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由于若干次戲劇性事件的發生，不知道劉曉波這個名字的人，在中國以及關心中國的圈子裡恐怕不多了。曉波是當代中國極其活躍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批評家，特別是他作品的噴泉式高產的驚人數量，據我所知，在當代中國恐怕無人能出其右。雖然，他的文章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公開出版物上了。但是，無論你對其觀點是贊成還是反對，你都無法否認，他已經成為當代中國言論界一個方面的代表，成為中國民間輿論的一個標杆。而“在本國‘隱身’的熱門作家”，這一矛盾的詞語所彰顯的異象，正是當代的一個“中國特色”，一個國族的矚目標記，一個文化的黑色幽默。
眼下，擺在我們面前這本書，正是在中國被“消音”的他的言論之書面凝結，作為劉曉波最近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的系統思考，正是他近年來聲音的共鳴匯聚，是關心中國的人不能不讀的。
但這是一本讀來並不輕鬆之書。它全面涉及了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的條件、有關民權與官權的相對漲落、有關產權改革、人權意識覺醒、工潮、基層民主自治、民間網絡言論維權、新聞改革、體制內異見的興起諸問題，系統地論述了上述問題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舉凡中國近年來內政外交的重大問題，舉凡中國社會近年的重要變遷，幾乎都沒有逃出曉波的視野。人們注意到，每當中國發生一樁重要事件時，人們都能聽到曉波那熟悉的犀利的批判言辭，踏著互聯網的寬頻道路，凌空而來。
翻閱本書，不難發現，劉曉波分析中國問題，有一個基本方式：民間與官方的兩分法；有一個基本視角：從民間流變的角度考察中國走向。作為一種分析模式，這樣的方式與視角，在討論其它不少國家的問題時，或許失之疏闊，但對於討論當代中國的情勢，我以為是切題的。
原因在於，對多數現代國家而言，“民間與官方”在學術上的嚴格界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存在一些交叉重疊的灰色地帶，分界線並不十分清楚；同時，二者之間的流動性也很大。但是，中國不同。當代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民間與官方的分野是遠為清晰和固定的，二者之間的張力也是相當顯豁的。雖然，近些年來，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群體社會地位的上升使上述劃分面臨了一些複雜性，但大的格局並沒有根本改變。從基本面看，民間與官方的分析工具仍然是對中國有效的。此外，任何人都難於忽略一個事實：中國民間的流變與中國之外的國際環境存在某種“互動性”及“和諧性”，這的確與中國的發展趨勢息息相關。因此，對當代中國民間的流變，是怎麼強調也不過分的。
此外，本書的另一個特點，當然就是曉波對自由主義的持守了，這是他貫穿全書的一個基本思想脈絡，也是其鮮明特徵。但曉波的特色不在於書齋式地解說自由主義學理，而是集中焦點於討論中國的實際問題。在解剖這些問題時，他自然而然地亮出了自由主義這把不鏽鋼解剖刀。基本上，這把刀，他使用起來游刃有餘，同時在語言方式上，常常還帶有一些令人眼睛一亮的“劉曉波特色”，直接而醒目，從不晦澀拗口，故弄玄虛。譬如，如下的句式，就是典型的“劉曉波式”的——劈頭而來，醍醐灌頂：
“現代文明的凸出特徵，表現為政治權力的“天下為公”和財產權利的“天下為私”，而在中國卻完全相反：政治權力的“天下為私”和財產權利的“天下為公”。
有人或許會挑剔其術語使用的精確性。但是，就直接抓住要害並令廣大讀者印象深刻這點而言，有時候，一句話勝過有些專業術語連篇的政治論文。
了解曉波經歷的人知道，此自由主義劉曉波已非彼劉曉波也。我想說的是，這本書呈現出來的劉曉波，與八十年代中葉的“黑馬”劉曉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就我的觀察，曉波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向謙卑。
其轉捩點，大致上應當是當代中國歷史的分水嶺：一九八九（或許還更早一點）。
至于曉波何以會發生這種思想上的“範式轉換”，它當有自己的內在和外緣的理路，甚至或有自己的很私人化的不足以與外人道的原因。據曉波說﹐在高中時代，馬克思早期著作對他影響很大；在大學時代及八十年代，對其思想形成的最關鍵的人為聖ܪ奧古斯丁，康德，洛克，尼采，再有就是文學家卡夫卡。自1988年起，他在德國哲學上開始明顯向康德傾斜，同時對基督教也開始語多尊重，此當是重要端倪。從這些我們或許可循跡找出他的轉變脈絡。筆者不欲在此過多著墨。只想簡單地說，自己是很欣賞這一轉折的。
說來話長。記得1988年在我主編的《思想家》（上海）創刊號上，就刊載了劉曉波的文章“論理性精神”。因此追溯以往，我與曉波，可算已相交多年。以後，雖生命軌跡各自東西，然文字緣份迄今已有十七載了。不過，說也怪誕，雖然電話中我們聊天無數，文字聯絡也頻頻往還，然而多年來竟然緣慳一面。這一現象，也可算是當代中國的“政治地理”的產物之一吧。
坦誠地說，對于八十年代中葉的帶有某種薩特(J.P. Sartre)、尼采((F.W. Nietzsche)印記的劉曉波，我個人雖然欣賞其叛逆性、坦率無畏的真性情，但對他推崇的有幾位大師及其思想，卻不敢恭維；同時也感覺當年他思想中精蕪並存，比較龐雜，時有內在衝突。我個人雖然由衷肯定他在當時中國的先鋒作用和沖擊力，但又難於接受其行事及語言的誇張方式。然而，令人訝異的是，1988年后，特別是跨出監獄後的曉波，猶如經歷了太白金星八卦爐的冶煉，居然如浴火鳳凰，翩然重生。從外在風格到內在思想，他似乎都變了一個人；變得內斂謙和，平抑堅韌，並在思想上走向了被人視為“溫吞水”的英美自由主義。從此之後，處變不驚，隨遇而安，一路寫來，得心應手，思路清晰，言辭從容了。其前后反差之大，令人不能不嘆為觀止，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尚不知是否上帝創造的奇跡。
誠然，如上所述，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曉波的轉捩，其飛躍性斷裂性大於其連續性傳承性。但平情而論，在兩個“劉曉波”之間，連續性仍然是客觀存在的。就我的觀察，曉波自八十年代至今，其未變者在於，雖然外在表現風格已然不同，然究其底色，仍然是性情中人；而另一未變者則是，他自始至終兼有沉思性和行動性，從來都不是純然書齋中人。
所謂兼容沉思性和行動性，是指曉波對自己的清楚定位——民間的代言人。在當代中國，人們習用一對範疇“體制外”与“體制內”來做社會分析。這一劃分，同劉曉波的範疇“民間”與“官方”頗為近似。因此，大體也可以說，他的自我定位是體制外的代言人。他及他的朋友們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在中國擠開一條縫隙，擠出一片民間天地，擠出一個公民社會，擠出一方體制外的政治空間。
這使我自然聯想到目前有些國內學者如康曉光等人所提出的所謂“行政吸納政治”的治理模式問題。他們極力推崇1975年以前港英治理香港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管治模式”——行政吸納政治，並用它來比照解釋和形塑當今中國大陸，為中國當下現實鋪墊一層“合理化”的學術地基。這一說法，源于康曉光借用金耀基教授對英治香港的研究；“‘行政吸納政治’是指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把社會中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進行政決策結構，因而獲致某一層次的‘精英整合’，…” （金耀基《中國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7~28頁）。這樣，一些利益群體、壓力集團的代表或懷有社會、政治訴求的人士，最終被吸納到各個咨詢、決策架構中去，委以重任，成了體制內的一員，壓力也就自然而然的大大減輕以至消弭於無形了。
但是，當年英人管治下的香港社會，雖然沒有民主，但卻擁有法治與自由，擁有成熟的市場規則和文官系統。就連康曉光自己也承認：“香港有法治、高效率的廉潔的文官系統、高度的社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建黨自由）、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全民公費醫療、面向低收入階層的政府住房計劃和各種援助方案）。”（“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2002年8月號）。此外，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 “香港行政還有一個極為特殊的制度設計：即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設有咨詢性的機構，……這些委員會的目的是使各個行政單位能廣泛地經常地接觸社會各界的人士及他們的意見，以使政府的決定盡可能地符合公眾的意願和利益。……香港行政這個咨詢性的制度設計，使政府對社會的意向有更敏銳的反應，因而常能化解許多潛在的衝突，同時，也使政府不至孤傲地脫離社會，形成一個閉鎖的集團”（《中國政治与文化》，第37頁）。所有這些，都顯然不同於當下中國。對目前的中國社會，就連康曉光自己也不得不如此描述：“政治精英或黨政官員壟斷了政治活動空間，嚴格禁止其他人染指政治活動。政治領域對其他社會集團來說是封閉的。確切地說，這是一個沒有政治的社會”（“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研究”）。試觀察比較上述香港的諸種自由、法治、文官制度、咨詢制度、社會福利，有哪一條目前中國大陸具備？當年的香港，由於大批精英被吸納入行政體系內，由於不存在普選制度，由於沒有因選舉而成長成熟的政治精英，因而在行政體系之外的政治人物，其政治影響力的確是相當有限。然而，在高度自由的保障下，這個社會畢竟還是存在政治的。因此，在上述很多重要方面，當年香港與當今大陸基本上是不具可比性的。當然，就更不必細說1975年之後，香港社會草根政治力量的逐步崛起與壯大了。
在當今中國的統治結構下，如果“行政吸納政治”成功，則其后果，必定是在中國社會徹底消滅政治，必定是精英的一體化，必定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向權力精英的歸順化，馴服化，奴才化。最後，政治就只成了權力精英內部的宮廷內鬥。就政治形態這一側面而言，其退化程度與毛時代有何區別？
因此，對中國而言，緊要的問題，不是用行政去吸納政治。恰恰相反，在中國，當行政（黨政系統）已經不能吸納各派政治利益集團之時，真正的現代政治才由此開始。
劉曉波等朋友所做的事情，歸結到一點，就是在極端艱困危險的條件下，頑強地抗拒吸納，抗拒被溶化到行政體系內，竭盡全力在體系外撐起一個舞台，發出不同的聲音，豎起自由的旗幟，從而從個案性的維權邁向制度性的維權。雖然受到重重打壓，雖然其影響還較微弱，但制衡的力量就是由此萌芽的。
簡言之，劉曉波們是在當代中國民間社會創造“政治”。
近年來，有幾位國內學者，正在搜盡枯腸地發揮“制度創新的想象力”，殫精竭慮地進行政治設計的“智力游戲”，提出了種種對中國歷史的“新”看法﹐特別是對中國未來出路的創造性獻策。諸如，“行政吸納政治”、“儒教中國”、“仁政”、“復歸公羊學儒家政治”、“工團主義”、“孔夫子—毛澤東—鄧小平的連續性的‘通三統’”（注意，不是斷裂，而是連續，且注銷了中華民國）、“市場社會主義”…五彩斑斕，令人眼花繚亂，確實是富於智力和想像力的傑作。
但是，在他們上述的“看法”、“想像”和“遊戲”中，卻有兩項禁忌是絕對不碰的：一是回避當今世界久經考驗的主流——憲政民主制度；二是回避任何削弱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的方案。這是他們政治學研究創新的“兩項基本原則”，是絕對的禁臠。他們的才智，縱橫馳騁，天花亂墜，只不過飛翔在精巧玲瓏的“政治鳥籠”中。那鳥籠，正是他們親手用自己的“兩項基本原則”的鐵索包紮起來的。
或許，這些學者覺得國際主流社會（也包括儒家文化圈的民主國家）的制度形態太平凡，太常識，未達到想像力和智力的高水準。至於何以把智力和想像力看作評價制度設計的標準，他們沒有說，外人也頗費猜測，恐怕是有些難言之隱。
其實，真理往往是簡單的，伸手可觸。“放下即實地。”它需要的是誠實，是勇氣，是小孩說出皇帝沒穿衣服那種赤子之心。依據常識，在我看來，劉曉波及其朋友們，他們據以出發的，是一些雖不複雜高深但卻堅固如鐵的事實。他們所看重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較起“制度創新”的朋友們，他們的思與行，要老實得多，良善得多，也自信得多。簡言之，曉波他們是“生活在真實中”。這就使他們擁有了難以摧毀的力量。
歷史表明，倘若為政者撇開常識，撇開屢屢成功的制度體系，醉心於智力遊戲，躍躍欲試去搞種種政治試驗，歷來是大災難的先兆。須知，政治的對象不是無生命的試驗品，而是千千萬萬與政治家及學者一樣的活生生的人，你的試驗所牽涉的，是千千萬萬人的生命、財產、自由和安全，能不慎乎？
因此，筆者對堅守在那片“風雨如晦”的大地上“雞鳴不已”的劉曉波及其同道們，對於他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世紀”勛業，不由自主地由衷欽佩，並懷有深摯的敬意。遠在海外，眺望神州，霧氣重重，晨曦微露，筆者相信，未來的自由中國正在中國的廣袤民間靜靜地萌動，她冒出山林的那一天已經不會太久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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