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4日訊】（偶然讀到雲南邵正祥先生寫的《無聲的吶喊──空前的大冤案》，其情淒厲，其理通達，表達了一位曾經被「錯劃」者不改愛黨愛國的耿耿孤心。但是，離開那個讓55萬人蒙冤、幾百萬家庭株連受難的日子，已經相隔了48 年。今天，中共不但不准備徹底推倒違憲違法的反右運動，給蒙冤受難的右派徹底平反，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而且企圖把它從歷史上、黨史上「蒸發」。由於該文在國內網站無法發表，我征得邵正祥先生同意，將該文推薦給海外網刊發表。邵正祥先生今年76歲，打右派時在昆明水電設計院任測量隊長。反胡風運動中曾被懷疑為胡風分子，審查了半年多。1957年6月20日在雲南日報上發表了被刪改過的文章仗義執言為儲安平辯護，因而被錯劃為極右派分子，並被送勞教。 1979年改正「錯劃」後到子弟中學任高中數學教師。──李昌玉推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未經任何法定程序，就憑中共中央一個通知，人民日報的一篇名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就搞起來了，結果把大批知識分子，機關幹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嚴重後果，使黨內『左』傾錯誤和驕傲情緒日益發展起來，領袖的頭腦膨脹起來。」
──田紀雲《我對依法治國的一些思考》
一、
我們是一九五七年以赤子之心，響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號召，被邀請幫助黨整風而被劃成右派，投入勞教、監獄禁錮了二十一年。（我個人較為幸運，因不服於63年3月10日寫信向周總理申訴，單位接到周總理覆信後，通知我於63年6月5日恢復工作，但仍被單位領導以摘帽右派對待）。一九七九年初，貫徹中央「55」號文件，才開釋出獄，重回人間。
一九五七年，對我們確是一場噩夢！噩夢醒來，風華正茂的青年，二十一年的鐵窗生活，無休止的精神折磨，長期營養不良條件下的超體能勞動，已被摧殘得形銷骨立，百病纏身的白髮老頭（老太婆），完全葬送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黃金時期，有相當數量的人，尚未盼到「改正」，就抱恨離開了人世！
一九五七年被送勞教人員，受害者監禁時間之長，親友株連之眾，政治、經濟、精神、婚姻、家庭、子女受害之慘，與建國以來歷次運動相比較、在人類歷史上也堪稱空前絕後！就我們所知，已成家的幾乎都被迫離散；未成家的，逾五十尚無家室，或年屆耄耋，仍鰥居孑立，形影相吊；有的「改正」後，勉強重組家庭，但徒立四壁，貧病交侵，什麼「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家庭幸福」，對「改正右派」來說，是那麼遙遠而陌生。在全國小康社會中，仍處於被遺忘的角落，精神上無限痛苦，經濟上是異常貧困的特殊弱勢群體。
二、
解放以來歷次運動，經複查確屬冤、假、錯案的，後期都相應糾偏。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國家經濟已極端困難，仍堅持經濟、政治都徹底落實了政策。冤案徹底昭雪，政治上平反，經濟上補發工資，這是對受冤者最起碼的補救，完全應該。但人們對兩次運動落實政策上的巨大反差，百思而不得其解，文化大革命受冤人員時間僅數年，大多數並未入獄；而一旦打為「右派」，終生斷送。只在政治上「改正」，就算落實了政策，一句擴大化就算最終交待。任何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只要設身處地捫心自問：這能讓蒙冤者及被株連的人心服口服麼？不同運動，不同對象在落實政策上的天壤之別，促使人們疑問重重，認為「有錯必糾」原則，在執行上也是因人而異，雙重標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人，多數是黨的各級領導；整風反右，多數是黨外人士和黨內中下層人員，黨內黨外，領導和一般幹部是不一視同仁的，這難道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和主張科學發展觀的共產黨人的良知嗎？
「反右」迄今已四十八年，六十歲以下的人，對那場災難已茫然不知。受害者中，近30-40%的人，懷著徹底落實政策的期盼，在貧病中含恨離開了人世！目前倖存的已氣息奄奄，朝不保夕。物換星移，死亡速率日益加快，有生之年冤案徹底昭雪的希望，很可能成為泡影，遺恨終身！然而，歷史是公正、無情的，一場「六月雪」至今已六百餘年，仍對後世警鐘長鳴；二次世界大戰已六十餘年，資本主義的德國政府還在為歷史欠帳真誠地賠禮道歉和經濟賠償。發生在20世紀五十年代，使五十五萬多無辜受害者入獄21年之久、數百萬人受株連的巨大冤案，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難道不能實事求是地徹底予以平反嗎？我們相信這個巨大的冤案決不會被人為拖延、淡化、冷卻而使之自行消亡，正如一九九七年《中國經濟時報》九月十九日文化版王彬彬的「55萬頂帽子與40年」一文中說的「……一場將二百幾十萬人推入苦海的巨大歷史現象，如果在它40周年的時候人們忘記了它，那麼，當它60周年、80周年、100周年的時候，人們一定會加倍地記起它」。因為正義會永留人間，公道自在人心，只是「有錯必糾」政策的真面目暴露無遺而已！希望黨中央和國務院以及人大常委會尊重歷史，敢於對錯誤的「反右運動」這段歷史負責，以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為反右大冤案徹底平反，更能贏得全國和全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敬佩和信任。
三、
據《中國『左』禍》披露，全國劃為右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人，「改正」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只有九十六人未「改正」。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龍鳳偉著《中國一九五七》後記中（第519頁）進一步說「…反右運動則是以『擴大化』為說法『改正』的，在說法上與實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五個真右派）。…」前者錯劃面為99.99%，而後者真右派幾乎為十一萬分之一。在寧可錯劃十余萬，也不漏掉一個的事實面前，仍得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的結論，「反右運動」本身有沒有問題；僅僅是「擴大化」嗎？即使是「擴大化」那麼擴大化的責任應該由哪位個人或組織負責？不是右派而錯誤地劃為右派，從法律角度而論，是地地道道地犯了誣陷罪。「改正」的準確含義是什麼？根據葉永烈著《反右派始末》一書的624頁有關中央文件論述：「……只是對於其中確實不曾有過右派言論、行動的……實事求是的予以改正。」可見，改正即是平反，即使恰如鄧小平所述：反右是正確的，因為還有五個右派未予改正，那麼也應對 55萬2千9百68個改正的右派按《賠償法》執行。可能有人說《賠償法》是後來公布的。那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六條標準不也是大鳴大放後添加的嗎？貫徹中央55號文件迄今26年，這一切，仍是人們難以解讀的疑問。不平則鳴，從而形成了鬱積於心，難以緩解的「五七情結」！
反右運動本身有沒有錯，應該由「反右運動」的社會實踐加以檢驗。整風反右之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銘言從此銷聲匿跡，全國陷入了萬馬齊喑的沉寂局面。防微杜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被束之高閣，互相監督、制約機制解體；真話絕跡，假話盛行，社會誠信蕩然無存。全國一片頌聲，上下溝通渠道埂阻，信息誤差越來越大，難以聽到群眾的真正呼聲和願望，決策與實際失之千里。領導個人成為黨和社會主義的化身，批評領導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迅速成為社會共識。下屬阿諛奉承，惟命是從，領導獨斷專行，頤指氣使現象普遍泛濫。這一切，成了貪污腐敗、違法亂紀滋生的肥沃土壤。弄虛作假，虛報浮誇，領導的主觀意願成了不容置疑的客觀現實。黨風黨紀被一些蛻化變質分子敗壞，從而孕育了全國的大飢饉（餓死了數千萬人）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很多有功之臣如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等……都被折磨殘害致死，主兇和從犯是哪些人？應繩之以法以慰屈死之人的在天之靈！並向全國人民有所交待）。「整風反右運動」的社會實踐，證明瞭運動不僅給受害人帶來巨大的災難，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更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大破壞。它的正確與否，應該用是否有利於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來加以判斷。書雲：「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草野小民，失政之害，首當其衝，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無辜而直接深受其害的蒙冤人和被株連的親屬子女。毛澤東曾說過：「凡是在會上提的意見，一律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而錯劃右派（包括未改正的五個「大右派」）都是為幫助黨整風在會上提的意見，毛主席的誠信由此可見一般。如此言行不一何以服眾，何以昭示天下！當然，毛澤東僅是一個黨員，他的違法（違犯新婚姻法和憲法）亂紀（不遵從政治局決議：不准江青參政）無損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如果，我們黨能作些自我批評則失掉的是缺點錯誤而更會得到人民的信任（因為毛的違法和亂紀與黨組織未及時發揮集體領導的機制予以制止有關）。
四、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勝利召開。八大「關於政治報告決議」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建設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為動員知識分子投身到實現「八大」建設先進工業國的偉大目標，一九五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各省市黨委、中央各部部長參加的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改善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給予應有的信任和支持，改善工作條件和提高生活待遇，以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為發展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作出貢獻。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時代已成過去，敵我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已居於次要地位。人民的內部存在著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內部矛盾，要以說服教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相互批評，達到新的團結。並強調兩類矛盾有時容易混淆，要嚴格區分。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對抗性矛盾為非對抗性矛盾。報告還尖銳地批評了斯大林：「…在很長時間內，他是不加區別的，只能講好話，不能講壞話，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批評。誰如果批評了，那就懷疑你是敵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險，就有殺頭的危險…」。（《對兩類矛盾學說演變過程的考察》汪樹白《炎黃春秋》2003年第三期）。三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披肝瀝膽地向大會展示了共產黨人動員幫助黨整風的真誠：「…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我們還需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同我們一起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鬥。」「…我們所以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報告中殷切期望黨外人士，「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必須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的精神投入鳴放。」並真誠地保證「…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敢於說話，敢於爭論：不要怕錯誤的議論，不要怕有毒素的東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錯誤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反覆重申，在整風鳴放中，堅決執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馬不停蹄地輾轉於天津、山東、上海、杭州等地的南下巡說，號召人們解除顧慮，幫助黨整風。他說「……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有一樣不可以批評的……。什麼人怕批評呢？就是蔣介石那樣的黨，蔣介石那樣的法西斯主義。」 實際情況是：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實質是反對批評和反對整風的運動，其後果是給我們黨的光輝形象抹黑。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江蘇省委召開的黨員幹部會議上說：「…中央認為主張收的意見是不對的……不但在純粹的科學藝術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說話。」這些講話經傳媒廣泛傳播，鼓動鳴放的消息、報導，連篇累牘，鋪天蓋地，全國鳴放氣氛迅速升溫，短期內達到白熱化程度。
五十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響應黨的一切召喚，是人們心目中追求進步的普遍願望。政治上單純，閱歷較淺的中青年，對領袖的召喚，更視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即使涉世較深，原來心存疑慮的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反覆動員，殷切期望，並信誓旦旦地保證：是「和風細雨」、「言者無罪」的形勢下，也如沐春風，喚醒了「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忠誠；以為有一九五四年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的法律保障；現在是處於「急風暴雨階級鬥爭已成過去」的時期，並堅信領導著泱泱大國的共產黨的領導人，決不會視「誠信」為兒戲，也絕不會自食其言，因而消除了顧慮，積極投入鳴放。希望整掉三個主義後我們黨能更好地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我們的偉大祖國。對鳴放中只歌功頌德，不批評缺點的現象，廣播、報刊和各級領導又一致指出：這是「政治上與黨保持距離」，是「與黨離心離德的表現」。從而營造了一個不提出尖銳批評意見，就有歸入「離心離德」的危險，只給參加鳴放、特別是內定的重點人物，留下唯一的出路：即沿著「引蛇出洞」的路標，一步步走進「陽謀」預先設置的政治陷井。正如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難的祭壇》一書中指出的：「…鼓動鳴放，號召向黨組織提意見…它專事推出光彩照人，兩頰酡紅的『真誠』，誰信任了這『真誠』，並隨她而去，誰就等於簽訂了一份死亡合同書…」
一九五七年六月，「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策略目的已達到，前後僅兩個多月，風雲突變：「春風化雨」的召喚，陡變作風刀霜劍的怒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取代了「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說辭，從此不再提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思想、理論問題，被從鼓勵自由討論和相互批評的領域劃入階級鬥爭範疇。一旦被按單位人數10%比例內定為「右派」，由受邀向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提批評意見的座上客，瞬間滄為階下囚，公民因善意批評而成為專政對象。長期推崇的教條主義僵化思維定式，往往被譽為「立場堅定」，積久便形成「左」比「右」好、寧 「左」毋「右」的慣性心理，加之攻擊別人就保全自己的利害思考，所謂批判，實質是只有無條件接受捉風捕影的「揭發」和無限上綱的誣陷，完全被剝奪了澄清事實、自我申辯的權利。「陽謀」因有強有力權力的支撐，因而能夠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大張旗鼓、振振有詞、毫無阻撓地一意孤行。（所謂「陽謀」只是公開不講信義的代名詞而已。）斯大林的「…誰要是批評了，就懷疑你是敵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險」的故伎，在中國被發揚光大，從而鑄就了震驚世界的大冤案。
事實雄辯地證明：在「一言而為天下法」、尊崇「人治」的中國，盡管有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綱領」和一九五四年頒布的憲法，實際上仍是一個有憲法而無憲政的國家，毛澤東自詡，他「…是老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在一九五九年的一個批示中明白申言：「…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實行，何必要什麼法律…」。鄧小平八O年八月十八日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也說「…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權」仍然是駕凌於「法」上，以 「權」壓「法」，以「權」代「法」，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憲法中對公民權利閃爍其辭，公民權利受到侵犯毫無具體的法律保證和監督。相反，授予國家與政府干預或踐踏公民權利不受限制的權力。一九五七年五十五萬響應號召的人，蒙冤滄為「敵人」，且明令「右派不准申訴，不予甄別」，長期含冤莫白，就是違憲釀成的惡果。李維漢在他的晚年，也沉痛地說：「…對人家的一點意見都不能容忍，發展到這樣的悲劇，把那麼多人都關起來，毛主席不點頭能行嗎？…」《李維漢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經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就是一個由立法機關批准的違憲悖理的怪胎。決定規定：被送勞教對象是「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只「受行政處分人員」，但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對其「實行強制性改造」。專政機關又成了「安置就業」的場所更是聞所未聞。「對勞教人員實行勞動生產和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方法」，不是由民政、勞動部門執行，而是由勞改專政機關嚴格監禁。整風運動受冤人員，勿論是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實際上是在「勞動生產和政治教育」幌子下被判了無期徒刑，強制勞動場所，名不是監獄但勝過監獄，一切苛虐犯人的違法手段無所不用，人身權利長期被無理踐踏，人格尊嚴橫遭蹂躪！這一切全國大同小異，在戴煌著《九死一生》，張賢亮《冬天的往事──背纖行》，《煩惱就是智慧》，李玉霄《夾邊溝事件真相》從維熙《走向混沌》，殷毅《回首殘陽已含山》等眾多紀實作品中有詳實描述，以致強制改造場所，非正常死亡與日俱增。嚴重營養不良和超負荷勞動、精神折磨，對前途絕望以致迫使一些人蓄意犯錯「升級」。判刑勞改，反而刑滿釋放，早已回歸社會成為公民。仍在監督勞動和勞教的，前途茫茫，繼續在縲紲中苦捱歲月長達二十一年之久！正如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難的祭壇》中指出：「…從現代法理上講，反右運動實際上是一次由國家實施的犯罪，由國家有組織誣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直至非法拘禁，濫用刑罰等等。『改正』反右運動，首先就必須涉及國家罪錯問題。但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所謂國家罪錯，從來就是一個巨大的理所當然的空白，更不會有任何國家領導人對國家歷次罪錯承擔半點責任…」。然而，其罪錯並由此產生的惡劣後果客觀存在，承不承認都在實際上損害著國家和領導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成就舉世公認。但巨大成就，是付出了沉痛代價的，其中就包含了五七年被錯劃右派及其親屬付出的慘痛代價。但時至今日，為社會進步作出巨大犧牲的「改正右派」，仍是社會中弱勢群體，難道還不應該得到社會公正對待？從政治上，經濟上全面落實政策，徹底平反昭雪嗎？否則，對「和諧社會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五、
「真理之川從錯誤的渠道中流過。」人類歷史從來都是在正確與錯誤、光明與黑暗鬥爭中曲折前進的。實踐證明：坦率承認，深刻總結整風運動的教訓，特別是這段造成巨大破壞的痛史，不諱疾拒醫，不投鼠忌器，歷史的教訓被正確認識，就成為巨大的精神財富和物質力量。徹底糾正，就成了化錯誤為成功之母的起點。對「反右」 只作「改正」，不徹底平反，就不可能從挫折中吸取深刻教訓，對以整風運動為發軔而孕育的大躍進、大飢荒、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發展找到真實的政治、歷史、社會、思想根源，也難以喚起在「革命與集體主義旗幟下，長期被忽視的對個體權利與生命的尊重」，避免「革命吃掉自己兒女」的悲劇重演，從而徹底消除由整風衍生的對國家政治、民主生活的負面影響，留給世人和後代真實的歷史信息。正如李銳在《從一個案例看一段痛史》（《炎黃春秋》2004年第一期）中說「…如果當代淡忘了剛剛過去的這段痛史，後來人不知道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劇。」由於不能以史為鑑，也就難以走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的歷史怪圈。
思格斯說得好：「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勿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中學習來得快。」要從自己所犯錯誤中學習，必須首先認錯，並以胡耀邦為榜樣，勇敢堅持真理，為捍衛「實事求是」原則，不顧個人得失，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膽略和氣魄，發動一九七八年夏在全國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胡耀邦以「兩個不管」（即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桎梏（見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122頁），為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革開放為方向，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闖開了新路，經過拔亂反正，平反或「改正」了大量冤、假、錯案，使千里冰封的中國，湧現出朝霞滿天、春回大地的勃勃生機。無可爭辯的實踐證明：勇敢修正錯誤，失去的是錯誤，而得到的是民心和未來。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進一步闡明瞭「實踐沒有止境，創新沒有止境，我們要突破前人，後人也必然突破我們，這是社會前進的必然規律……」。對於前人因受當時歷史、條件限製作出的、經實踐檢驗證明不當的「擴大化」結論，不容置疑，視如禁區，不敢突破或匡正，實質上是放棄理性思維和實事求是原則，因而造成人們用真理標準，詮釋「擴大化」時，理論與事實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從而動搖了理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削弱了理論凝聚人心和統一全國人民思想認識的巨大力量。只有正視歷史，堅決貫徹「有錯必糾」糾必徹底，不留尾巴的原則，使涉及五十五萬餘人的冤案完滿處結，經得住事實和歷史的檢驗。為徹底消除「以言定罪」、思想量刑的後顧之憂，開創「天下有道則庶人議」的社會環境，極大地調動人民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極積性和創造性，「……開天下人之口，廣箴諫之路，」群策群力，為國家民主、法制、經濟建設夯實堅強基礎，進一步鞏固政通人和、長治久安的大好形勢，上下同心，為振興中華民族的千秋偉業作出貢獻，同時也極大地提高黨和政府在國內和國際社會中的聲望和威信。
「子規夜半猶泣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六、
目前黨中央正號召全黨全國執行科學發展觀。我們認為沒有科學歷史觀，則科學發展觀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很難實現和順利開展的。例如2004年10月份，中央教育台作了一些統計（當時有一位北京大學負責人在場）統計中有一條，很多大學生和青年不重信義；另外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組長任克禮對記者說：「現在對黨和國家造成威協的就是幹部腐敗和不講真話這兩個大問題。一些幹部對巡視組不講真話的現象比較普遍，這是一個帶共性的問題……」（詳見《雲南信息報》2004年12月 14日國內版）。這種現象的根源何在呢？我們認為與1957年毛澤東的不講信義不無關係，因為不講信義就是講假話，又因為毛澤東是大家的表率，1957年前也是我的表率。正因為1957年前毛是我和很多人崇拜和信任的偉大領袖，所以我個人和很多天真的人才中了「陽謀」。在這種不講信義和講假話的社會風氣氛圍籠罩下，是不可能用科學發展觀實事求是地對待一切事物的，因而要使用科學發展觀，必須首先使用科學歷史觀，那麼必須要用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給反「右」運動和歷史上遺留的問題作出恰如其分的公正評價，這樣才能糾正社會上不正之風，樹立起真正的唯物史觀和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為科學發展觀的順利推行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七、
為沒有改正的五位大「右」派說幾句話。根據葉永烈著《反右派始末》627-629 頁，對於反右運動是錯誤的還是「擴大化」了，再一次談談我們的看法。毛澤東曾信誓旦旦地說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五位沒有改正的大「右」派在民主革命的年代，為了幫助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和蔣介石的統治而遭蔣介石的特務通緝或追殺，也就是說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對這五位前輩是恨之入骨的。試問在對待這五位未改正「右」派的問題上，毛澤東的行為再一次違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原則──又一次言行不一，難道不是嗎？！至於《反右派始末》627-629頁以及胡平教授所著《禪機》一書所闡述論證的他們五位前輩其實是左派的理由，我這裡就不贅述了。歷代封建王朝的名君還特別強調要金口玉言，要言而有信，要取信於民，可見信義二字和言行一致一言九鼎是自古以來就被世人所看重的。有道德的人都不應該自食其言。
八、
根據本文以上論述，顯然反「右」運動是完全錯了，「擴大化」的結論是不符合實事求是精神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腳的。這點，我想中央歷屆領導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沒有勇氣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為錯劃「右派」徹底平反而已。其原因，不外乎對胡耀邦的「兩個不管」精神體會不深，貫徹不力而已。
關於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92歲的任仲夷革命老前輩說：「我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敢於堅持真理和實事求是。」（見2005年7月《炎黃春秋》39頁黨史研究中的反思）。可見不能實事求是地為錯劃右派徹底平反，則有損共產黨的先進性，也違背了科學發展觀的精神。
注：歡迎同志們來電來函批評指正，也歡迎持有「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論點來電來函辯論，因為真理是不怕辯論的。
筆者地址：昆明市新迎小區四組團新德巷28號，
郵編：650233， 電話：0871──6454140
一群輕信者以致中了「陽謀」的人
邵正祥
2005年9月8日
──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