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巴金逝世後，有多篇評論說，這意味著他那一代知識份子已經徹底離開我們，他們已經成爲過去，成爲歷史。同樣一句話，卻有不同的含義，不同的指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有人（比如提倡後現代主義的張頤武）說巴金是五四時代的最後一位大師，他追求個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是一種“現代性的宏大敍事”，而我們當前面臨的是一個全球化和消費文化的新時代，我們不能躺在他的思想和價值上，而應該面對新的現實，超越他。
另有一種意見認爲（比如評論家謝有順的觀點），講真話、反奴性的事業並沒有完成，謊言和虛假依然存在，因此我們必須自問：他的文字和精神還有多少能被現實中的我們繼承。
我是持後一種觀點的。巴金晚年一再表示的是懺悔和遺憾，他的願望並沒有實現，他的理想仍然是我們努力奮鬥的目標。巴金之所以格外引起人們的尊重與懷念，與他晚年的態度和立場有很大關係，不然，人們固然會敬重他早期文學創作的成就，更會爲他半生蹉跎遺憾。巴金晚年提倡講真話是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後半生的唯一亮點，我認爲更有亮度的是，病榻上的巴金公然說，有人對他提倡講真話表示不滿，但他不爲所動，堅持自己的態度。這說明，對真實的追求，在中國是一項尚待爭取完成的、艱難的事業。
人們把巴金的“講真話”當成他幾乎唯一的思想財富，這一點的價值決不僅是過去時，而且是現在時和將來時。
我們確實應該超越巴金，如果巴金晚年的認識和境界已經是我們只能景仰而無法逾越的高度，那只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狀態和精神水準是可悲的、令人遺憾的。
巴金是一個善良、真誠普通人，而不是思想巨匠。他在晚年提倡說真話，除了對自己的一些經歷表示懺悔，並沒有爲揭示歷史真相做出多大貢獻。要做到這一點，除了道德勇氣，還需要思想的勇氣和能力。巴金是少有的提倡反思和批判文革的人，他對於文革中自己和親人慘遭迫害有痛切的感受與言說，但由於與社會生活脫節，大部分時間在體制的金絲鳥籠中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他除了反復提醒過去的悲劇之外，完全無力揭示，甚至無力探討悲劇的根源，只能泛泛地說“文革使人性變成獸性”、“那時沒有人性，變成了獸性”之類的話。
巴金基本上局限于只用道德眼光看問題，他晚年的懺悔是托爾斯泰式的，順著這種思路，他體現和提倡的是托爾斯泰小說《復活》中主人公聶赫留朵夫的“道德自我完善”，他無力追問制度的不完善，考慮如何使制度完善。顯然，使得“人性變成獸性”的原因，除了在人格和道德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方面。
巴金的懺悔是真誠的，但缺乏歷史的維度。他的反思起因於他個人和家人在文革中的慘痛遭遇，他沒有從頭思考自己自從投身于左翼文化運動以來的一生和那一段歷史。相比之下，另一位文學前輩韋君宜的反思就更徹底、更有力度，她在《思痛錄》中發出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慨。巴金留給我們的，大體上是迷茫、疑惑和問號，而非有價值的內容或思想線索。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於巴金。時代在進步，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經驗和可能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話說回來，在當下，要像巴金那樣善良和真誠，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對自己提出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比如，我們應該更自覺、更有勇氣，從投身於生活、投身於社會的開始就堅持直面真實，對自己真誠無欺，決不隨流和隨衆，決不受任何口號和力量的蠱惑、脅迫而作惡。我們應該把張愛玲的“出名要趁早”改爲“講真話要趁早”，與其到晚年來懺悔，不如一生始終坦蕩無憾。嚴格地說，在功成名就，成爲無害的偶像之後再來提倡講真話，其實際作用是很有限的，前人的人生遺憾，應當是後人的警誡。
我們在痛苦歷史和荒唐歲月這個背景下感懷和尊崇巴金，我們以大智大勇的標準要求自己。
──轉自《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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