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政府的「邪惡軸心」理論起源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對紐約和五角大廈的攻擊。事實上，這種恐怖雖然駭人聽聞，其實不過是在獨裁的深層陰影下發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饑荒、難民、貧窮、環境破壞、腐敗、戰爭、群體滅絕及恐怖主義，一切都在那裏盛行。
讓我們從饑荒開始，一一列舉這些個毒瘤的清單。諾貝爾獎得主、劍橋大學教授阿馬特亞．庫馬．森（Amartya Kumar Sen）發現饑荒與獨裁統治密切相關。儘管自然因素無疑地也起作用，但一個政府對其百姓的命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民主與有效對抗饑荒之間的相關性，是顯而易見的：森教授發現，媒體獨立的民主國家裏饑荒極其罕見（注31）。
甚至在他的出生國印度，雖然那裏貧窮遍佈，很多人營養不良，而自從獨立以來，卻從未發生過饑荒。相反的，中國自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以來，連同先前數次，已經發生了多次災難性的饑荒。每一次，政治因素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論是「大躍進」般的愚行、人為造成的饑荒，還是因自然環境惡化的原因，政府都視意識形態為勝過照顧人民福祉的基本責任。八○年代衣索匹亞（和三○年代前蘇聯時期烏克蘭）的情況顯示，食物常被獨裁者用做對付人民的武器。而像索馬利亞那樣無政府的國家，人們得到食物的唯一保證是透過槍桿子，而不是耕種。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摩爾（John Norton Moore）教授估計：77％的難民來自非民主國家（注32）。
如果排除正被非民主國家攻擊的民主國家，僅8％的難民來自廣泛定義的「民主選舉國家」。調查顯示，世界上難民與國內人民流離失所危機最嚴重的地方，阿富汗和剛果居首。而雖然喀布爾（Kabul，編注：阿富汗首都）的民主才剛要艱難地開始，逃難的人群已經在逐漸回流。
雖然經濟和政治自由，並非必然步步緊密相連，但其中之一若明顯不足，終究會影響到另一方。這兩方面的自由是互相強化的，當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都達到極高程度時，將會產生明顯的效益。「自由之家”最近發現民主自由程度最高的幾個國家，創造了89％的全球經濟產值。而相反的，政治自由程度最差的那些國家，雖占世界人口的36％，卻只產出了全球6％的財富。郭特尼和勞森（Gwartney and Lawson）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世界的經濟自由》（注33），極有信服力地證明了經濟自由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實際增長的密切相關。經濟自由最好的前五分之一國家，經濟年增長率平均達2.9％，而名列經濟自由最差的後五分之一國家，經濟實際上每年萎縮了1.9％。他們二○○○年的報告中表明，經濟自由也與壽命、莊稼收成，甚至與收入水平成正比。過去的研究中，如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撒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中都顯示了專制主義與低經濟成長相關連。過去幾年裏，世界銀行已注意到了這些因素，儘管我認為關注還很不夠。在政治權力集中的國家，經濟權力也趨向于集中，而在民主政治體系中，經濟也趨向民主。
東歐和歐亞國家的共產主義制度，對生態的浩劫是眾所周知的；一個不計算市場投入成本的經濟體制，對資源的利用肯定是低效率的。這種發展失誤所帶來對人民的危害，只會發生在無需征得公眾允許，且有關風險的資訊被嚴格控制的共產主義制度裏。自從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解體、民主體制引入俄羅斯以來，雖然蘇維埃式的思維仍將環境資料視為重要的國家安全機密，但已經正在受到挑戰。民主國家裏，雖然也有許多醜聞，但卻有民主權力的人民和嚴厲的自由新聞媒體，會監督公司和政府裏的違規者。
儘管腐敗不只出現在獨裁者和他們的同夥中，但是毋庸置疑，在自由社會中昭昭天日下搞腐敗比較不易實現：自由媒體會將腐敗曝光，公眾也會要求懲處腐敗者。德國的非政府組織「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證明：經濟自由愈少，腐敗的機會則愈大。在「國際透明組織」列出的最廉潔的社會中（注34），只有新加坡一國為非民主國家；而軍人統治的巴基斯坦經常被「國際透明組織」評為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獨裁統治也是導致戰亂日增的元兇。據夏威夷大學的拉梅爾（Rudy J. Rummel）教授統計，一八一六年到一九九一年間發生的所有三百五十三次「國際主要戰役」中，交戰者至少有一方或以上為非民主國家；沒有一場戰役發生在兩個民主國家之間（注35）。儘管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都參與了戰爭，不需要民眾支援的獨裁社會對外侵略的可能性因此高出許多。摩爾（John Norton Moore）教授研究了一九四五年以來的二十場主要戰役，發現只有一例是民主國家侵略別國引起的，那就是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色列入侵埃及引發的蘇伊士戰爭（Suez War）（注36）。絕大多數民主和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由非民主國家侵略別國挑起，目的是為了反對被捲入戰爭的民主國家或反對其他國家。民主國家一旦受到攻擊，她能夠依賴源源不絕的公眾支援，所以不易輸掉戰爭。同樣的，冷戰期間一些大西洋沿岸民主國家經由「北約」組織（NATO），為人類歷史豎立了一個最為有效的遏制體制。
獨裁者不僅對外發動戰爭，他們還將矛頭指向自己的百姓。拉梅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政府致死》（Death by Government），首次用「大屠殺」（democide）來表示政府屠殺自己的人民。在二十世紀，大約有一億六千九百萬人死於政府的屠殺或是政府的惡性失職，這約是此一期間因戰爭而死亡戰士人數的二至四倍之多，而這個人數必定還在增加中。拉梅爾進一步發現，「屠殺百姓」的發生和非民主政府之間有直接關連（注37）。導致這如此可怕程度受害人數的最大兇手是那些極權統治者，包括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赤柬的波布（Pol Pot）、北韓的金正日、衣索比亞的馬里安（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烏干達的阿敏（Idi Amin）。另外一些較小的獨裁者，也殺了數以千計的人，例如塞爾維亞的米洛塞維奇、賴比瑞亞的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還有七○年代阿根廷的軍人政府。
在美國國務院列出的七個支援恐怖活動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民主國家。伊朗總統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的兩次上臺經過了類似民主選舉的過程，但他無法涉入掌握真正權力的「護國議會”（Guardian Council）和安全機構，而另外六個國家的政體中則沒有任何類似民主的成分。
與這種病態社會問題和獨裁政府之間的關連正好相反的是，一些傑出的學者指出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指標與自由民主之間是緊密相關的；也就是說，自由選舉、法治社會和其他基本因素決定了民主的形式。一個民主體制，無論多麼不完善，都要求政府要對人民負責。
因此，反恐戰爭絕不足以成為與獨裁者媾和的藉口（注38）。類似的其他問題——比如人權問題、環境保護條約或經濟困境等，也同樣不能成為藉口。我認為，民主國家應該將獨裁政權摧垮當成主要事務來處理，唯有當獨裁者垮臺時，獨裁政權下的恐怖惡草才會枯萎和滅亡。(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