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沒有自由不可能有民主，爭取自由是獲得民主的前提，極權主義的重要標誌就是全面剝奪公民自由權利，包括公民的表達、信仰、新聞、結社等自由權利，一旦公民的這些權利被剝奪，群體只能由少數人實行專政、為所欲為。
1）爭取自由權利是實現民主的必經之路。
極權統治必然造成廣大民眾怨憤、不滿，統治者為了求得穩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必定會壓制封鎖不同的聲音，剝奪民眾的自由表達權利。
民眾如果不能爭取到自由權利，即使進行形式上的選舉，那也只統治者是欺騙民眾的花招。
他們的所謂選舉，都是在嚴密操控下進行的；選舉的提名權牢牢的掌握在當權者手中，異見人士休想進入候選人的名單。你要獨立參選嗎？你沒有表達的自由，（包括出版、言論、集會、新聞自由），你如何讓選民知道你的事蹟和觀點？在極權時代，如果一人一票選國家元首，在毛澤東時代，必然毛澤東當選，在朝鮮，是金日成，在羅馬尼亞則是齊奧塞斯庫當選。在伊拉克薩達姆可以得到100％的選票。這說明了自由是民主化的前提和基礎，沒有自由談不上民主化。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的偉大、正確的 。
2）何謂自由化
公民本應享有自由權利，這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即使按照中國的現行憲法，公民也應有言論、出版、新聞、結社、遊行、示威、信仰、人身、選舉等自由權利。爭取自由權利的過程就是自由化的過程。自由化的過程是公民自由權利的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過程，自由化就是實現自由權利。初步實現自由化的標誌應該是，開放報禁（新聞自由）和開放黨禁（結社自由）。只有開放了報禁和黨禁，才能逐步啟動一個國家的民主化。
今年大陸選拔“超級女聲”， 不採取過去的專家評審的辦法，由觀眾直接自由投票，結果數以百萬計的人參加了投票。盛況空前，好評如潮。參選者也各顯其能，有很多創新。但就是對這樣的自由選舉歌星的活動，有人也要反對“自由化”，看來爭取自由化的過程來日方長，我們應該有耐心有韌勁。
3）鄧小平鎮壓自由化
中國反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當然是毛澤東。毛死後，大家利用否定“文革”、“大躍進”，平反冤案的機會，使用大字報、出版刊物、發表演講等方式，表達政見，這些活動遭到了鄧小平的強力鎮壓。
1979年中國出現西單“民主牆”運動，鄧小平在1980年1月說：“現在有一些社會思潮，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中的思潮，需要認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單牆’的許多東西，能叫它生動活潑？如果讓它漫無限制地搞下去，會出現什麼事情？”
他還說：“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絕不允許任何人背著黨，同這些人發生聯繫，……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麼漂亮，哪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他們那些人總沒有印刷廠吧。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裏沒有共產黨員？支持這些人活動的有一些就是共產黨員，甚至於還是不小的幹部。對這些黨員要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如果不立即徹底改正，就必須受到黨的紀律處分。”（注1）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到鄧小平鎮壓自由化的兩個手法。一是給爭取自由化的人，加上“反革命”帽子，論罪判刑；再一個是對自由化的出版物，要追查印刷廠，每個工廠都有黨委或黨支部，要查那裏的黨員幹部，要進行黨紀處分，誰都知道，印刷廠裏必定有個黨委，廠長也是黨員，黨票就是官票，有了黨票才能當官，升官，撤了黨票就是斷了官路，那對那些當官的人黨票是天大的事，誰不害怕？用這種辦法封殺出版自由，是一個絕活，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特色，出版社都是國營的，在那裏都有黨委，抓住基層黨委，就能封殺一切有不同聲音的出版物。
4）鄧小平支持批《苦戀》
1979年左派批判白樺的文學作品《苦戀》，得到了鄧小平的有力支持。這次批判實際上是鎮壓了當時的大文藝自由化。鄧小平在一次同中央宣傳部門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總政提出了批判《苦戀》的問題，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番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學校黨委注意了這件事，但是沒有採取措施。”
在這次講話中他還突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他說：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党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注2）
為了反對自由化，鄧小平不遺餘力，1980年講話中，他為自由化加上反革命帽子，1981年他給自由化加上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他反對的都是自由化。
5）鄧小平扼殺大字報
毛澤東活著的時候，提倡過大字報，當時是為了發動群眾打右派，打倒劉少奇，打擊走資派，批判劉鄧路線。“文革”中修改憲法，加進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內容，鄧小平複出之後，下決心修改憲法。他說：
“‘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注3）不久在中國的憲法中取消了大字報的內容。
其實大字報是一種簡單的、大眾化的表達形式，可以被民眾使用，當做一種民意的表達形式。憲法中值得修改和刪去的內容比比皆是，為什麼鄧小平偏要修改憲法，取消大字報的內容呢？其實這也是為了限制民眾的自由權利。自此以後基層大字報很少了，有人貼了大字報就要撕掉。現在全國腐敗現象極其普遍，基層民眾議論，如果允許自由張貼大字報，腐敗現象不會如此猖獗，說明民意缺少表達形式和渠道，腐敗就會蔓延。
6）鄧小平反自由化迫使胡耀邦下臺
1985年9月18日北大學生對社會現實不滿，上街遊行。當時黨內彭真、王震、鄧力群要求反對自由化，並要寫入黨的檔，而陸定一、萬里則持反對意見，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旗幟鮮明的主張反對自由化。他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裏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注4）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中共高層反對自由化最堅決、最持久的是鄧小平。文革中說鄧小平是走資派，實際上鄧小平在政治上是堅決反對走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道路的。說他是“走資派”至少在政治上是莫大的冤枉。八十年代中期在胡耀邦任總書記之後，知識份子中思想比較活躍，要求政治改革，實現自由民主，這時鄧小平發表講話，反對自由化。他說：“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風。”（注5）
由於胡耀邦在政治改革上的開放態度，再加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知識份子的鼓動，1986 年底和87 年初，大學生的示威遊行不斷，遍及十幾個城市，引起保守派的反彈，最後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以反對自由化不利為由，撤了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把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開除出黨。從而開始了新一輪反對自由化的宣傳運動。
7）反自由化 鎮壓六四 軟禁趙紫陽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很多大學生紀念他，舉行集會、遊行、示威，這些活動被當局認為是自由化。於是發表社論壓制，說學生這些活動是動亂，由此帶來更大的示威抗議活動，矛盾激化，保守派調軍隊，開槍鎮壓學生，趙紫陽反對開槍鎮壓，被罷免總書記，軟禁16年。很多主張自由化，一大批支持或參與學生運動的知識份子，大學生，被抓捕，判刑，有些逃亡國外。
一場自由化和反對自由化的激烈鬥爭最後以保守派獲得勝利，革新派受到沉重打擊而結束。
89年春的學生運動實際上是一場爭取自由化的運動，如果說把自由化和民主化，看做是實現民主化社會的二個階段，自由化是為民主化做準備，那麼六四運動可以說是一場爭取自由化的運動。
8）江澤民反自由化有功，升為元首
1986年安徽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要求民選人大代表，得到副校長方勵之的支持，學生遊行，高呼“要求自由選舉”“不自由毋寧死”，不久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也要求遊行，擬出的口號是“爭取民主，爭取新聞自由”。交大的學潮報告到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指示：要疏導對話解決問題。交大出身的上海市長江澤民，去交大處理學潮，他軟硬兼施，又用英文背誦林肯葛底堡的演說，又是強調上海不能動亂，說如果上街阻斷交通結果非同小可，上海電視臺廣播了公安局的通知，遊行示威一律要提前登記，負責人簽字，否則就算違法，員警可以抓人。江澤民還召開八千人幹部大會。明令工人不准上街遊行，違者扣發獎金。江澤民平息了學潮之後，立刻秋後算賬，開除了交通大學一百多名“帶頭鬧事”的學生頭頭，其開除數列全國之首。不久上海市委下令“社會報”停刊，因為他們刊登了自由化的學者郭羅基的採訪，還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宣佈改組上海出版的，宣揚自由化的《世界經濟導報》。
因為江澤民反對自由化有功，在1989年六四之後，在鄧小平的主導下接任了總書記的職務，登上了全國最高領導人的寶座。這也說明鄧小平提拔幹部多麼看重在反對自由化中的表現。
9）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之爭
1976年9月毛澤東死去，10月抓捕四人幫，人們開始對過去極左的東西進行批判，重新審視歷史，很多人有了說話的機會。當時中國的政治出現了逐步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性。社會上有一種要求實現自由化的力量。出現了一些有自由化傾向的評論、文藝作品，和能夠表達民意的報刊，這都是自由化的苗頭。在黨內也出現一批同情支援自由化的幹部，他們支援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在黨內也有一批極力反對自由化的人物，他們給自由化加上“資產階級”的帽子，以使得反自由化，更符合老祖宗的意識形態。
回顧1976年之後的近三十年的歷史可以看到，自由化和反對自由化，是這段歷史時期中國政治鬥爭的主體。可以說這是路線，方向之爭。因為黨內高層，反對自由化的一方始終處於強勢地位，加之民間勢力不夠成熟，以致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遇到鎮壓，魏京生被重判15年。1986年的學潮被鎮壓，胡耀邦被罷免，1989年的學生運動，遭到殘酷鎮壓，王丹和一大批民運人士，黨內的革新派或被判刑或流亡國外。趙紫陽被軟禁。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為自由化正名，我們要以中國現行憲法為依託，利用各種形式推動自由化，凡是維護自由權利的活動，我們都應該給以支持，鼓勵。不論海內外，黨內外，凡是對中國的自由化做出有益的事、講出有益的話、提出有益的建議，我們都應該表示歡迎。
鄧小平在1981年曾講過，反自由化要搞二十年，1992年他又講，反自由化“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後果極其嚴重。”（注6）幾年以後鄧小平就去世了，看來鄧小平至死不忘反自由化。但是世界潮流終究不會被少數人擋住。我們應該堅持爭取中國的自由化，二十多年過去了，只要沒有實現自由化，我們還會不斷地爭取。
注1：鄧小平選集二卷P252
注2：鄧小平選集第二卷P.389
注3：《鄧小平選集》二卷P257
注4：《鄧小平選集》三卷P181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
注5：《鄧小平選集》三卷P123
注6：《鄧小平選集》第三卷P.379
2005年10月11日于山東大學(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