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在中國，「一支獨秀」的經濟背後是礦難的「一支獨秀」。
在黑金吃人的背後，是更黑的崇拜GDP和暴利的人心。
在黑金和黑心的背後，是更黑的蔑視生命的制度。
一、黑金吃人
8月7日，廣東省梅州市興寧黃槐鎮大興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井下有 123名工人被困，生還希望渺茫。
8月29日，官方救援人員已經放棄搜救倖存者努力，被困井下123人全部遇難。歷時23天的救援工作，只找到六具遇難礦工屍體，其他死者屍骨無存。
每次大礦難發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都再次高度關注、發出指示，特大礦難要派聯合調查組；當地政府的各級領導再次組織搶救、看望受難礦工家屬和追查相關責任人。這兩年，又多了一道領導幹部「道歉秀」的風景。
同時，從上到下的官員都信誓旦旦，要整頓煤礦，關停無證煤礦和私人小煤窯，加大安全投入和技術改造，盡量杜絕煤礦事故；此次中央官員還發出狠話：要讓黑心礦主「傾家蕩產」。
然而，無論高官們如何關注、如何三令五申、如何嚴懲責任人、如何愧疚和道歉，甚至每年幾次全國性「安全生產大檢查」，也無法減少中國的礦難，民間輿論把下井的礦工稱為「預期死亡的人們」。
據中共官方統計，從2001年至2004年十月底，全國煤礦平均每7.4天發生一宗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從2000年到2005年，每年死於礦難的人數幾乎沒有任何減少：2000年全國共發生煤礦事故2863起，死亡5798人。
2001年全國共發生煤礦事故2384起，死亡6078人，其中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39起，死亡833人。11月是事故高峰，從11月14日到22日，短短9天時間內，居然連續發生6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共死亡113人。
2002年全國共發生煤礦事故3112起，死亡6528人。
2003年發生煤礦事故4143起，死亡6424人；2004年，全國煤礦發生死亡事故3853起，死亡6027人，其中有兩起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惡性事故。
2005年上半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2672人，同比增加3.3％；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9起，死亡1319人，同比增加164人，增長14.2％；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24起，死亡704人，分別上升33.3％和114.6％。就連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也感歎：「特別是煤礦特大事故死亡人數增幅超過一倍！這個數位是驚人的！」
以煤產量和礦難死亡人數相較，中國的礦難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多倍；中國每產百萬噸產煤的死亡率接近4％，美國是0.039％，只有中國的百分之一；其他國家分別是，印度0.42％，俄羅斯0.34，南非0.13％，中等發達國家一般為0.4％。反諷的是，中日兩個死對頭，中國礦難死亡率為日本的252.4倍。
2003年，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王顯政在全國煤礦安全工作會議上也不得不承認：2003年世界煤炭產量約50億噸，約佔全球的35％，但中國煤礦事故總量依然過高，中國礦難的死亡人數佔全球礦難的死亡人數80％左右。
官方公開的數位已經足夠驚人，但是，中國特色的數位很難讓外界完全相信。一是因為中共政權壟斷傳媒，惡性事故的報導都要統一口徑，二是因為很多礦主隱瞞事故以避免罰款和被關閉。所以，民間人士都認為，實際的礦難及其死亡人數要遠高於官方數據，在煤礦安全現狀極為嚴峻的情況下，不僅礦難已經變成國人生命的第一大殺手，而且塵肺病也已經變成中國頭號職業病。塵肺病是因長期吸入大量粉塵而導致肺組織不斷纖維化的全身性疾病。該病症狀為胸悶、胸痛、氣短、咳嗽、全身無力，重者喪失勞動能力，連睡覺也無法平臥而採取跪姿，最後因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難而跪死，其狀之慘，令人目不忍睹！在中國目前的醫療水平下無法根治，得了塵肺病的人將一輩子與呼吸困難搏鬥，平均壽命不超過48歲。據官方統計，目前全國因下井采煤而患塵肺病患者為120萬人，每年新增塵肺病患者超過７萬人。（見《百萬中國人跪著慘死 正視職業病嚴重現狀》，載於人民網04－06－22）
如此頻繁的礦難、如此高發的死亡率和患病率，久而久之就會變成家常便飯，甚至造成了官方和民間的雙重「礦難疲勞」，幾十人、上百人的礦難能夠驚動中央和引發輿論，而十幾人、幾人的礦難僅僅是一個新聞標題而已，社會對礦難死亡的神經已經麻木。
二、黑心礦主
廣東梅州市興寧礦難發生後，該礦礦主的發跡史隨之曝光，讓世人看到了一個自私而冷酷的黑心礦主。
在大陸，煤老闆很少為礦工培訓投資，據接受採訪的大興煤礦礦工們說：他們來到煤礦後，基本沒有瞭解采煤常識的時間，也從來沒有經過井下作業安全的培訓，因而，他們缺少最基本的安全常識。該礦礦主曾雲高只知道「省錢」和「扣錢」：非但不為礦工出安全保障金，反而要礦工們自己出錢購買下井用的礦燈、礦帽及雷管、炸藥等材料，「安全金」也要從礦工們每天收入中扣除（５％），但礦主並沒有用扣除的錢為礦工們添置任何安全設備。更為「心黑」的是，曾雲高知道他們在挖水底下的煤，還逼著礦工以最原始的挖掘方式「拼命」挖煤。
社會輿論對黑心煤老闆的憤怒，也牽連出對煤老闆們如何比闊的曝光。
進入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遭遇能源短缺的危機，特別是石油和煤炭兩種支柱性能源的短缺尤為嚴重。石油價格節節攀升，尚有國際市場油價連創新高的外部原因，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產煤國，煤炭價格暴漲的主要原因則在國內。
整個中國的電力短缺和大煉鋼鐵，致使煤炭價格連年暴漲。比如，2001年，4號主焦煤的價格只有60元/噸，誰也想不到，2004年的價格卻漲到600－700元/噸。煤炭價格的暴漲催生出一批「一夜暴富」的礦主。近兩年，產煤大省山西的煤老闆成為最醒目的新貴群體。很多煤礦老闆的資產過億，資產最多的煤老闆擁有15家煤礦，每個煤礦一天收入就是20多萬，個人資產高達40億。在山西高平市，佔全市人口萬分之三的煤老闆們，其人均年收入在500萬元左右，他們的存款總額佔全市總額的30％，而當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僅區區500元。
廣東省梅州市興寧上百人礦難發生後，大陸各媒體紛紛轉載一篇礦主擺闊的報導：《山西煤老闆顯闊購20輛悍馬 家族中人滿15歲都有轎車》。
這篇轟動一時的報導說：山西的煤老闆們一次集體買進了20輛悍馬H2SUV，市場單價105萬人民幣，20輛總價為2100萬；在太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煤老闆私下透露，他一人擁有3輛不同顏色的勞斯萊斯。
據山西省交警總隊人員介紹：根據不完全統計，在只有3300萬人口、人均GDP排名在全國倒數第五的山西省，目前整個山西私人擁有賓利、悍馬、勞斯萊斯等頂級豪華車的數量已經突破100輛。豪華車在山西的具體區域分佈情況，太原以賓士、寶馬居多，還有天價的勞斯萊斯；大同以寶馬、凱迪拉克為多；呂梁、孝義以悍馬為多；靈石與臨汾一帶也有賓利。
如此窮的省份，私人卻有如此多的豪華轎車，確實罕見。
很多私營煤礦家族裡年滿十五歲的成員就人手一輛車，比如，太原王老闆的老婆開本田，弟弟開奧地A4，16歲的兒子開沃爾沃，還擁有別克、豐田霸道共十幾輛豪華車。
一輛頂級配置的金賓利，在中國的售價是888萬元，一個中國農民要不吃不喝地幹上3000年，才能買得起。而在山西，只要有人買，只要能買得到，就會出現媒老闆們蜂擁而上的景象。
除了在購買高檔轎車上比富擺闊致外，煤礦老闆們還喜歡大陸富豪的所有比富擺闊方式。到中心城市和發達地區購豪宅，已成為媒老闆的另一時尚。他們購置的豪宅多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海南、大連、青島等地。比如，在北京建國門外的SOHO現代城、世紀城、富麗城等高檔樓盤，就經常看到山西煤炭富翁們的豪車出入。
煤老闆們還喜歡旅遊，他們先是遊玩遍了國內的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跡，接著去東南亞、歐美等開洋葷；媒老闆在子女身上的投資也決不吝惜。除了讓孩子們開名車、用名牌之外，在國內讀書要送到貴族學校，出國留學鍍金要去歐美國家。
媒老闆也喜歡投錢修廟，一為了投當地政府所好，二為了「積德」。比如，許多山西陳區鎮的煤老闆們都投資改造當地的開化寺；米山鎮煤老闆投資修建廉頗廟；高平鎮煤老闆支援當地政府修建七佛寺等。
然而，與修廟這類積德行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媒老闆還從事賣淫嫖娼和買賣毒品的勾當。比如，在河池地區，有錢的礦主吸毒，一年吸掉幾十萬、上百萬並不是新聞。在大廠、車河、南丹等礦區的公路沿線邊，隨時可見禁止販毒、吸毒的警示牌。南丹礦難發生後，社會上流傳的一句話，說南丹礦區「白天像社會，晚上像魔鬼窿。」
同時，媒老闆們出於自身安全和爭行霸市的考慮，也肯花大錢僱傭打手、貼身保鏢、甚至購買槍支。礦主們之間的惡性競爭在地下和地上同時展開，無論是礦主與礦工的衝突，還是媒老闆之間的爭奪，只要花錢擺不平的事或不願意付高價擺平的事，煤老闆大都採取黑道的打、砸、搶，礦工們也常常在群毆時充當煤老闆的打手。按照煤老闆圈內的通行說法是：打手與金錢的結合才能為富裕帶來安全。在媒老闆們心中，被社會憤怒譴責的黑社會現象，不過是另一種方式的買賣：「有人和我過意不去，我出錢找人除掉他。」如此而已！
如此暴利的煤炭行業讓煤老闆們獲得鉅額收入，但礦工的工資之低卻令人難以置信：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透露，2000年以來，煤礦職工年平均工資為6761元（月平均工資才500多元），在崗職工7683元（低於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9371元），在49個行業中排倒數第二。比如，按2000年的工資水平，國有重點煤炭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遠遠低於其他相關行業在崗職工的同期平均工資：石油行業15787元，高出煤炭行業93％；黑色冶金行業12744元，高出56%；有色金屬行業11710元，高出43%；電力行業12951元，高出58%.可以說，強度最大、也最危險的礦工職業，居然也是收入最低的職業之一。長期拖欠礦工工資的現象也相當普遍。據抽樣調查，到2001年底，僅全國國有重點煤礦70個單位就拖欠在崗工人工資63.33億元。同時，煤炭行業的下崗失業率遠遠高出其他加工製造行業，拖欠離退休金和其他社會保障的資金，更是家常便飯。
礦工甚至是在欠債中死去的。《了望東方週刊》2005年2月21日刊出《中國礦工用生命換工資 大批工人在無聲中死亡》的長篇報導，其中寫道：「38歲的聶清文是湖南漣源市七一煤礦的一名安監員。2003年他遭遇礦難身亡。他的遺言是用粉筆寫在安全帽上的：」骨肉親情難分捨，欠我娘200元，我欠鄧曙華100元……「
一邊是最低廉的勞力從事最危險的職業，幾乎每天都有黑暗中的礦難，礦難中的礦工死傷、親人嚎哭和受難者家庭的絕望；一邊是最有錢的煤老闆經營最賺錢的行業，他們個個都是一夜暴富，買豪車，住豪宅，吃豪宴，雇保鏢、買槍支，一臉闊氣，一身狠氣，……同一種黑金卻劃分出截然相反的兩個世界。
三、比黑心更黑的制度
面對礦難，面對煤老闆和礦工之間的巨大貧富差異，人們譴責金錢是萬惡之源，譴責 「人性之惡」，譴責資本家血腥等，進而批評「GDP重於人命」的發展觀，譴責「利潤高於生命」之價值觀。
據新華網報導，8月8日下午，在興寧大興煤礦召開的事故分析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痛斥安全生產監管不力，連問了七個為什麼？然而，就在不到一個月前的7月14日，興寧市福勝煤礦就發生透水事故，十六名礦工被困井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同一小城市就發生兩起惡性事故，作為廣東最高官員的張德江，還有什麼臉面在主席台上振振有辭！
8月10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還為中央政府打抱不平說：「礦主發財，礦工遇難，政府埋單，我們不能再這樣幹下去了；我們一定要用鐵的手腕，防止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他還發誓詛咒般地說：「對非法開採小煤礦的人，要讓他們傾家蕩產，並嚴肅追究刑事責任。」
如此說來，中央反倒成了冤大頭，似乎中央的政策和法規從來都是好的，只是中央的「好經」讓黑心煤老闆和某些缺德的地方官給念歪了。這種聚焦於黑心煤老闆和缺德地方官的譴責，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僅僅停留於此，就把礦難頻發的真正原因掩蓋了。
逐利是所有資本家的本性，不能說逐利就是「黑心」，中國的資本家（包括煤老闆）之人性也不見得就比其他資本家更壞，關鍵在於制度是否對人性之惡給予有效的制約？市場環境是否得到有效的法治規範？市場競爭是否公平透明和不受權力操控？老闆們的牟利是否遵紀守法和取之有道？
在當下的獨裁中國，權力基本得不到有效制約，經濟活動又由權力主導，不可能有健全的法治環境來規範市場，競爭的混亂和牟利的不擇手段，也就無法避免。而且，越是具有暴利的行業，競爭就越惡劣越厚黑。所以，中國礦難的主要原因，是比黑心老闆更黑的官員及其保護他們的制度。
四、礦難頻發的政策原因
1，礦難頻發是安全投入欠帳過多的必然結果。煤礦生產是個整體，運輸、提升、採掘和通風、供電、排水等主要生產環節協調安排，只要超負荷運轉使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將導致整個生產系統的紊亂，引發傷亡事故甚至重特大事故。然而，國家對煤礦安全和技術更新的投入太少，幾乎每一環節都可能出現問題。據官方權威部門統計，全國煤礦安全投入欠帳高達518億，多數煤礦無力更新改造，設備陳舊，生產和安全技術落後，沒有礦工培訓，整體素質難以提高，加之利益驅動下的長期超負荷經營和粗放型開發，生產效率低下不算，30％的煤產量無安全保障。
對煤礦的投入欠帳如此之多，政府盡到了該盡的責任嗎？
2，礦難頻發是高能耗、粗放型增長模式的必然反應。中國經濟持續25年的粗放型增長，雖然帶來了平均9%左右高速度，也引發了能源需求的巨大缺口；能源短缺導致煤炭價格的暴漲，近於瘋狂的超限開採和超負荷運轉，既變成礦主們一夜暴富的主要手段，也成為官員超額完成財政指標、刷新GDP的首選。事實證明，凡是發生特大礦難的煤礦，都在進行嚴重的超設計能力生產，陝西銅川陳家山礦難發生後，當記者向相關領導提出「超產獎」的問題時，銅川市礦務局一個張姓副局長的回答是：「采煤量加大也是國家的需要」。
放任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把GDP增長率作為考核官員的主要政績指標，中央政府難脫責任。
3，對暴利的貪婪和對政績的追逐導致對礦難的麻木心態。礦主要暴利，官員要政績，礦工就必然變成礦主賺錢和官員出政績的工具。為了保證煤炭生產的不停止，煤炭行業的上上下下，甚至煤礦安全監控機構，大都形成了「事故難免」的習慣心態；對事故責任的追究，也長時間處於走過場狀態，安全生產的監管制度形同虛設，事前防範不嚴格，事後追究不嚴厲。比如，按照中國目前的相關制度，此次大興礦難是典型的違法、違規、違章的特大安全事故。因為在事故出現之前，這個既無合法採礦證又無工商營業執照的「三違煤礦」，從未停止過采煤，還在2003年被梅州市評為先進民營企業。另據中共官方公佈的最新資料，全國的無證煤礦竟然高達七千多家。
央視的「焦點訪談」節目曾邀請大同煤業集團的一名救護隊長作嘉賓，正如他的坦率之言：所有的事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事故都有人為的、違章的因素，但又有多少領導為之真正承擔過瀆職的責任？
對礦工生命的忽視和對能源的浪費性開採同步。生命不可再生，死一個就少一個；煤資源也不可再生，挖一點便少一點。中國礦工的死亡率之高為世界之最，中國煤資源回采率之低恐怕也是世界之最：官方提供的數位顯示：中國煤礦平均回采率只有35％。某些簡陋的鄉鎮煤礦甚至低於10％－15％。
4，政策性的補償規定導致死亡賠償標準過低。儘管礦難不斷、噩耗頻傳，然而，一方面，中國農村的廉價勞動力的大量過剩，使「預期死亡」的勞力前赴後繼地從田間走向黑暗的井下；另一方面，沒有有效的制度監管和獨立工會的討價還價，也使要政績的官員和要暴利的礦主視礦工生命為廉價商品，事故死亡便成為「煤黑子」的宿命。以至於，在死亡賠償這樣的人命關天的大事上，礦主與礦工居然可以不按照法律簽約，而是簽訂私下的「生死合同」，致使礦主們得以大幅度降低礦難成本和逃脫法律追究。
事故死亡的私了賠償，少則幾千元，多則幾萬元。比如，2001年「7.17」廣西南丹透水礦難瞞報事故發生後，《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在一位死者家裡看到一份「生死協定」，主要內容是：「屬於甲方的安全事故，造成死亡的，由甲方給予一次性補償2萬元。在處理事故中，甲方只承擔上述費用，不再承擔其他經濟和法律責任。」在煤礦行業，2萬元死亡賠償算中等價格，但最高的私下協定也就是五萬元或六萬元。甚至，對於那些死者的家屬來說，親人的一條命如果能換來五、六萬元的補償，那就已經很值錢了！
國內輿論要求提高礦難賠償標準的呼聲已經多年，千呼萬喚之下，地方性的賠償新標準才跚跚而來。煤炭大省山西規定：從2004年12月1日開始，因煤礦事故造成的人員死亡，賠償金不得低於20萬元。難道一條命就值20萬？但這已經是目前國內的最高標準了。
五、礦難的制度原因
在大陸經濟體制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權力的不受制約必然導致權力化的畸形市場，這樣的市場又必然保護著縱容著權貴私有化的貪婪，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及其通向無阻的官商勾結，才是礦難難以抑止的真正原因。
1，獨立工會的缺位。
在任何僱傭關係的經濟體中，大都是老闆強勢而僱員弱勢。為了防止強者更強而弱者更弱，以至於形成強者通吃的絕對不公正局面，所有的文明國家都有雙關齊下的措施，一是政府加強對僱主們的法律監管，二是用法律來保障僱員們建立獨立工會和舉行罷工的權利，三是處於超越性中立仲裁地位的政府權威。當勞資雙方發生利益衝突時，唯有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的存在，處於弱勢的勞工階層才能有組織地合法地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才具有與強勢僱主進行談判、討價還價的資本。可以說，這種受到法律保障的民間權利，幾乎就是弱勢群體對抗強勢集團的唯一資本。甚至於，政府對僱主的法律監管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保障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的制度是否健全和落到實處。
如果中國有獨立工會，礦工們有罷工權利，那麼，政府也就必然是超越勞資雙方的中立性的仲裁權威，當勞資雙方因井下安全保障而出現衝突時，勞資雙方的關係、政府和勞資雙方的關係應該如此：1，礦工們就安全擔憂訴諸於工會，工會組織者根據礦工們擔憂進行井下調查，如果安全情況確實堪憂，工會就將要求礦主下令停產整頓；2，如果礦主不停產，工會組織就可以發動罷工來逼迫老闆坐下來談判，什麼時候談好，什麼時候停止罷工；3，如果老闆以開除或剋扣工資來威脅罷工活動，工會組織就可以根據國家的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律來捍衛礦工們的合法權益；4，如果勞資糾紛鬧到無法通過雙方的內部談判加以解決的程度，工會就可以訴諸中立而超然的仲裁者——政府權威，要求政府的相關機構對井下安全情況進行檢測鑒定。5，政府調查的結果，如果確實存在危險，政府就會要求礦主必須限期整改，直到達到安全標準；如果礦主還不服從政府法令，政府就將依法強制執行。如果安全狀態不像礦工及其工會說得那麼糟，甚至沒有太大的問題，政府就要拿出切實的證據來說服工會和礦工，如果工會中個別人還不服從政府的權威鑒定，那就以故意滋事加以處罰。
然而，在今日之中國，獨裁政權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更不允許工人們通過罷工來爭取權益，政府也從來不是超然而中立的仲裁角色。中國的各級工會是黨權的下屬機構，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幫助黨權及其權貴來管理工人。在各級地方黨政與老闆、工人的關係中，一面是官員們操縱傀儡工會間接地與工人發生管制與被管制的關係，另一面卻是官員們直接與老闆們進行權錢之間的交換合作。官員們追求經濟高增長率及個人利益最大化，老闆追求高利潤率及個人利益最大化，二者可謂一拍即合。
在中國，工會代表政權的利益，政權代表資本的利益，資本通過權力牟取自身的最大增值，其結果是強勢的權力和強勢的資本組成強強勾結，共同壓搾弱勢的雇工們。一旦發生沖突，根本談不上勞資雙方的博弈。弱勢的勞工階層，既沒有討價還價的經濟資本和組織資源，也沒有訴諸於法律的合法渠道。所以，才會造成強度大、危險性高而工資低的煤炭行業，造成脆弱的安全保障和極低的事故補償，礦難頻繁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狀態也就難以改變。
2，獨立新聞監督的缺位。
在任何文明國家，對於負有向公眾提供真相的媒體來說，面對一次性死亡上百人的重大礦難，沒有理由不作為頭條新聞進行同步的追蹤報導，更沒有任何理由向社會隱瞞真相。因為，現代文明社會的經驗反覆證明：及時、準確、客觀地提供公共資訊是政府和媒體的社會責任，不僅謠言和恐慌止於事實真相的公開，而且災情的控制和減輕也受益於資訊的透明化。
比如，如果類似廣東省梅州市興寧黃槐鎮大興煤礦的惡性透水事故發生在西方國家、甚至發生在港台地區，媒體起碼都會有如下反應：1，礦難必然成為該國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2，在井下仍然有被困礦工 123名的情況下，媒體的天然職責就是持續的跟蹤現場直播報導，讓公眾隨時可以了救援的進展情況；3，對受難礦工的家人的跟蹤採訪和持續報導；4，挖掘與礦難有相關的黑幕，特別是相關政府部門、官員、礦主之間的關係；5，請來受難者家屬、專家和民眾，在媒體上展開關於煤礦安全問題的持續的公共討論。6，監督政府及礦主的救援工作，敦促相關機構進行有效的整改。
然而，在一黨獨裁的黑箱體制中，凡是出現類似情況，中共當局首先想到的，絕非「人命關天」而是「黨權第一」。所以，當局在傷亡慘重的認為災難發生後，為了盡量減少對黨權形象的負面影響，並盡量借助救災來提升黨權形象，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控制媒體和壟斷資訊：1，不允許任何媒體上頭條，而要放在新聞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後一條國內新聞。
2，突出報導政府及其官員的親民形象，最高領導人的重視和批示，黨和政府的關懷以及救援工作多麼卓有成效。
3，對災情的報導，要盡量刪繁就簡和避重就輕，不允許慘烈場面的出現，不允許同步的連續跟蹤報導，甚至隱瞞真相。
4，只發表經過高層審查的資訊，所有媒體務必根據新華社的統一口徑；5，政府對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安置多麼到位，遭災的百姓對黨和政府多麼滿意和感激；6，政府對相關責任人的查處多麼高效，處罰多麼嚴厲，整改措施多麼完善。
7，對事故的調查取證完全是黑箱作業，有選擇地或歪曲地公佈調查結果，務必從重從速地處罰當局宣稱的罪犯。同時，對有關官員的處分以及處分的力度，全視其與高層的親疏關係而定。
8、加大報喜力度，以沖淡報憂所引起的社會情緒。
六、礦難頻發的背後
從芳林村小學爆炸案、石家莊爆炸案、南京湯山鎮集體食物中毒案、SARS危機、沙洋鎮洪災、一系列嚴重礦難……中的死者，不僅都是黨權至上體制的犧牲品，而且每一次救災都變成「恩人政治」的表演。
同時，黨的喉舌們，不但在其他新聞的報導中要收取收紅包，而且貪婪到在礦難採訪時也收紅包。就在大興礦難發生不到兩周之後，《河南商報》在2005年08月19日發出了《官員給記者發礦難封口費 480人領走了20萬》的報導：7月31日，河南汝州發生一起煤礦事故，共有100多家媒體的480人領走了20萬元的「封口紅包」，人均500元。這20萬現金是鄉政府從農村信用社貸款。報導還稱：汝州市太窮，煤礦事故中給的封口紅包是最少的，與登封、新密二市的煤礦事故的封口紅包相比，簡直就是小兒科。
早在2003年9月16日，《中國青年報》就曾發出通訊《繁峙礦難水落石出》，其中揭出在採訪事故過程中有十一名記者被當地幹部及非法礦主的封口紅包所收買，此違法違規、褻瀆職業道德和蔑視生命的記者行為，並非個別新聞人的道德敗壞，而是新聞體制本身的制度腐敗造成的。在黨營壟斷體制下，黨給媒體經費、給從業者烏紗帽和飯碗，媒體人就只能按照黨的要求向社會提供資訊。新聞制度對從業者的要求，不是激勵獨立報導和誠實新聞，而是縱容奉命報導和作假新聞。大陸新聞界的造假式腐敗不是從改革才開始的，難道毛澤東時代的「放衛星」不是新聞腐敗！所以，中國新聞人作為黨的僱員，已經養成了充當喉舌的習慣，既然在一切向權看的毛時代，可以為了碗飯和烏紗帽去作假，那麼，在一切向錢看的後毛時代，為了一夜暴富作假也就順理成章。
權力腐敗了，社會良心被權錢利誘吞噬了，媒體不是官權和資本權力的監督者，而是官權和資本權力的組成部份，新聞人變成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大款與媒體的合謀欺騙公眾就是必然的。同時，新聞界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充分利用壟斷體制和職業之便，盡力掩蓋自身腐敗和進行自我吹噓。比如，以揭露黑暗面為主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道德觀察」等欄目，卻從未見過揭露新聞界黑暗面的節目。換言之，在中國，最大新聞腐敗不是「新聞腐敗」本身，而是「新聞腐敗無法成為新聞」的腐敗。
官商勾結的腐敗使得每次礦難發生，從官員到輿論都會談到「安全監管形同虛設」的問題，但大都把原因歸結為個相關部門及其官員的不負責任，而很少有人敢於觸及「形同虛設」的主要癥結——官官相護和官商勾結的腐敗。
在沒有獨立工會和獨立媒體的中國，讓官員來監督官員和資本家，純屬癡人說夢。每一起特大礦難發生，背後都能挖出一個官官相護和官商勾結的腐敗集團，廣西南丹礦難，河南大平礦難、遼寧阜新孫家灣礦難……莫不如此，興寧礦難當然也不例外。
據新華社8月14日報導，國務院調查組和省紀委對當地一些政府官員和相關人員進行了迅速的周密調查，已經取得一系列的戰果：
A，關於礦主曾雲高的發跡。當年，曾雲高只以500萬元買斷價值上億的國企「一礦」並成立大徑裡公司，近幾年實施大兼併，即以金錢和權勢相結合的力量，強行買斷其他煤礦的經營權。現在，黃槐鎮半數以上合法煤礦已經被他兼併或聯營，他的身價已超過2億元。
B，曾雲高在當地的官府裡吃得開，光保險帽就有兩頂，他是興寧市和梅州市兩級人大代表。而且，他公司的股東及家族中還有政協委員和當地稅務官員。
C，礦難發生後，曾雲高首先想到不是救人和承擔責任，而是企圖拿出三億元擺平。由此可見，他曾花錢擺平過許多麻煩。比如，大興煤礦居然在既無合法採礦證又無工商營業執照的情況下，連續開採至今，已經有六年時間，還在2003年被梅州市評為先進民營企業。
D，被礦難牽連出的官員和相關行政人員，在資金來源上問題多多，小小的煤礦居然涉案金額高達15個億，顯然與煤礦入股所得有關。調查發現，有一名每月只有數千元工資的警務人員，個人資金居然多達2900萬元。
冷酷的黨權至上破壞了「人命關天」此一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常識。對於必須重大災難負責的政府來說，在其治下出現震驚全社會的人為災難，沒有任何理由不作為頭等大事處理。但獨裁製度從來都是冷血的，從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只有冷血的獨裁製度培養出來的官員，才會視經濟發展、招商引資和政權穩定高於人的生命，這才是礦難不斷的最大原因。中共政權可以為某個領導人下半旗致哀，卻從來沒有為災難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而在當今世界上，為災難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已經變成國際通例，它標誌著國家對生命的敬重和珍惜，也以此來彰顯生命的寶貴、來提醒全社會對生命的珍視。其實，按照大陸國旗法規定，發生特別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志哀。但自1990年10月1日國旗法實施以來，中國屢屢發生百人以上的特大礦難，卻沒有一次下過半旗志哀。甚至，1994年12月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奪走了288名中小學生和37個成人的生命，2005年6月黑龍江牡丹江市沙蘭鎮洪災奪走105個小學生和4個成人的生命，這個冷酷的政權仍然沒有下半旗致哀。
再看官方對頻發礦難的態度。有關官員及其御用專家曾一再強調：國情的特殊決定了中國礦難頻發的難以避免。他們振振有辭地論證到：通過對國外一些國家安全生產發展趨勢的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和安全生產水平具有高度相關。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間，生產事故基本是呈上升趨勢；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之後，事故率才開始逐漸下降。所以，中國經濟要到2020年才能達到人均GDP5000美元，也就是接近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只有到那時，中國安全生產的水平才能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那麼，同樣是不發達國家的印度，現在的人均GDP只有500美元，遠低於中國的1000美元。按照中國官員的推算，印度的人均GDP只有中國的一半，印度的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應該比中國高出一倍以上，但事實上，印度的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為0.42，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共官員用經濟發展水平來為礦難高死亡率辯護，除了冷血，再無其他。
同時，中共有關主管部門還公開宣佈控制礦難的死亡率水平，比如有關官員在2004年年初說：2003年大陸煤礦企業事故死亡6702人，比上年減少293人，下降4.2%；2004年準備按照下降4.0%的幅度控制，即煤礦百萬噸死亡率2003年為4.17，比上年下降16.6%；2004年百萬噸死亡率準備控制在3.8左右，比2004年的4.17下降0.37.按照官方的國情邏輯，從礦工的角度講，起碼在2020年前的十五年裡，礦工們只能忍受每年3000多起礦難和6000人以上的死亡。而從官方的角度講，只要每年的礦難死亡率控制在逐年下降4％的水平上。換言之，2003年的礦難中死亡6400人，2004年的礦難中死亡6027人，減少了373人，已經是安全生產的政績卓著了。再向前推算，1997年礦難死亡人數是7083人，2000年以來的死亡人數大都控制在6000人上下，相比之下已經減少了上千人，豈不是天大的政績了嗎！
也就是說，只要還采煤，礦工就要繼續每年數以幾千計人數死下去。這是多麼可怕的官權邏輯！
太多的死於人為事故的無辜亡靈，本應該獲得自己國家下半旗致哀的尊重，但在制度性的對生命的輕蔑中，亡靈們得不到起碼的尊重；在制度性謊言的黑牢中，亡靈們見不到真實的陽光，只能默默地死去發霉腐爛。冷酷，剝奪了應有的敬畏和憐憫；謊言，掩蓋著生命被無辜剝奪的真相。幾千年瞞與騙的屠夫制度和冷血文化，究竟還要把生命當兒戲耍弄多久！我們中國人作為人，究竟還要忍受乃至縱容這種不把人當人的制度多久！
2005年8月16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北京之春》05年10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