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6日訊】蛇口，中國唯一真正進行過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根「試管」。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誕生蛇口「改革試管」——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今日一說起蛇口工業區的建立，人們多談四個人：鄧小平是「總設計師」，李先念是「畫圈」人，谷牧是「藝術總監」，袁庚是「前線總指揮」。這說法大體不錯，只是遺漏了一杆可貴的「保護傘」(1)——蛇口人都說，如果沒有胡耀邦七保蛇口，蛇口這個借經濟改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試管」，可能早就夭折了！胡耀邦任總書記的七年期間，是蛇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大膽、最見實效的時期。在胡耀邦九十誕辰紀念日到來之時，蛇口人深深懷念蛇口「改革試管」的「保護傘」胡耀邦。
據筆者近十年多次與袁庚的訪談和「蛇口白皮書」（廣東省深圳特區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文件資料匯編〔僅供內部參考〕）原始紀錄，現梳理出胡耀邦挺身而出七保蛇口政治體制改革的史實——
為袁庚輕裝上陣指捷徑
袁庚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從詔獄復出，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身份開始籌辦深圳蛇口工業開發區時，身上仍籠罩著文革中強加的「美國特務」嫌疑陰影，無法快馬加鞭。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五日，袁庚突然接到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的秘書的一封信：
袁庚同志：
據中央組織部編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點名誣陷的人名冊》中有你的名字，耀邦同志著我摘抄給你。原文如下：
（康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調查部業務領導小組報告上的批示「此人問題極為嚴重，立即逮捕與曾生案一併審訊」。調查部報告上要求「停職接受審查」。
敬禮
元月二十日(2)
這封信簡明似便條，只敘事，不議論，但卻明白告知袁庚：你的問題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點名誣陷」而成。
在此之前，袁庚一直不知自己文革中蒙冤秦城的真正原因。此時接胡耀邦的通報，始知是康生為了整周恩來而株連於己。而康生的罪孽當時已有定論，於是立即給中組部長宋任窮寫信說明癥結，結果迅速徹底平反。袁庚從此歷史清白，信譽倍增，全力以赴蛇口改革。
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胡耀邦，此前與袁庚素不相識，又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為何突然要秘書給袁庚寫信通報冤案癥結？也許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任中央組織部長時，曾看過袁庚檔案，對袁庚產生好感；也許胡耀邦此時已知袁庚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以「廣東省委、交通部」名義呈報李先念與國務院的「開發蛇口工業開發區」報告，對改革先鋒袁庚深表支持？如果胡耀邦不及時提醒袁庚抓住康生「點名誣陷」徹底平反，袁庚後來能否獲得足夠的信任全權蛇口改革，是很難說的。
袁庚一直不便詢問胡耀邦，此事內幕永成歷史之謎。
為蛇口改革分配制度護航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五個月後，胡耀邦就以總書記的權力公開出面支持袁庚在蛇口改革分配制度。
一九八○年七月三十日，胡耀邦看到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二○六八七號）一條消息：深圳市蛇口工業區碼頭工程因被迫停止實行超產獎的改革，造成延誤工期，影響外商投資建廠。胡耀邦立即批示，嚴厲批評國家勞動總局和交通部阻礙蛇口改革——
請谷牧同志過問一下此事。我記得中央討論獎金時，中央並沒有哪位同志同意獎金額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工資額的規定，趙紫陽同志是堅決反對這種硬性規定的。我也贊成他的意見。為什麼國家勞動總局能這麼辦？交通部也這麼積極？看來我們有些部門並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規定發號施令過日子。這怎麼搞四個現代化呢？請你順便在財經小組會上提一提。(3)
保蛇口突破各種「卡脖子」
胡耀邦第三次「保蛇口」是一九八○年九月三日——胡耀邦為蛇口改革突破各種「卡脖子」官僚主義體制問題「點睛」。
一九八○年九月三日，胡耀邦看到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二四四七號）題為《蛇口工業區建設中碰到的幾個「卡脖子」問題》消息，立即批示——
谷牧同志：中央現在決心堅決反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這個建區是否確有「卡脖子」的官僚主義，是否有攔路打劫的官僚主義，建議你抓住這個麻雀，弄個水落石出，必要時制裁一點人（最好採取經經濟制裁），否則不但官僚主義克服不了，四化遙遙無期。(4)
給蛇口政治體制改革放權
據「蛇口白皮書」第一集《胡耀邦總書記接見袁庚同志談話紀要》記載——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時五五分至四時一五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南海親切接見袁庚，會談時間長達八十分鐘。
胡耀邦同志聽取了袁庚同志關於建設蛇口工業區的五點體會（即：要內外結合；要有相當權力；要有籌措資金辦法；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從艱苦的基礎工程做起）的匯報後，問道：你們究竟要多大的權力？是否把你要求解決的問題寫個報告給我。
最後袁庚同志主動告辭。他表示佔用胡耀邦同志很多寶貴時間，心裡不安。胡耀邦同志一再問還有什麼問題要解決，並殷殷叮囑以後有事可以寫信給他。
支持蛇口幹部民主選舉改革
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郝建秀、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以及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李鵬、甘子玉、周傑等同志，在廣東省、深圳市負責同志任仲夷、劉田夫、吳南生、梁湘和招商局副董事長袁庚等領導的陪同下，視察了蛇口工業區。
袁庚匯報說：「耀邦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真是講到我們心裡去了。關於改革問題，現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這些人都是搞改革的，但從歷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最早是兩千多年前的商鞅變法，最後落得五馬分屍。任仲夷同志在路上說，他去年也差點五馬分屍了（任笑著說：不是五馬分屍，是五馬分飛了）。王安石呢？王安石也沒有好下場。康有為只是搞君主立憲，改良主義，七君子殺了頭……
總書記糾正說：「是六君子。」
袁庚匯報說：「現在我們的改革，我想不會落得前人這樣的下場，我們是在黨的總書記領導下進行的，不會有問題吧！我們值得冒這個險。」
總書記說：「過去的改革是下層少數人去改，領導者統治者是壓制的。現在不同，我們領導者是帶頭號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現在和過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匯報說：「我們正在寫一個報告，準備在領導班子組成問題上，搞一個較大的改革。例如管理委員會委員是否可以採取直接的、公開的投票選舉。我們總感到，我們的幹部是不大怕群眾的，只怕頂頭上司，怕上司不喜歡，就當不成官。就我這個小小的頭頭來說，我每次來蛇口，一上碼頭，前呼後擁，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顧不周。有時自己不清醒，就會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眾，不怕下級，因為群眾、下級撤不了我的職。我只怕交通部，怕頂頭上司，只有他們才能撤我的職。」
總書記笑著對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同志說：「這把你們都包括在內了。」
袁庚繼續匯報說：「群眾監督幹部，群眾有權選舉和罷免幹部，這至關重要。這裡搞個改革試點，是否可以每半年由群眾投一次一信任票。工業區全體群眾、全體職工，對管委會有過半數表示不信任，管委會就得改選；對個別人，有過半數群眾投不信任票，他就得下台，重新改選。這種公開的、直接的、由群眾投票選舉產生的領導班子，就會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就會真正去為群眾做點好事。因為群眾可以選舉他，也可以罷免他。我們有些同志一旦權在手，就有人自動送禮上門，如果頭腦不清醒，不能自律，就會忘乎所以；還有些幹部自己不懂又裝懂，諸如此類。如果群眾有權選舉和監督幹部，我相信可以改變一下幹部的作風和幹部的結構，我們想作一個不算太小的改革，準備冒一點風險。」
總書記點頭連聲說：「好！好嘛！」
袁庚說：「總書記說了『好』，我們就記錄在案，馬上打報告這樣作。」
總書記高興地站起來說：「我們歷史上有個著名的戲劇家叫關漢卿，在哪一個戲上我忘記了，諷刺官僚主義者，他不敢罵台上的官，只敢罵戲台前堂上的鼓，有一段唱詞說：一棵大樹腹中空，兩頭都是皮兒繃。每天上堂敲三下，
離開蛇口港之前，總書記對省委負責同志說：「沿海一帶城市，象汕頭、廈門，都要學蛇口這樣，用蛇口的辦法去搞，可以搞活一點。」
留用「自由化分子」周為民
周為民是清華大學電子系高才生。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中因組織清華學生悼念周恩來總理而被捕。平反後被譽為「四五英雄」。一九七九年又與王軍濤主編《北京之春》，成為與魏京生、路林、任畹町、劉青、徐文立、胡平、北島、芒克等共同發起「西單民主牆」運動的「自由化分子」。
「西單民主牆」被取諦後，處境艱難的周為民經朋友介紹來到蛇口，袁庚不僅熱情接納，還委以重任，任命周為民為蛇口工業區宣傳處處長。但「有關部門」一直緊盯著周為民，在秘密獲知周為民給內地一朋友信中仍然堅持「西單民主牆」觀點後，就將信轉國務院某部和中共廣東省委。因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不能說服袁庚處分周為民，「有關部門」又將材料轉到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位政治局委員批示：「將周為民迅速而穩妥地送回原單位」——要將周為民遣送出蛇口——兩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分別畫了圈。
面對如此壓力，袁庚「願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擲」，堅持向中央最高領導上訴。
其時參與「畫圈」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來蛇口視察，聽取了袁庚的申訴後，也支持袁庚向中央最高領導上訴，並帶去袁庚為周為民事件申訴的材料。一個月後，袁庚見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批示——
袁庚同志的報告，向我們提供了非常詳細的第一手情況，而且對政策界限劃得也比較清。習仲勳同志（最先批示的那位政治局委員）在歷次會議上講話都提到，對於思想過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敵人方面去，應該以教育為主。因此，我認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見，請習仲勳同志批示。
自然，總書記胡耀邦的批示得到了相關中央領導人的分別畫圈，周為民總算逃過「有關部門」的制裁，一直在蛇口受到重用，後來官至招商局港務有限公司總經理。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周為民化名「甄明’間v在《蛇口通訊》上發表《向袁庚同志進一言》，發起黨報可批評監督本地一把手的「新聞自由」改革，為後來《深圳青年報》勇於發表《我贊成鄧小平退休》作了思想啟蒙。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我電話採訪袁庚，袁庚回憶了「周為民事件」——
「……任仲夷和我都反對公安局要抓他回去。我不是曾經講嘛，我要用晚年政治生命來孤注一擲，為周為民平反。原來公安部的報告是習仲勳批的，後來習仲勳知道我的意見後，叫胡啟立到這兒來瞭解這個情況。後來他又打電話告訴我，把我從香港叫回蛇口，他說，老袁同志，總書記已經同意你的意見了，把周為民留下來。我說，口說無憑，老兄，你要給一份正式文件給我。然後我就派我的秘書到北京去，把胡耀邦那個批示影印件拿回來了。」
批駁胡喬木「蛇口姓資」怪論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胡喬木在深圳市市長梁湘等人的陪同下到蛇口工業區視察。交通部顧問潘琪就當時理論界遇到的一些問題，當面向胡喬木請教：我國經濟特區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或是資本主義的？胡喬木說，「特區的性質問題，恐怕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如果說是社會主義的，那麼全中國都可以建立特區了，特區要按特區的口徑，那是區別於社會主義的，不然就不叫特區，恐怕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國家裡的一小片資本主義。……」
事隔兩三年，胡耀邦在接受香港某雜誌社社長的採訪時，當被問到如何看待胡喬木關於「蛇口姓資」的說法，胡耀邦說：「人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如果說胡喬木同志算他的缺點的話，那就是由於到基層的時間少了些，在經濟問題方面的研究還不充分。」
胡耀邦在世時沒有直接與胡喬木開展蛇口「姓社姓資」的爭論，但他始終支持蛇口將經濟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的探索。他對蛇口改革的支持，往往是從支持蛇口改革者擁有自由思想民主監督的權力來切入。關注人的思想自由，改革對人的自由思想的約束，這是胡耀邦不同於其他中央領導人的特色之一。
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後，蛇口改革者便失去「保護傘」，從此步履日漸艱難，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引發的「風波」中，袁庚和蛇口改革者受到層層審查壓制，蛇口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驗被全部廢止，經濟體制改革的權力也被不斷回收，到一九九二年袁庚徹底離退後，蛇口的一切改革便悄然休克，到一九九四年後，蛇口已成為深圳南山區的一條街道，在「南山王」貪官虞德海等人的擠兌下，蛇口日益淪為一個無聲無息的生活社區。
為何耀邦一逝世，蛇口的春天便一去不復返——因為中共從此失去了接受「共生主義」的領導人。
在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時，我們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胡耀邦魅力的「共生主義」色彩。若硬要將胡耀邦「馬克思化」或「自由化」，都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
注釋：
(1)(2)：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李先念當著袁庚面在地圖上將「蛇口工業開發區」圈定，並在招商局開發蛇口工業區的報告上批示：「擬同意。請谷牧同志召集有慶同志議一下，就此辦理。」見陳禹山《袁庚之謎》，花城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第一版，P125；P114。
(3)(4)：一九八一年一月香港招商局編「蛇口白皮書」第一集《廣東省深圳特區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文件資料匯編（僅供內部參考）》P36；P37；P40。
──轉自《動向》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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