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馬克斯．卡伯曼（Max Kampelman）鼓勵我仔細思考一個戰術策略，把這個世界變成百分之百的民主社會。傑克．杜沃（Jack DuVall）提供了很多理論建議，給予原稿批評意見，並且為「使用非暴力」一節做出了貢獻。克特．巴蘇恩內（Kurt Bassuener）和艾瑞克．衛特（Eric Witte）對整部書提供了意見，幫助做研究和修改文字。克瑞斯汀．奎達（Kristin Guida）和查理斯．哥瑞波（Charles Graybow）為“四十五個最不受歡迎的獨裁者”補充資料。德安．考宛（Dean Cowan）運用他出色的電腦技術輸入了原稿。最後，卡爾．泊西（Carl Posey）使得這本書變得更加可讀。
我的大使朋友們，海瑞．巴恩（Harry Barnes），麥克．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史蒂夫．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豪沃德．沙佛（Howard Schaffer），史密斯．哈姆斯頓（Smith Hempstone），溫和蓓蒂．羅德夫婦（Win and Betty Lord），羅傑．克爾克（Roger Kirk），以及其他大使均分享了他們的意見和經驗。民主鬥士朋友們，包括肯．沃拉克（Ken Wollack），麥克．勒丁（Michael Ledeen），約翰．蘇利文（John Sullivan），約翰．福克斯（John Fox），卡爾．格什曼（Carl Gershman），芭芭拉．海格（Barbara Haig），馬克．泊拉特納（Mark Plattner），基尼．夏普（Gene Sharp），鮑勃．海勒威（Bob Helvey），珍妮．文瑟（Jennifer Windsor），愛德壬．卡拉特尼凱（Adrian Karatnycky），史塔特．澳巴赫（Stuart Auerbach），瓦特．瑞蒙德（Walt Raymond），以及許多其他朋友們分享了他們的經驗和建議。 我十分感謝羅曼與雷特夫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傑得．里昂（Jed Lyons）和約翰森．斯斯克（Jonathan Sisk），他們決定發表我的宣言。我也十分感謝朱麗．克什（Julie Kirsch）幫助編輯、校對和印出我的作品。
我的父母，美國海軍上校羅比．艾利斯．帕瑪（Capt. Robie Ellis Palmer,USN）和凱薩琳．虎克．帕瑪（Katherine Hooker Palmer），來自於緬因州和佛蒙特州。他們的潛移默化給我灌輸了強烈的新英格蘭獨立思考和個人自由主義意識。我記得在佛蒙特州由我父親主持的西敏寺城鎮會議的大廳後座上，母親站起來大聲地宣佈：“羅比，這簡直是你所做的決定中最愚蠢的一個。”這種對權力（和男人）的態度是民主的精髓；我在世界各地的鄉村和城市都看到了它的存在。
在新德里（New Delhi），一個印度學生意外地被年輕的美國外交官請去西藏修道院吃晚餐，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約會，坐在地板上邊用餐邊和僧侶們談論發生在中國的鎮壓。在我們三十多年的婚姻中，妻子蘇什瑪（Sushma）逐漸理解並願意分享我對於持不同政見者和民主的激情，且逐漸發展出她的思想，最終在這本書的孕育和成形中，從主題到結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言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美國雷根總統曾經在英國國會表達對各種獨裁形式在這個時代引發的諸多非人道行為的憎惡。他號召人們把所有共產主義以及其他獨裁者們投入歷史的「垃圾堆」。他表現了美國加州人的樂觀：「善良的力量必然會戰勝邪惡。」在全球爭取自由的運動中，我們需要的僅是堅強的領導、時間，再加上一點希望。當時，他的預言遭到了普遍的懷疑。但自此以後，全球的極權政府卻一個接一個地倒臺了，大片的區域出現了和平與自由。
雷根總統的那次講話稿是由我起草的。我對人類追求爭取自由的信仰來自我個人的生活經驗。在六○年代初，我以主修「俄國研究」的學生身分到過前蘇聯。我相信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俄國學生都和我一樣追求相同的生活目標。我還記得一個女學生告訴我，“我多麼希望能去看看巴黎、倫敦和紐約啊！”
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闡述了他的願景。在六○年代初，做為千百名北方白人學生中的一員，我來到南方和美國黑人一起靜坐、祈禱、遊行，這樣的經驗告訴我用非暴力策略反對不平等待遇的巨大力量。
在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和基督教「貴格會」的教徒在一個窮苦的墨西哥村莊裏一同生活，那一段經歷使我親身體驗了受壓迫的感覺。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制度革命黨”（PRI）在墨西哥一直是一黨獨政，這個政府的官員被腐敗嚴重侵蝕。每次他們來到我們居住的村莊都是荷槍實彈，因為他們相信只有威脅和恐懼才能使他們的權力得以維持。當人民恐懼心減弱，起而推翻了這個一黨專制政權之後，墨西哥的歷屆政府成為在國際、國內支援民主和人權的一股強勁力量。
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間，我的外交生涯集中在莫斯科、貝爾格勒和布達佩斯。在共產主義制度從僵死的狀態向民主制度全面轉化的歷史舞臺上，我扮演一個第一線上的小演員。無論是七○年代在莫斯科大劇院鼓勵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演出推陳出新的劇作，還是做為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參加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民主（反對派）遊行，我們證明了獨裁是可以被推翻的。這是要經由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外來的支援，尤其是要幫助人民獲得取勝的自信心。
我是亨利．季辛吉的首席講演撰稿人，他當時是尼克森的國務卿。我曾陪同季辛吉在全球揭露專政的邪惡；也曾在布裏茲涅夫當政的前蘇聯和鐵托政權掌權的南斯拉夫工作過六年；在卡特總統執政期間，我在美國國務院主持戰略，核武及傳統武器控制辦公室。在雷根總統執政期間，我被任命為副助理國務卿，主管美國與蘇聯及東歐以外的外交關係。
我還記得一九八五年在莫斯科準備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首次會議時，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教我如何讓獨裁者參與對話。當他和戈巴契夫及蘇聯外長交談時，我注意到他喜歡離開議題去探討現代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在那個時間，我還提醒他遵循議程。但後來我看到雷根在日內瓦與戈巴契夫的會談中採用了同樣的策略。
觀察了兩位出類拔萃的外交家的行為，我於一九八六年出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進駐布達佩斯。在對付最後一位匈牙利共產主義獨裁首領，哥什（Karoly Grosz）的時候，我採用了從舒茲那裏學來的經驗。在那裏，我理解並運用了這樣一個公理：一個民主國家的大使館必須是暴政孽海中的一個平穩小島，她是這些微妙到並不十分微妙的政治變革中的指導者。
自從一九九○年我離開外交工作轉向私人企業，我對傳播民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有了更強的信念。在共產主義制度瓦解之後，我是美國進入東歐的首批投資人之一。在那裏，我看到前所未有的新興而穩定的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並體會到我們做為「他山之石」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同合夥人一起在八個國家建立了政治上獨立的電視臺，在「查理觀測台」（Checkpoint Charlie）的地段上蓋了一座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這是一個標誌，顯示一個封閉的社會成功地走向開放：共產主義系統的壓制→冷戰交鋒→最後的解放。
我把我畢生的精力、事業和資金都投入到建立一個全面民主化的世界中。二○○○年六月，我在華沙發起並建立了民主陣營，這裏包括了來自一百零七個國家的代表。二○○二年十一月，我們成立了一百一十個國家參加的同樣團體。我還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民主體制社區理事會和通訊、健康與環境中心的董事會成員。
沒有民主的變革，後果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只需要回顧過去的一個世紀，就可以預測下一個世紀的前景。血淋淋的事實展現了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和其他獨裁者在人類歷史上所犯下的無數反人性的罪惡。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參觀了在基輔城外的樹林，那裏秘密埋葬了近二十萬猶太人與其他希特勒統治下的受害者（注）。無獨有偶，幾天之內，科索沃（Kosovo）傳來消息，在塞爾維亞獨裁者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命令下，成千上萬的人被秘密殺害並埋葬。
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展示未來，而不是重述過去。我相信未來不會是過去的翻版。看看過去的二十五年，專制制度在全球的崩潰情形，我們肯定有能力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間全面消滅專政。我們可以對目前僅存的專制者設定最後期限，並在下一個二十五年之內，一步步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這是一本關於阿拉伯世界的書，那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一個領袖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地方，而當地民意測驗卻表明了公眾對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觀的強烈支持。三十個著名阿拉伯學者在一份研究中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阿拉伯地區是可以加入到民主革命中來的。他們提出了這個地區的三個根本性的短缺：自由、婦女的權利和知識。我曾用了兩年的時間試圖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第一個政治上獨立的電視臺，顯而易見，人民是希望有這樣的電視臺，但是獨裁者卻極力阻止這一行動。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自由之家”在埃及集會，紀念埃及民主思想家和民運人士伊布拉辛（Saad Ibrahim），我當時站在伊布拉辛的妻子旁邊，她正在讀伊布拉辛在獄中所寫激勵人心的宣言，他號召埃及以及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為民主而戰。二○○三年初伊布拉辛被釋放出獄的時候，民主運動已經以史無前例的聲勢進入中東。
這也是一本關於中國的書。一九八九年，當柏林牆被推倒，當匈牙利於奧地利邊界的鐵絲網被剪斷，中國也曾經如此地靠近民主。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參加了在美國國會山莊前舉行的法輪功集會，這次集會的資訊十分明確：中國人民要求，並終將得到他們做為人民的權利。法輪功是一個源於中國古老的信仰和修煉法門，江澤民及其幕僚曾推測有七千萬人修煉法輪功。就在此刻，數千名法輪功修煉者在中國被江澤民政權迫害致死，幾年來法輪功的抵制迫害運動前仆後繼、英勇不屈、堅持不懈和把握分寸各方面，都可與甘地領導的非暴力運動相媲美。
歸根結柢，這本書是關於行動的書。在二○○二年六月《紐約時報》評論員羅森泰（A. M. Rosenthal）在“自由之家”一場集會上，回憶了一九六四年在紐約的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謀殺案。他問道，什麼時候見死不救會成為犯罪？當這謀殺發生在百尺之內嗎？當他發生在更遠一點的地方嗎？當人們被血腥屠殺，饑餓而死，飽受迫害，但你並不身臨其境嗎？這是當時在他即將獲得「總統自由獎章」的前夕所提出的疑問。
我的回答是，當人們被統治著他們的獨裁者殘殺時，隔岸觀火是錯誤的。我們知道由於金正日，上百萬的北韓人民在饑餓中掙扎；我們知道獨裁者是恐怖主義和戰爭的根源。我們必須現在行動。這是一本關於最後的四十五個獨裁者的書，這裏描述了怎樣推翻他們的戰略和戰術。這裏也描述了怎樣授權於民，讓這些國家的人民最終掌握他們自己的命運和國家前途。
注：阿裏珊．斯坦利，〈教宗的艱難之路〉，《紐約時報》，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