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理想的灰色——讀胡平《犬儒病》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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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4日訊】國人如果關心國事,而又不困於文字封鎖,大抵都讀過胡平的文章。儘管在大陸,他的名字還不能提及,但其思想還是滲入了中國知識界。他說,「我被稱作持不同政見者,算來已經有二十四、五年了。」於人的一生,這算是漫長歲月了。回頭想想,一個人帶著自己的信念,在種種困境中不懈地做下來,也真是了不得。

前兩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國人有一陣熱潮。李先生敢思敢言,信守良知,特別是以他的年齡、經歷和位置,其精神人格,就更讓人尊重。但客觀地說,當時人們對他的讚譽過高了些。可以理解,因為中國的語境中畢竟還矗立著龐大權力,詞語的發生不可能不包含其因素。積極地說,肯定的增強,是為了對抗。今年趙紫陽先生去世,加倍地重復了這個例子。但我要提醒,此必要的「誇張」中,本身包含有物件所佔據的權力和位置的因素。

有關當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胡平無疑比李慎之先生思考得更多,有更多的闡述和貢獻,但人們稱他為民運分子,卻不說他是思想家。我這裏不是一比高低,而是例述權力給人精神思想造成的障礙。極權社會,權力是詞語發生的前提,只有通過權力,詞語才能進入公共空間。胡平幽默地說,我是「持不同政見者,難道還有無不同政見嗎?在今日中國,還有誰能過無不同政見呢?」。雖然國人都是「異見者」,但是大陸不同政見依然是只有通過權力,才能進入公共空間——成為公言,有語言之效能。否則就是私言,不見天日,地下流轉。

極權社會,有害權力的異見怎麽才能通過權力,進入公共空間呢?嚴格地說,完全性極權社會沒有可能,比如毛時代;異見不僅成不了公言,連私言都很難發生,因為有肉體懲罰或消滅,不要說言,還要制止自己去想。但是後極權社會則不同,因為權力中心發生分歧,絕對極權蛻為相對極權,而發生變化,其包括:中心權力分歧鬥爭,各方為增強自己的力量會接納某些異見;權力鬥爭產生裂痕,就會張開一定社會空間,於是某些異見就趁虛而入;經過種種運動,權力內部一部分人成為異見者,他們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迂迴表達異見,並推動社會異見發展;後集權社會是變革型社會,變革本身需要異見,調整人們的意識;再,中性的思想文化在相對開放中,順勢生長,催化變化。80年代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是在這個範疇發生的。以上這些都是需要的,也是有意義的,推動了進步。

但應該看到,儘管這些是重要的,但同時也是有限的。因為最終有個權力允許的程度,底線是不能動搖權力。在此限制下,許多根兒上的命題不能觸動。而繞開這些,中國思想的闡述就不能徹底。(90年代末,網路興起,隨之中國出現非官方的社會亞話語公共空間,此中國後集權社會甚為重要的事情,這裏暫不談。)進而,這個「允許」範疇內的言說,其思想的價值很小,因為作者主要的努力並不在思考,而是如何把已有的想法,挑挑揀揀,刪刪改改,改頭換面,以通過權力許可,進入權力控制下的公共話語。一般地說,這些「思想」出現,要比當初的思考晚一個年代。例如80年代所謂的新思想,在70年代一些青年人便已完成。比如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完成於1975年,1979年發表於民主牆《沃土》,1986年轉載於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論壇》。

思想的前提是自由,但如果是權力,那麽思想就將受閹割。中國思想的障礙在權力,其導致中國精神之萎縮。因此,中國需要獨立思想者。其分離於權力,不接受其的限定,也不求進入權力掌控的空間。在政治思想領域,他們從所禁止所掩蔽的命題開始,而求對中國當代政治徹底闡述。而繞開這點,就不可能有中國政治學。同時,在權力控制之外,爭取、建立自由言說的空間,無此,思想將窒息,並且也產生不了思想的效能和活力;這是複生中國精神的根本之途。

繼遇羅克之後,胡平是中國當代最早的一批獨立思想者之一,在70年他的自由民主、反極權的思想便已成熟,《論言論自由》是之體現。78年,他參加西單民主牆運動,辦《沃土》、《北京之春》,作為一個思想者,他的目的是明確的,那就是開創一塊真正自由的言論空間,這是改變中國極權制度的根本所在。他說:民主牆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中國「一塊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它是對極權主義的社會結構的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突破,構成了對極權統治的最深刻的挑戰。」(胡平「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80年,他參加北大競選也是出於此。幾十年來,胡平致力於兩件事情:獨立思想,及為中國開拓自由的公共交往空間。

民主牆後,中國喪失了建立「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的可能,知識份子盡可能地尋求「體制內」言說。比如《今天》成員相繼加入作協。「體制內」這個詞值得琢磨,其是中國後極權社會之特色。當然我們可以寬容地看待,其畢竟不同於毛權力,人們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言說的空間,是進步。現實、妥協、利用,都是需要的,但也是有代價的。我們不能忽視「體制內」的極權性,否則精神思想的真正價值就將扭曲顛覆。「體制內」是一定寬鬆的權力控制,但依然是「權力」是「控制」,因此某些思想、思想者注定是異類,被擠到邊緣、地下或界外。當中國知識份子整體劃歸「體制內」後,那一部分邊緣的、地下的、界外的思想者也就有了他們特別的擔當和責任。流亡是這種狀態之一。

胡平87年到哈佛攻讀哲學博士,89年後,便成了不能回歸的流亡者。流亡意味許多個人困境,但是中國精神思想不可缺少的角色。廣闊的視野,豐富的資訊,自由之思想之言說,這些是中國尚缺少的,充分地利用這些,自由完整地闡述獨立思想者的思想,使之跨越海面折射回大陸,這對中國尚有控制的思想精神,是必要有利有益的。胡平看到了這點,盡力地發揮它。如果將胡平於美國二十年的所為和文字彙集起來,可以看到這一份特別的意義。

2

《犬儒病》收了胡平近年較重要的文章,可算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胡平思想敏捷,出手也快,其文字短文居多。但這本書都是重頭之作,從各個角度論述了當今中國重要的問題。這裏,我著重談「犬儒病」這一篇。

「犬儒病」是這部書的重要文章,其是中國精神現狀的批評。中國歷史,大災大難總是周期性地發生,但總體而言,中國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糟糕,過去怎麽亂也還有孔孟的延續,就是水滸梁山也還有「忠義」。但現在中國,種種文明正值都被顛覆了,唯壞是好。這是一種什麽狀態?是怎麽形成的?胡平診斷為「犬儒病」,其是極權制度的必然演變。如果說共產黨理想起始就有犬儒的毒素,其權力也始終黑暗,但只是到了後極權時期,犬儒病才全面泛濫。因為早期,人們還相信謊言;但進入後期,謊言只是謊言,人們不再相信。歐文分析極權的三個階段:一、狂熱的烏托邦,二、大規模恐怖,三、玩世不恭,即犬儒主義(胡平多加了一個階段:恐怖之後的反抗)。可以說,「犬儒」是後極權社會的典型特點:權力依然主使社會,但所有的理想、原則、道義統統放棄,人唯利是圖。「犬儒病」標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晚期。

胡平這篇文章先從古希臘哲學講清了什麽是犬儒。他指出,和現今人們理解的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他們憤世嫉俗,是激烈的社會批評家,極端的理想者;但後來,犬儒轉為玩世不恭,成為徹底的非理想者。前者是理想的、原則的;後者是非理想的、功利的。「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誕和玩笑對待之」;「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PRICE)一清二楚,但對它們的價值(VALUE)一無所知」。伶牙俐齒、譏誚嘲諷本是用來批判社會尋求公義的;但反墮落為瓦解社會原則、道義,唯勢為是唯利為是。

說共產黨犬儒,人們不大理解,共產黨出生入死鐵面無情,怎麽是犬儒呢?但是如果我們說「厚黑」,就更清楚。厚黑是充分發展的犬儒,無原則無廉恥無信義,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文章例舉:大革命失敗嫁禍陳獨秀;鼓動民眾要民主要自由,但打定主意,搞垮國民黨,更專制地統治中國;提倡大鳴大放,但轉手就反右。這些都是厚黑流氓行徑,毛說稱讚是「革命的兩手」。按照漢娜的洋蔥比喻,作者說共產黨「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這和阿克頓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一致。共產黨由兩套系統維持:「高尚的謊言」和「赤裸的暴力」。毛的話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謊言唬弄老百姓,暴力歸自己行使。胡平說:「中共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才奪得政權的」,「暴力革命經歷的時間越長,鬥爭越殘酷」,「革命黨人就越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於腦後,越是把勝利、把權力當作狂熱追求的最高目標,以至到後來,他們不再把權力當作實現理想的手段,而是反過來把理想當作奪取權力和壟斷權力的手段。」讀李志綏回憶錄,我們看到外面紅海洋鋪天蓋地,而毛在內宮晝夜顛倒,讀古書、搞權謀、淫亂,他是大犬儒。

權力才是共產黨的本質,胡平引用「六四」後某共產黨元老的一段話:「共產黨的江山是三千萬生命換來的,誰要想推翻它,也得付同樣的代價」。赤裸到這種程度,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江上臺後也有一句名言:「悶頭賺大錢」。意思是:你們撒開了賺錢吧,怎麽來都行;但有一樣,別說閒話別管閒事,也就是別涉及我們的權力。深想一下,中國誰能賺大錢?怎麽才能賺大錢?錢從哪賺呢?這一段加起來,就是中國後極權社會。

人們還有一重困惑,如此「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怎麽就轉為了犬儒?按說「高尚」和犬儒毫不相干。但世上許多看來截然相反的事物,事實上常常同一。作者指出:「犬儒病的發生並非只在共產專制末期,早在共產革命之初,犬儒的病毒便已侵入其中。」他分析:「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套相當陰暗的犬儒主義。」「一方面,共產黨把人的理想懸得極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現實的人看得極低。」「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和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而又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如此崇高,還有什麽手段是不可以採取的呢?」話說到此,我們就明白,為什麽共產黨那麽殘暴?

作者的這個思想很重要,因為人們一向認為共產黨的理想是高尚的,即使發生了種種暴行,也只是犯了錯誤,而理想、目的本身是好的。但事情的危害就在這,共產黨的所有暴行都根據這個邏輯:為了「崇高目的」,因此只能……,不得不……,這就是那句話:「以革命的名義」。如果沒有「高尚」的支援,殘酷就到達不到那種程度,也有不了那麽大的規模。「高尚」為大規模殺戮迫害提供了合法理由和道德依據。我們想想文革紅衛兵,是什麽能讓十幾歲的孩子勇敢地殺人、往人脖子上澆開水呢?

作者指出共產主義是懸空的理想,其「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和衝突」。高調理想是對具體人和人性的否定。從這點看,共產黨意識是非人性的,本身蘊含殘暴,其從高不可及的理想否定人的現實性、具體性、血肉性、有限性。在其「高尚」之下,人不是人,無足輕重,可以隨便犧牲、消滅。文明與極權,說到底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對立。這個教訓值得人們永遠記住:真理、理想、政治需要與具體人性呼應,最終是對人的維護。

這篇文章還有一個思想很重要,極權和犬儒主義相互依存,後者是前者的結果,但同時也維持了前者的統治——「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極權制度的本質是暴力強制:你們必須如此,否則就是監獄或其他。因此極權下人們一定是深懷恐懼的,胡平說;「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欺騙作用」,實際人們知道「反抗必將招致鎮壓,所以才出於恐懼不敢抗爭」。如果僅僅是恐懼那還好,因為恐懼是被迫的,而且「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會導致良知的覺醒和反叛。」但這太危險了,人們寧可將順從自覺地接受權力。他說:「回避恐懼」,「假裝沒這回事,寧可讓良知處於糊塗狀態。這就叫難得糊塗」。當人們都甘願「糊塗」,極權統治也就有了保障。「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沈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皇帝的新衣」是童話,安徒生畢竟寫給孩子的,實際上皇帝、大臣、裁縫、百姓都心知肚明,他們共構「新衣」——指鹿為馬的謊言。那個孩子的天真不在他看到皇帝沒穿衣服,而在他不知道這人們共構的謊言,而這就是成人的「遊戲」。

「六四」後,「黨」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所在單位公開表態「擁護平暴」。他們知道這是指鹿為馬,也明白人們的「擁護」是假話。但是,權力不在乎人說假話,關鍵是你要服從,為服從而放棄。只要你開口「擁護」,你就是接受了他們的暴行,接受了其對你的蠻橫,就是放棄「真實」、「道義」、「良心」等等。你閹割了自己,喪失「人」的準則,成為犬儒。犬儒主義是「對理智的背叛」,也是對道義的背叛。極權要求人們做犬儒,其如果不做,就強迫你們做,如此其統治才安全。這一手很卑劣,但也很奏效。中國的精神思想能到今天這種地步,是極權統治的結果。

90年代,中國的犬儒主義更上一層樓。小說家汪建輝有部新作《彼此》,前言是首詩:「這個時代惟一的出路就是墮落……/所有成功依靠的都是墮落/越墮落越快樂」,「這是一個精神比矮的時代/比一比/誰更矮/盡可能地匍伏下身子/像狗一樣」。這可算是90年代後中國的一個極好寫照。胡平例喻為玩主,「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王朔)

玩主挺迷惑人,因為它嘲諷說教,求自我。王朔的小說風行,因為其有調侃、消解「新華語」的功能。但胡平尖銳地指出:「玩主的冷嘲熱諷,是連澡盆帶孩子。它使官方的說教可笑,同時也使嚴肅的抗爭可笑。」共產黨說教早就是假的,誰都清楚,嘲不嘲諷沒用,權力不在乎嘻皮笑臉,因為這本身包含對他的懼怕和諂意。權力要的是統治和利益,他怕你嚴肅地說:不!而嚴肅抗爭所靠的恰恰是理想、道義和原則,但玩主的嘲諷瓦解這些,這正是權力所期望的。胡平不客氣地說:「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玩主是以無權勢的姿態迎合權勢。

如果我們將90年代前稱為消極犬儒主義;那麽之後就是積極犬儒主義。所謂消極,是指自保;而積極就帶有明顯的侵犯性,胡平說是「富於進攻性」。「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這段話還有深一步的潛臺詞:如果我不把自己當人看,那麽我也就不受「人」的限定和制約,因此也就無需道德廉恥,沒有什麽是不能、不可以的。犬儒變成了流氓主義、牛二主義。反正世界是個大泥塘,誰也別裝蒜,能拿就拿,能搶就搶,自己合適就得。這是中國當前之精神。流氓主義是攻擊性的具有傷害性的犬儒主義。

但是玩主惹不了權勢——權勢是更大的玩主,對之只有屈從,於是就欺淩更弱者。他們屬於權勢一邊,在不同層次上,強詞奪理,欺人欺世,巧取豪奪。說來說去他們還是權、勢、利的追逐者,但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最近李敖在大陸諸大學的講演典型地說明了這點。他罵了什麽?迎奉了什麽?他與權力什麽關係?什麽是他要的?需要警惕那些褻瀆理想、道義、不把自己當人的人,他是說「我不是人,你別用人要求我」,因此他可以隨便掠取踐踏欺騙。當社會理想、道義、公德全盤顛覆之後,「得到」(中國傳統是「得道」)就是真理;而要「得到」,要麽你有權力,要麽你得是玩主——是無賴、是流氓。一句話你什麽也別信也別想,活著得像動物。可是,這個世上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權力,都能當得了玩主和流氓。就是動物,多數也都是被吃的小動物。阿星案、王斌餘案,他們都是本分人好人,只想踏踏實實靠勞動吃飯,但是不行,非逼他們走上暴力。大批的農工、失業者、上訪人、牲畜般的礦工,他們叫天天不應,能奢侈地去嘲諷人權、道義和公正嗎?事情提示,如果我們不走出犬儒,積極建立道義與公正,中國將走向普遍的暴力與革命。

人的社會建立和存在,必須依靠信念、道義、原則。最近,廣州太石村農民絕食維權是之證明,必要時候人們可以用生命抵換。其是生命的真理,而不是言辭的真理,其有生存實在的要求和內容。而沒有這些,對多數人來說就意味生的剝奪——壓榨、搶劫、踐踏。怎麽能說一個上訪者要求的「公正」是屁話呢?誰能這麽說呢?為此,胡平倡導理想主義,他說:「除非人們在自己的利益橫遭侵犯時,敢於不懼風險起而抗爭,否則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

極權制度消滅人心,犬儒就是人心的消滅。「我們要撥開灰燼」,讓人心重新燃燒。「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

3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在給胡平的授獎辭中說:「胡平先生的貢獻是獨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創造了『胡平體』政論風格是對毛體文字、新華體風格的真正消解和正當置換。其論述不僅為五十多年來漢語世界極為重要的政治學,而且代表了漢語對世界的正當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漢語的政治論述是很弱的。首先這和中國的專制傳統有關,一言九鼎,用不著無休的講述爭辯。「半部論語治天下」,「政」、「制」、「體」都是定好的,執行就是,「行難而知易」。中國古代政論多是策論,幾千字就是大著,文情並茂,多可當文學來讀,可謂文政一體。而西方民主政體,從起始便是爭辯。古希臘演說之發達,因為政治是辯論。西方的政治思想、演講、論爭、文章,夠我們長久學習。

漢語政論不發達和語言也大有關係。作為象形文字,漢語是很好的文學語言,生動形象,富於想象,多文化積蓄;但由於抽象性不夠,邏輯不嚴謹,又過於簡練,漢語不善說理。中國古代思想多要揣度,沒注釋大概讀不了。《老子》有多少歧義?中國人好概括,卻拙於分析,這和中國社會的金字塔結構有關,也由於象形文字抽象性不足,少邏輯。林琴南用文言翻譯西方小說,但翻譯黑格爾的哲學試試。

白話文興起,是對漢語的解放,大大促進了漢語的發展。語法的引入和建立是現代漢語理性與邏輯發展的標誌。白話文寫作,白話文翻譯,各種政見的論爭,極大地促進了漢語的豐富和表達,這些都是好兆頭。漢語的靈活性很大,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但49年後,中國突然就無理可講了,語言成為了權力。

極權思想、極權政治給漢語寫作帶來極壞的影響。其中,最典型的是以筆為槍。遠一點有「投槍匕首」,近一點有「拿起筆做刀槍」。魯迅是天才的作家,但他的某些部分頗不足取。極端思想是極權主義的精神根源之一。黨先用筆服務於奪取政權,進而用筆服務於鞏固政權。毛體、新華體、大字報,統治了漢語數十年。極權作為政治很容易看清;但極權在精神上、思維上、語言上的體現,人們則不很注意。長期的極權制度會給人們的心理、性格、精神、思維方式刻下長久的痕迹。今天中國的異見者當然是反極權的,但是有些人的思維和表述方式卻又是極權主義的。人們在不自覺中,承繼了極權政治的遺產。這需要我們警惕。民主理想從一開始就要注意建立於理性、寬容、求實、人性的基礎上。民主不僅是政治制度,也是精神和言說方式。

胡平不是書齋裏的學者,他參與政治;他的文章大多也不是純思想純學術,而多關涉中國時政大事,可謂是「風口浪尖」,按說他的文字應該充滿「火力」。但恰恰相反,他的貢獻之一——從民主牆開始,是在極權話語籠罩中,他在政論領域提供了「新」的言說方式——說「理」:不以「權」而說,也不為「權」而說;而是以說求「理」。這就是把「槍」還原為「理」。當時文學雜誌《今天》,其重要價值也在「新」的文學語言方式。所謂「新」,是由在極權統治下恢復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語言。「胡平文體」實際是有傳統的——胡適傳統。人們可以不同意胡平的某些見解,甚至對之批評,但他的言說方式卻是求理的,可以與之論辯。這是民主政治的言說方式,是走出極權政治的重要一步。

專制與民主的區別,關鍵所在:是權力;還是原則?在言說上,權力體現為佔據:「我」說「我」支配。其搶佔語言空間的中心、至高點,「我」代言真理,不可置疑。「我」說「我」審判「我」發令。「我」即中心,「我」與「理」不分——我即「理」,專斷,居高臨下,不容異己,一言九鼎。一位作家說:「他們說得高尚,但把別人都留在陰影中。」這個陰影就是「我」對他人的精神佔有和籠罩。實際這是「我」在言說空間的權力佔據。

而民主是以原則為尚。它不是「我」說,而是說「理」。可以說民主是說理主義。首先,「我」與「理」相分,「我」不是理,只是求「理」。再,其尊重語言公共空間,「我」不是中心,也不代表真理;此空間是開放的,容異的;每個言說者是平等的,被尊重的,「我」是一個,而不是「一」的整體。因此,「我」的言說是參與的,而不是佔據的;是可質疑的、有原則可參照衡量的,而不「我」說即「是」。說理主義是理性的、邏輯的、分析的、求根據的;反之則是專斷的、情緒的、空泛的、概念的;民主言說是從容的,容納的,而不是偏執極端的。

胡平以分析見長。比如,「不少人至今仍強調文革的所謂反官僚體制的積極意義」,胡平指出:「這些人不知道,大獨裁者都是不喜歡官僚體制的……,正像大資本家不喜歡中間商」,「一個人不斷地造反、反權威,其邏輯後果是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他分析:「紅衛兵運動貌似反叛權威的運動,其實它恰恰是權威主義的運動」,他們「自稱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注意這個『小』字,……它表示對『大』的依賴,並以此為榮。」中國人有許多糊塗的政治觀念,比如人們常將共產極權當為封建專制,說毛是五千年的封建傳統。其實共產極權和封建專制截然不同,差距有文明和反文明之別。在「解讀晚年周恩來」一文中,作者通過周恩來分析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傳統封建專制有君臣共遵的「道」——仁義原則,且而「君」「道」分離,「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諂臣」;而「共產極權制度則不然」,其「最大特點是道君合一」,「領袖是真理的化身」,「黨和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禁絕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由此,封建專制和共產極權的文明與反文明之別就界分出來。進而「周恩來是忠臣」,這樣一種糊塗想法也隨之瓦解。極權制度無道義原則,人必須「違道順上」,其「根本不允許有忠臣」。

在「比賽革命的革命」一文中,他對民眾政治的心理分析可謂精彩。作為極權社會,「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資源,……革命被確立為人生唯一的價值標準」,權力按照人們的革命程度安排其命運。革命常常有利可圖,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則注定吃虧倒楣,因此「到頭來,不管你是什麽人,……都會捲入到比賽革命的革命中去。」毛時代的「甯左勿右」,文革的群眾暴力,都來於「比賽革命」。胡平說:「文革中的狂熱行為,十之八九時裝出來的,是故意給別人看的」,「打人證明你階級情感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無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則有立場不穩,階級感情有問題的嫌疑。」「打人貌似非理性行為,其實卻是十足的理性行為。」中國當代歷次運動,所謂「過火」現象,群眾暴力,此是根源之一。假如人們對之都有了認識,以後即使再鬧運動,人們想裝「狂熱」也裝不了了。這是思想的力量。

胡平的語言平實,但他能將複雜的問題說得清楚明白。漢語欠缺說理傳統,而中國與現代國際政治甚有距離,中國社會本身的衝突和矛盾又極為複雜;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這點,需要很好的理論素養,清晰的思辨力,精通政治和中國社會,同時也需要嫺熟的漢語。胡平語言功底堅實,讀他的散文「戒煙」「吾五五悟」,頗顯出他的語言功力和風格。在胡平的文章中,很少看到彆扭的句式和生澀的辭彙,而這是許多理論者的通病,甚至可以說是當代漢語的病症之一。他的文體平實,但耐讀,除言之有物,亦能引經據典,也常有生動的口語和比喻,如:「請將不如激將」、「理他算輸」、「不癡不聾,不做阿加翁」、「正打歪著,歪打正著」、「臉澡盆帶孩子」等,後兩者是俗語的進一步創造。他在嚴肅中,不失幽默。

人要求生存是本能;人如何生存則受觀念支配。人的意識有限,因此權勢很容易利用意識形態對人操縱,這是思想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言論自由所以重要的原因。思想的意義是以觀念改變觀念。自由是言說的前提,在此之下我們還有說什麽?怎樣說?前者是向權力爭取來的,而後者則是思想者自身的問題。這二者都是重要的。

5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一文寫於1996年,而作者瞭解米奇尼克是在1984年。應該說米奇尼克對胡平的影響很大,我想胡平許多方面是以之為範。當然中國的事情遠遠比東歐複雜困難得多。研究胡平,這篇文章應該注意。

胡平倡導理想,這在他的文章中反復強調。但理想有危險性,因為人的社會理想很容易導向烏托邦。中國共產主義之悲劇有烏托邦的因素。毛後,中國犬儒精神盛行,這和深受烏托邦之害有關係。現今中國實需要理想精神,否則社會秩序和原則無法建立,因為秩序和原則的持守依靠人的精神和道德。但需要警示,當社會瓦解進入危機狀態,人又很容易產生烏托邦幻想。因此,既堅持理想,同時又有對現實、社會、人性的清醒認識,接受局限和欠缺,這對中國非常重要。

胡平堅持民主理想,此不必言,要注意的是他民主社會的清醒認識。在「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中,他對米奇尼克的引述也就他的思想。他提醒,不要由反共產制度「墮入另一種烏托邦——民主烏托邦」。「人性本身不完美,因此不論什麽制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完美」。民主是灰色的,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猴戲的大雜拌」。的確,民主不好,但「專制更百倍可惡」,因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如果理想建立於對現實的充分理解、接受人性和現實的局限與欠缺的基礎之上,那它就是堅實有力的,切合人的需要與存在的。

2005年7月-9月於伊薩卡

──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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