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不出外界所料，提前兩天在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活動，受限於各種顧忌和壓力，大大降低了紀念的規格和出席的人數，最後總算順利落幕。公開紀念胡耀邦，可算是胡錦濤執政以來所走出的一、兩步好棋之一。活動雖過，餘波尚在。其意義及影響力值得加以深入的觀察和探討。
坊間對胡錦濤力主公開紀念胡耀邦，有三種說法。一爲“報恩說”；二爲“收服民心”說；三爲“六四平反說”。
在筆者看來，以爲“小胡”此舉僅僅爲報答“老胡”的“知遇之恩”，其實有點把“小胡”低估了。公開悼胡需要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胡錦濤不會僅僅爲私人感情而出此大動作；事實上，真正提攜“小胡”到今日大位上的關鍵人物，一是宋平，二是鄧小平，反而不是胡耀邦。
但是，以爲“小胡”是爲借紀念“老胡”來爲“六四”平反，卻又未免把“小胡”高估了。中共的政治文化歷來以“權力功利實用主義”爲核心——一切政治動作都以鞏固自己手中的權力爲左右，胡錦濤也並不例外。目前“小胡”的政治理念和爲政格局尚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顯然還不具備“爲六四平反”的理想動力和政治魄力。
在目下大陸的社會政治生態中，“收服民心”說，則可說是相對切合實際並取得了正面效果的。筆者近日在感恩節假期間，恰好有機會接觸到好幾位到北美出訪、旅遊的大陸人士，其中有學者、官員，也有一般退休人士，都一致談論到：公開紀念胡耀邦的活動，爲近年來一直相當沈悶的北京政壇吹來了一股清新之風，在民間百姓之中獲得相當積極、熱烈的反響，也爲內政問題堆積如山的大陸社會，打開了一道凝聚民氣、抒發民意和釋放社會壓力的窗口。這個窗口雖然不大–還不是一道可以自由進出的“大門”，但至少邁出了“實現社會和解”的第一步。其更深層的意義，則是一種“回歸”：回歸到改革開放和體制改革的原初出發點上–即：回歸“黨內民主”與回歸“實事求是”的基本路線。
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多年來已成爲中共的最大禁忌。在一再延宕之下，人們常常會有一種“一步到位”的急迫情緒：以爲實現具有權力制衡意義的開放報禁、黨禁，實現多黨政治，才是中共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標誌。人們往往忘記了：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必須從實現“黨內民主”開始。中共的專制、極權本質，首先是由黨內的不民主所表現的。
從延安時代對所謂“王明路線”的批判，到1949年後對彭德懷、劉少奇以致胡耀邦、趙紫陽的整肅，都是遵循同一個“一言堂”模式。胡耀邦當初匆促下臺，完全是由黨內幾位老人私下開會決定的，連黨章的基本程式都違反了；前任党的總書記趙紫陽從1989年後到死以前，足足被軟禁了十七年，更是完全沒有任何黨章和憲法依據的違法之舉。
今天，胡錦濤公開紀念胡耀邦，首先需要回歸的，其實正是這樣一種實現“黨內民主”、尊重黨內不同異議的精神。毛澤東當年曾經大言燦燦：“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現在，是到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重新認識黨內民主、找到共產黨自新、自強的基本出發點的時候了。
“實事求是”，本來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理論綱領。中共理論雜誌從《紅旗》改爲《求是》，正代表著這種從“以意識形態挂帥”到“以社會實踐挂帥”的轉變。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錯案，開展對“真理標準”的討論，批判對毛澤東所作的決議“兩個凡是”的僵化思維，爲中共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最大的動能，高揚的正是“實事求是”的旗幟。
但是，自鄧小平主導的1989年“六四”天安門慘案之後，中共領導層離開“實事求是”的路線久矣！從什麽時候開始，一言堂、個人崇拜、唯上媚上、經濟上浮誇、政治上形式主義等等不正之風，又在黨內大行其道。可以說，“六四”事件以和平始而以流血收場，就是鄧小平帶頭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最大的敗筆，也是中共失去自身統治合法性的第一個明顯的標誌。
今天，中共公開紀念胡耀邦所釋放的資訊，首先應該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對以胡耀邦爲代表的黨內堅持“實事求是”的健康力量的肯定和回歸，也是對後鄧時代、江澤民時代回潮的個人獨斷、個人崇拜之風的反撥。雖然，從官方此次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一再壓縮、層層設限來看，無論是“回歸黨內民主”或者“回歸實事求是”，胡、溫等人還是顯出了一種顧慮重重、舉步艱艱的窘態。但是，這是難能可貴的第一步，值得外界給予掌聲。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