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二十世紀中國文壇最後一顆星辰隕落——老作家巴金的辭世，把巴金前些年倡導的——建立“文革博物館”，又一次成爲焦點話題，提到了世人的面前。恰在此時，有機會看到由美國獨立製片人Geremie Barme和卡瑪.韓丁（Carma Hinton）編導的反映文革歷史的文獻片《八九點鐘太陽》（Morning Sun）。這部片子近期也正在美國東、西海岸各個大學校園和華人社區巡迴放映，恰好是對巴金老人遺願的一種正面回應。
儘管筆者已從各種海外媒體和網路上讀到對《八九點鐘太陽》的各種正、反面的討論和爭議，筆者在觀看了此片後，還是要對編導者爲保存文革歷史記憶所付出的可貴努力，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
可以說，《八九點鐘太陽》是一部“不是全景式的全景實錄”風格的歷史文獻片。它的“不是全景式”，因爲編導的立意，不是爲了全面探討和反映中國大陸發生在1966到1976的十年文革歷史的成因、過程及其全貌；但是，它的“全景實錄”風格，則是因爲它非常準確地找到一個“提綱挈領”的切入點–一代年青人的理想主義幻滅，作爲言說這段歷史的敍述角度，因而把主要由青少年組成運動主體（特別在早、中期）的這場由毛澤東發起、領導的、在和平時代發生的共產黨革命運動悲劇，作出了脈絡清晰、由點到面的整體性描述。
仔細梳理，片中其實是以三個家庭和兩部電影作爲結構框架的。三個家庭的文革故事——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和女兒李南央一家，被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和女兒劉亭一家，文革中寫作《出身論》一文而被處死的人權先驅遇羅克及其弟弟遇羅文一家，加上參與者（如正面入鏡者和以陰影入鏡者）與受害者（如畫家黃永玉等）的旁述，其間又貫穿著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蘇聯拍的英國作家寫的義大利故事《牛虻》的電影鏡頭。這三者當然不可能概括文革的全貌，但編導以相當睿智的方式，以談話內容牽引，以鏡頭組接的蒙太奇方式，不著痕迹地深化著“理想主義的幻滅”這一主題在這幾個家庭、幾組人物和兩部電影之間的有機聯繫。從而將文革作爲一場歷史大劫難的成因、過程和後果，其“壯觀”、荒誕與慘烈，向後世的觀衆（包括西方的觀衆和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青一代中國人），作了相當簡潔、明晰的紀錄和呈現。
筆者以爲，此片的意義並不在於它披露了多少文革的驚世秘密，或對文革作了多麽深刻的思考、反省；雖然此片也選用了一些以往不爲人知的內部資料鏡頭（比如中共全會與“九大”的會內鏡頭），但大多數影像資料，其實都是從以往官方的電影、記錄片中剪裁出來的。它的意義，正在於它通過有機的剪裁，所呈現的文獻性和紀錄性。在中共官方多年來對文革歷史的刻意遮掩、避諱所造成的群體性遺忘的大背景下，僅僅是這一種對文革歷史影像的紀錄和整理——雖然只是一個起步——就顯得極爲可貴。
這，其實正是巴金老人當年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本意所在。人們都很熟悉米蘭.昆德拉的這句名言：抗拒專制主義的最好方式，首先就是要抗拒遺忘。歷史，是造就現實和未來的“前世今生”。
中共領導人喜歡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來教訓健忘的日本人，他們卻常常忘記了照一照健忘哈哈鏡裏那個屢犯不改的自己。一個不敢面對自己歷史的民族，不會是一個真正有希望的民族。今天中國大陸的“神六上天”、國力增強，並不能成爲掩飾歷史災難及其真相的理由——包括對土改、反右、大躍進一直到文革等等的歷史欠帳的漠視和遮掩，只會埋下新的歷史災難的根子。正是在文革的廢墟上，才有了今天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當今爲政者不但不允許社會公衆對廢墟加以清理，反而一方面對各方各面的清理者加以無情打壓，一方面對造成這種廢墟的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等等大開綠燈，大唱前朝舊調。如此下去，文革一類的劫難，就還可能換一種方式在神州大地重演。這，就是《八九點鐘太陽》結尾提到的那個“毛澤東的幽靈”，還會讓人嚇出一身冷汗，深值世人警醒的地方。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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