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貢獻 民衆首推「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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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韓宇菲綜合報導)一代文學巨匠巴金以一百零一歲的高齡辭世,在神舟六號凱旋歡呼聲的遮掩下,並未在內地傳媒佔據重要的版面,官方《人民日報》只在頭版的右下角刊登了一段帶圖片的簡訊,與當局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榮譽、與巴金擔任二十二年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地位,並不相稱,然而大陸網民悼念巴金的悼念留言鋪天蓋地。

「為什麼巴金如此可貴?」

網民除了讚賞巴金的文學成就,最多的讚譽圍繞巴金講真話的精神,尤其是對老人歷時八年所寫的長四十二萬字的散文巨著《隨想錄》,敢于嚴苛地自我良心的拷問和倡導「講真話」的懺悔精神。新浪網調查「巴金一生最大的貢獻是甚麼」,結果,被網民排在第一位的是「說出了真話」,在巴金作品至今仍影響中國社會因素問題上,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追求自由、理想主義、反叛精神。

搜狐網的調查同樣顯示,排在「巴金最主要的貢獻」第一位的也是「說出了真話」。文壇的悼詞也聚焦在巴金的「講真話」。中國作協副主席王蒙說:「巴老(巴金)是中國作家的一面旗幟,他始終特別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重視文學的真實性,提倡說真話,提倡把心交給讀者。」

有網民發文,「作為一個在壓抑下反復被折磨的知識分子,他宣布要講真話,這不僅說明他還有一點勇氣,而且顯示了他還看重自己的人格和人格的獨立,這是難能可貴的…但願這種勇氣和精神不要隨巴金入土,但願茶余飯後還有年輕人在上網遊樂之余能翻翻隨想錄…可是在我的記憶裡,講真話的人似乎只有這麼兩個,巴金和說皇帝赤裸的那個小孩。 」

「巴金晚年嚴苛地自我拷問和倡導「講真話」的懺悔精神,在當今的中國思想界和文藝界仍具有振聾發聵的感召力──這也是人們發自內心地悼念這位世紀老人的主要原因。 」

巴金的朋友、資深傳媒人谷葦說,巴金提倡要講真話,其內涵是言行一致,巴老用自己的行動做到了言行一致,這也是他感人的人格力量所在。

據港媒分析認爲,平靜的表面下,巴金辭世引起的三股衝擊波卻是洶湧澎湃,暗地 震撼中國文壇、政壇。首先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提到巴金,不能不提到巴金未了的心願,即建立文革博物館。巴金在一九七○年代末復出後就提出這一構思,但一直被束之高閣,未能衝開中共的這一禁區。

文章還認爲,如果紀念巴金的焦點被凝聚到文革的批判上,按他所說的「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對中共的統治所形成的衝擊,也許堪比一九八九年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

痛定思痛的自我懺悔:《隨想錄》

巴金是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魯、郭、茅、巴、老、曹」近代文學史上的6位文學大師,如今只剩巴金,他成了碩果僅存的國寶。

學術界公認巴金的創作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在1949 年前,巴金寫出了諸如《滅亡》、《家》、《春》、《秋》、《愛情三部曲》等20多部中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影響了幾代青年人,同時也奠定了巴金在現代文學中不可動搖的地位。1949 年至1966 年巴金卻沒有寫出讓人滿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讀者養活》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我在17年中,沒有寫出一篇使自己滿意的作品。」

1966年開始的「文革」更讓巴金經歷了一場永難忘懷的噩夢。在這場長達十年的噩夢中,巴金不僅自身遭到殘酷批鬥,還永遠失去了妻子和許多朋友。他在後來的文章中說,他有時會在夜裡聽到死去的妻子悲切的哀哭聲,在睡夢裡見到冤死的故友。
  
文革結束後,劫後余生的巴金開始徹底反思人性與良知。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報》開辟《隨想錄》專欄,從1978年12月1日寫下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懷念胡風》,歷時八年,全長四十二萬字,後來被編輯成《隨想錄》。

巴金寫《隨想錄》的出發點非常明確,就是要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個人的反省,巴金對「文革」的反省從一開始就與巴金向內心追問的「仟悔意識」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樣,簡單地把 一切責任都推給了「四人幫」,因而認為粉碎「四人幫」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對歷史和未來的更大的憂慮。巴金還不斷反省自己的「文革」經歷與曾像奴隸似的心甘情願地低頭認罪,主動改造思想。他無情剖析自己「由人變成了獸」的 歷史:「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

巴金在《隨想錄》中真實地記錄了「文革」給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帶來的身心摧殘,揭示出「文革」 的惡性威力和影響並未隨著它的結束而消失,他以噩夢中與鬼怪搏鬥的場景不斷向自己加以警醒。所以巴金在《隨想錄》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說真話,認為「文革」的產生是由說假話造成的。巴金說,說的真話並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話的基礎 上產生的。

巴金多次呼吁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讓中國人永遠記住「文革」的瘋狂與荒謬,不再重演類似的歷史悲劇。「經過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準備妥善,上面講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要是拖長一點,譬如說再翻一番,或者再翻兩番,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因為靠 「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 盡管這個呼聲得到很多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在官方刻意的逃避中就有如泥牛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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