僅是政黨和政府的喉舌、工具，一句話不是政治的附屬物。這樣的自由確乎來之不易，所以才彌足珍貴。今天，在東西方許多文明國度已沒有人懷疑這一原則，它已經和其他自由權利一起成為人類文明的堅強基石。
在我看來，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都是不可分割的，這些自由都屬於天賦人權。思想自由是言論自由的必然前提，新聞、出版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都是言論自由的應有之義，也是無可爭議的延伸。沒有新聞、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就只是飯桌上的私下交談，是個人在曠野中的獨語，那絕對不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必須是通過正常的途徑（如報紙、刊物、書籍等其他媒體或公共集會等）公開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看法，而不是私下的議論與牢騷。沒有思想自由，固然沒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前提是獨立思考，是思想自由。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沒有集會等自由，同樣沒有言論自由，因為言論得不到公開的表達與傳播。
從這一意義上看，秦始皇以前的中國，雖然出現過諸子百家時代，但他們沒有對言論自由的自覺，和古希臘一樣是文明曙光期欣欣向上的一種短暫現象。秦始皇之後兩千年的中國，毫無言論自由可言，帝王的權杖隨時可以打碎任何自由的夢想，在週而復始的十幾輪迴圈中，舊的王朝覆滅了，新的王朝又建起來，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沒有改變秦始皇確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模式，沒有改變焚書坑儒所開創的文字獄傳統。所以千年彷彿一瞬間，喪失了一切民族創造力，至少在思想、文化上沒有出現足以超越先秦諸子的人物。兩千年也沒產生幾個能稱得上異端的思想者（沒有言論自由，就算產生了也被扼殺在無聲無息的狀態）。雖然我們也曾有過李贄的《焚書》、《潛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和譚嗣同的《仁學》。黨治國先生曾在《隨筆》發表《埋沒的思想——讀一讀文中子王通》，介紹了隋末唐初王通”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思想，稱短短一部《文中子中說》”是最偉大最光輝的思想，其份量超過王通之後1400年以來中國所有的典籍。”李贄因《藏書》、《焚書》等著作，以「倡亂惑世」的罪名被捕入獄，譚嗣同為他的理想血灑菜市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從漢代太學生”誹謗朝政”到明代的東林黨人，我們自古就有書生清議的傳統，卻沒有發展為現代意義的言論自由，也從來沒有人鮮明地提出過言論自由這一命題。言論自由不僅僅是個人的思想自由（悶在腦子中）、寫作自由（寫了放在抽屜中或藏之名山），而是發表自由（通過某些有效載體公開發表），更重要的是每個人天然地具有獨立創辦這樣的載體的自由。
言論自由——未完成的練習題
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炮火震碎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天朝大夢。雖然腐朽的專制政權和國人依舊沈睡未醒。但那一刻開始中國的確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自外於世界之外的可能性再也沒有了，報紙這種西方文明的新鮮事物開始出現在中國人面前。最初的報紙基本上是外國人辦的，局限於港、澳、上海等地，個別中國人逐漸也開始接觸這一陌生的行業，如1872年英國人美查在上海辦的《申報》、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的《迴圈日報》等。
如果按照中國幾千年的老路重複下去，我相信永遠也不可能誕生新型的作為言論自由載體的報紙。19世紀末，甲午戰爭的慘敗給整個中國上上下下造成的震撼是史無前例的。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為代表的改良派（或維新派）就出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他們意識到了近代報紙的作用，第一次運用這一全新的載體來傳播自己的改革思想。如果說康有為契而不捨地上書、寫摺子走的還是傳統的老路，他們辦學會、辦報紙就是一條新的道路。《萬國公報》（《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湘學報》等應運而生，雖然多數報紙出世不久就夭折了，但如汪康年、梁啟超主持的《時務報》（出了69期）生存時間較長，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天津《國聞報》影響也較大，甚至打著日本人的旗號，詳細報道了百日維新被血洗的消息。經過維新派的努力，在光緒帝頒發的改革舉措中就有允許官民辦報的一條。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的第一篇言論即是《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他流亡日本期間他所辦的《新民叢報》等也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面貌）。
慈禧太后將改革的事業扼殺在血泊之中，曙光初露的言論自由也隨之夭折。從那時以來，儘管北洋軍閥、蔣介石和國民黨打著形形色色的旗號，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恐懼卻如出一轍。整個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史也是一部不斷地爭取言論自由的歷史，這條路上灑滿了先行者的鮮血、汗水與眼淚，沈藎被清廷杖斃，少年鄒容慘死獄中，死於陳炯明之手的廣東報人陳聽香等，死於黎元洪之手的淩大同，死於張宗昌等軍閥之手的邵飄萍、林白水等，死於國民黨之手的劉煜生、史量才、楊潮等。還有無數人獻出了寶貴的青春、自由，因爭取言論自由而遭受牢獄、流亡、失業、逃亡等各種各樣的災難……這一理想成為老大民族一道未做完的練習題。
血的見證：從沈藎被杖殺開始
沒有言論自由，就談不上文明進步。在以往的史書中人們往往只重視那些懷抱宏大政治理想的獻身者，他們毅然決然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重建的宏大敘事中，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我們不該忽略那些義無返顧、執著地爭取言論自由的殉道者。而且從本質的意義上說，任何狹隘的政治信仰都是暫時的，政治的信仰將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而人類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追求則是永遠的，它將與人類社會相始終。只要人類存在，就將繼續為爭取和捍衛這些神聖的原則而奮鬥。
在百年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紀念碑上，不僅銘刻著無數先驅者的姓名，也銘刻著那些曾流星般劃過夜空的報刊。
我總是忘不了1903年發生的轟動一時的”蘇報案”，章太炎先生在《蘇報》發表的那些熾熱的文字，少年鄒容無所顧忌的青春吶喊，他的《革命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人權宣言”，第一次在自己的國土上毫不含糊地向國人提出了創立民主共和國的目標。尤其感動著我、震撼著我靈魂的是章太炎、鄒容他們赴難時的表現，章太炎從容被捕之後，鄒容本可倖免，但他毅然投案，在法庭上慷慨陳述，一絲畏怯也沒有。鄒容的作為讓我想起了他之前譚嗣同拒絕逃生的凜然選擇，想起了他之後秋瑾同樣坦然地面對死神。我為本民族曾經擁有這樣優秀的同胞一次次淚流滿面，我為他（她）們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歌唱過、吶喊過而感到靈魂的溫暖。少年鄒容那一年只有18歲，他被租界當局判處兩年徒刑（章太炎被判刑三年），最後慘死獄中，年僅20歲。他自稱”革命軍中馬前卒”，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贈他為”大將軍”.他的笑容永遠停格在20歲如花的年華，但他的生命比一切即使活過了一百歲的苟活者更長久。在神聖的死亡面前，我懂得了生命的意義所在。
我忘不了言論史上慘痛的一幕——1903年7月，「學識優良，性機警，廣交遊」的記者沈藎從外交界獲得見不得陽光的《中俄密約》，在日本報紙全文披露，慈禧太后雷霆震怒。沈藎被捕，刑訊之下「慨然自承」。但根據清朝法律洩露公文並無重大罪罰，加上當時正逢慈禧萬壽慶典，不宜公開殺人，受到慈禧面責的權貴竟悍然將沈藎活活杖斃在公堂之上，打200多杖，「血肉飛裂，猶未致死」，最後用繩勒死。這是中國第一個為言論自由而死的新聞記者，是20世紀為言論自由而死第一人，消息傳出，報界一片大嘩，紛紛發表評論責問當局。天津《大公報》全文刊出沈藎的絕命詩四首，詳細報道了他被杖斃的殘酷一幕，還登載了各國公使夫人覲見慈禧時對此表示不滿的新聞。遠在上海獄中的章太炎寫下了題為《獄中聞沈禹希見殺》一詩。清廷不得不公佈沈藎病死獄中的謊言，並在上海各報發表偽造的「絕命詩」。
我忘不了鑒湖女俠秋瑾在20世紀初甩下的沈重而悲憤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忘不了”人血饅頭”和紹興古軒亭，老紹興曾經是英雄輩出的地方（那塊土地在20世紀給民族奉獻了秋瑾、徐錫麟，奉獻了魯迅、蔡元培、竺可楨，這些足以讓世世代代人們肅然起敬的名字）。可是近百年來，在一個優秀女兒倒下的地方——”秋風秋雨”啊，可曾停息過？我們曾在陽光燦爛的日子生活過嗎？1907年，秋瑾自籌資金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雖然僅出了兩期，就因秋瑾的被捕就義而停刊，但這是中國第一份女性報紙，倡導女權平等，宣傳民族民主思想，在上個世紀初的暗夜裡她 地發出了婦女解放的先聲。儘管這不是秋瑾被殺害的直接原因，但秋瑾為之犧牲的理想中當然也包含了言論自由的理想。秋瑾就義之後，面對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饅頭”的愚昧，上海各報紛紛發表的客觀報道與評論也許稍可告慰英靈於九泉之下。
我忘不了於右任百折不撓，在上海租界辦報的那些日日夜夜，他辦的神州日報，和民呼日報、民籲日報，特別是民立報直接呼喚了辛亥革命，推動了偉大的社會轉型。九十多年後重讀宋教仁他們發表在《民立報》上那些熱情洋溢的政論，我們依然會受到震撼。
他們通過辦報實現自己言論自由的理想，不為權勢所屈服，不為金錢所誘迫，在一百年前長夜如磐的清末，他們已深深懂得「代表民意，監督政府為報人之天職」，為此，《京話日報》的彭翼仲被發配新疆，《京話日報》及汪康年的《京報》、文實權的《公益報》等先後被封門。中國新聞史記載，僅據不完全統計，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間，至少有53家報紙被禁或被處分，17名報人被監禁，100多人被傳訊、拘捕、警告或押解回籍，2名報人慘遭殺害。
滋養了少年胡適的《時報》
「近代中國報紙的歷史是與外人的治外法權的特權之享受有密切的關係，在這種特權保護下，與這種自治的外僑居住地內，中國的報紙才能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要素」。這雖然是一個令人痛苦的歷史悖論，卻無法否認。外國人在上海租界創辦的中文報紙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首推1872年面世的《申報》，其次20多年後出現的《新聞報》，這份1893年英國人創辦的商業報紙是最早經濟獨立的中國報紙，1899年由美國人福開森出資購買，聘汪漢溪為總理，他主持報館二十多年（直到1924年11月積勞成疾病故），事必躬親，經濟獨立是他抱定的辦報宗旨。由於經營得法，聲譽和《申報》不相上下，物質設備也能並駕齊驅，發行量最高達二十萬份。
在近代報業中心的上海值得一說的還有1904年6月狄楚青創辦的《時報》，他聘陳冷、雷奮等為編輯，悉心研究新聞紙的改進，以獨創的體裁橫空出世，以「對開四版、兩面印刷」的嶄新形態在中國報業中心——上海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使報紙與刊物在形式上分了家，說是革命性的創造並不過分，為其他報紙所紛紛倣傚。在它的示範下，一切都無法再墨守成規，而只能力求改進。
雖然得到康有為、梁啟超的鼎力支援（康先後付出了7萬捐款，梁親自籌劃創刊），但《時報》掛的是日商的牌子，由梁啟超手訂的「發刊例」第一條即主張論說”以公為主，不偏徇一黨之意見”，主張「有聞必錄，知錯必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近百年前，在中國報業史的少年時代，他們就懂得了這些早為西方報史所反覆證實的原則，——不局限於一黨的喉舌，而是著眼於公正、客觀、真實。《時報》作出這一選擇，康有為的保皇會少了一個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國則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質的新聞紙。1907年9月，康門弟子徐勤寫給康有為的報告，滿紙都是對狄平子的批評，對梁啟超的抱怨。我們不得不感謝梁啟超當年的遠大眼光，正是他確立了《時報》的路向，狄平子則忠實地守護了這些準則。
沒有一張報紙像《時報》那樣長留在少年胡適的心中，他從故鄉安徽到上海求學2個月後，《時報》就誕生了，17年後他還深情地自稱「我這個同《時報》一塊長大的小時朋友，他回憶起當年讀到《時報》時的激動和美好——「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我當時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粘成小冊子，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我心裡便不快樂，總想設法把他補起來。」[《胡適文集。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313頁]從十四歲到十九歲，那六年正是「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我們完全可以說，《時報》對少年胡適的震撼、啟迪、薰陶和滋養，是他成為精神巨人的重要源頭之一。
《時報》浸透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鮮血，凝結著無數海外華僑對祖國的熱忱，正是他們哺育了這份具有近代氣息的日報。它提倡教育，注重文藝，首創「時事短評」，「替中國報界開了許多先路」，它不僅以其短小犀利的時評和精彩的通訊革新了文體，贏得了讀者（黃遠庸為《時報》寫的「特約通信」膾炙人口，這一形式也是《時報》開創的），而且「如專電及要聞，分別輕重，參用大小字，如專電的加多等等，在當日都是日報界的革新事業，在今日也都成為習慣，不覺得新鮮了。」[《胡適文集。3》，313、315頁]毫無疑問，《時報》「打開了報界的新機」。狄楚青自稱「吾之辦此報，非為革新輿論，乃欲革新代表輿論之報界耳。」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標。這張報紙出現在世紀的地平線上，”能打破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闢許多新法門，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為當時的青年所歡迎，迅速成了「中國智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到底是什麼原因，還是胡適的《十七年的回顧》說得好：「第一、《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裡發生有力的影響。」
「第二、《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文法的長篇論說罷了。《時報》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時報》當日還有平等閣詩話一欄，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胡適文集。3》313——315頁]
槍桿子無視 《臨時約法》
1912年頒佈的《臨時約法》第一次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寫進了憲法，民國初年因此一度出現了辦報的高峰。僅1912年全國就有500家報紙（大部分報紙都是政黨的報紙），他們天然地認為報紙是「輿論代表」、「輿論之母」，記者是「不冠之皇帝，不開庭之最高法官」，自覺地擔當起了監督政府、指導國民的天職，他們不僅可以無所顧忌地批評各級政府官員，甚至可以點名罵大總統。
遍地報紙和政黨蜂起的現象（曾出現300多個大大小小的政黨）共同構成民初的兩大景觀，這是人民一經得到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後的必然現象。
但這部《臨時約法》也不是沒有缺陷的，比如它在第六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又在第十五條規定「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所謂「增進公益」，「維持治安」，「非常緊急必要」都沒有明確的界限，這就為政府隨時收回第六條第四項賦予人民的權利大開了方便之門。
1912年3月4日，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的《民國暫行報律》一出臺，即導致輿論一片譁然，設在上海的中國報界俱進會通電反對：”今殺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報律，是欲襲滿清專制之故智，鉗制輿論，報界全體萬難承認”，簽名的不僅包括了《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大共和日報》，還包括了《民立報》這樣的和同盟會有很深淵源的報紙。3月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國日報》發表《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的社論，逐條反駁，各大報紛紛轉載。章士釗發表文章說：「以後並灌輸真正之自由理想於國民腦中，使報律兩字，永不發於國會議員之口。」3月9日，孫中山發出《令內務部取消暫行報律文》，認為”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內務部未經參議院議決就頒佈暫行報律，沒有法律效力，予以否決。
真正的言論自由局面只是曇花一現，袁世凱接連頒佈的《報紙條例》、《出版法》就是套在言論自由之上的緊箍咒。民初中國，從南到北，即使在袁上臺前，以言論被殺不是什麼新鮮的事。1912年初，剛剛在辛亥革命中當上廣東臨時都督的陳炯明，就壓制輿論，”拘留主筆，勒交訪員”.4月，《廣州公言報》、《陀城日日新聞》兩報主持人黃世仲、陳聽香先後就被逮捕槍斃，報紙被封。1912年8月以後不到半年，黎元洪就先後查封了《大江報》等許多家報紙，該報編輯淩大同被殺。四川23家報紙被封，《蜀報》記者朱山被誣以”企圖炮轟都督府”的罪名斬首。福建《群報》主筆被捕、兩記者被暗殺。紹興《越鐸日報》因為發表批評王金髮的新聞和評論而被搗毀，報社負責人孫德卿被刺傷，另有17人受重傷，葛星馳”傷勢過重，竟致慘斃”.這年冬天以來，《國風報》編輯田桐、《民主報》主筆仇亮、前《國風日報》主筆吳鼐、包頭《一報》主編王平章、開封《民立報》的五名編輯、記者等都先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槍決，被捕入獄的不計其數（如文實權、丁佛言、杭辛齋等）。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愛國報》因時評中有”軍人為國家賣命，非為個人賣命”等語，社長丁寶臣被捕，未經審訊就被處死。袁世凱封不了上海租界的報紙，就下令各地不准銷售，使它們被迫停刊。中國第一個因采寫新聞通訊而負有盛名的記者黃遠生，堅持言論獨立，標榜客觀公正，1915年，在美國舊金山被中華革命黨刺殺。
他們為爭取言論自由流盡了自己的血，鮮血幾乎滲入了中國的每一寸土地。所以我完全相信西方的言論自由是流了數百年的血爭來的這樣的結論。在戕害報人的兇手中不僅有袁凱、黎元洪這樣的舊官僚、舊軍官，也有陳炯明、王金髮這樣的革命黨人，這才是讓我感到觸目驚心的。
從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凱一命嗚呼，至少有71家報紙被封，49家被傳訊，9家被搗毀，60個記者被捕，24人被殺，1913年起報紙總數一落千丈，從500家銳減到130多家。四年間，被殺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清末的十三年。1916年底到1919年的幾年間，因言論被殺的還是屢見不鮮，僅報紙就被封了29家，至少17個報人被下獄或殺害，可見言論自由並沒有真正落實。
「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
民國伊始，1912年3月，戴天仇在上海租界創辦《民權報》，「日作千言，洋洋灑灑」，「措詞激烈，讀之令人興奮」。4月16日起，《民權報》接連發表１０篇《膽大妄為之袁世凱》，19、20日連載《袁世凱罪狀》，４月２６日起又連續發表６篇《討袁世凱》。5月20日，23歲的戴天仇（季陶）在《民權報》發表措辭更激烈的短論《殺》，反對向四國銀行團借債，直言：「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
兩天後，公共租界以「任意譭謗」的罪名拘捕戴天仇，雖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釋，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殺人罪」提起了公訴。對此，上海日報公會提出抗議，「查言論自由，凡文明之國無不一律尊重，即報章之中有措詞稍涉激烈者，亦寧置之而不為過」。「此次無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據何種法律？」[《民權報之文字禍》，《申報》1912年5月26日，轉引自《上海新聞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433頁]最值得一提的是，唐紹儀竟以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上海，公開為戴天仇說話，理由很簡單：「言論自由，為約法所保障。」無論在這之前，還在這之後，恐怕都沒有比唐紹儀此舉更能感動民族言論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鐸報》以《戴天仇被捕記》、《戴天仇被捕再志》為題連續報道。
6月13日租界會審公廨公開作出宣判：「共和國言論雖屬自由」，但「該報措詞過激」，涉嫌「鼓吹殺人」，最後以「罰洋三十元」結案。
據胡道靜《上海的日報》說，戴一出獄，即在編輯室牆上大書「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
1913年8月，《中華民報》社長鄧家彥被租界當局拘捕，判有期徒刑半年，罰款500元。9月17日，該報被迫停刊。
然而，言論自由的空間畢竟沒有被完全封殺，批評、反對袁世凱的聲音還可以公開發表，對此一代梟雄也無可奈何。就在袁世凱積極準備稱帝前夕的復辟氣氛中，1915年8月20日，梁啟超不顧袁的利誘威脅，以他那支”筆鋒常帶感情”的如椽之筆在《大中華》雜誌發表反對帝制的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申報》等予以轉載，傳誦一時。《時事新報》因為「力持公論，擁護共和」被袁世凱政府下令取消郵局掛號，自10月23日起不能向上海之外發行，這是《時事新報》史上輝煌的一頁，其言論與蔡鍔雲南舉義「桴鼓相應」。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