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大紀元綜合報導)晚年親近巴金的家人透露，巴金生前最大的願望，是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館，還原歷史真相。
中國一代文學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時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歲。巴金原名李堯棠，一九○四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二一年于成都外語專門學校肄業，二七年赴法國留學，寫成處女作長篇小說“滅亡”，發表時始以巴金為筆名。
六○年代文革期間曾遭批斗，終其一生并未入党。
巴金一生與妻子蕭珊相濡以沫。在“文革”的艱難歲月中，蕭珊給予巴金精神上的支持﹐也替巴金承受過銅頭皮帶的毒打。１９７２年７月底，備受精神摧殘的蕭珊患了直腸癌。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３日中午，蕭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臥室里。巴金對蕭珊一往深情，寫了《怀念蕭珊》、《再憶蕭珊》，還有《一雙美麗的眼睛》等文章。
巴金是中國少數具有國際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一度還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一九三○年代寫成的“激流三部曲”：“家”、“春”、 “秋”。
“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開人世了。”—–巴金
晚年巴金更提倡“講真話”，在“隨想錄”中深入反思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傷害。巴金管家徐鈐指出，巴金淡泊名利，熱心助人，敢說真話，是巴老給人的印象，但巴老在文革十年浩劫，所受屈辱卻是鮮為人知。
“文革”後，巴金用了8年時間寫了150篇《隨想錄》，計有42万字。巴金說：“五集《隨想錄》主要是我一生的總結，一生的收支總賬。”學術界認為這是一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是一部代表當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響，遠遠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學范疇。
巴金寫《隨想錄》的出發點非常明确，就是要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個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來所寫的《隨想錄》合訂本新記中說的：“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触各种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里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惊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后代再遭災受難。”
巴金對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為的反思，則是挖掘到一個更深的思想層次上了：即在無約束的權威秩序統治下，他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犧牲正義和朋友，這就在事實上為無約束的權威秩序作了幫凶，而在這行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為此而受到煎熬，結果就在愈加絕望的生存環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終一點點地喪失了清醒的意志，放棄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的自覺和能力，也根本違背了自己曾經奉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這也正是他何以會在文革中變成精神奴隸的心理基礎。
巴金不斷反省自己的“文革”經歷与奴隸意識的聯系，他發現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隸似的心甘情愿地低頭認罪，主動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夢》中，他痛苦地喊出了這樣的自譴：“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隨想錄》出版後，老人宣布擱筆。但那些陰絲絲的冷風並沒有消除對老人的敵意。1991年，北京一家報紙上公開發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擊老人晚年用生命來呼喊的“講真話”口號，這篇奇文以“真話不等于真理”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頭上潑去，誣陷“真話”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權的石頭、槍彈”。針對此，老人發表了一篇公開信，反駁道：“我提倡講真話，并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
巴金簡歷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生，四川成都人(漢族)，無党派。
１９２１年于成都外語專門學校肄業。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赴法國留學。
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０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總編輯。
１９５０年后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１９５３年９月后先后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月報》、《收獲》、《上海文 學》主編。
１９６２年后任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２００３年11月，被授予“人民作家”榮銜。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時０６分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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