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亞洲時報記者梁興仁12月16日撰文 攝影吳敏儀)連日來在香港參與反世貿示威的南韓農工代表團，以其鮮明的組織性和紀律贏得了部份香港市民好感，但亦由於其劃一鮮明的制服，和統一的行動，使其他國家代表團甚至部份國際輿論懷疑有南韓官方背後插手製造聲勢。不過，當證諸南韓的勞工和農民運動歷史，就會發現南韓示威者在具備高度的紀律性之餘，也需要付出極高代價。
12月16日的南韓《朝鮮日報》對南韓反世貿示威人士的經費，發表了評論員文章解釋，但同時批評南韓農林部長朴弘綬的言行，造成了外國人的誤會。
根據 《朝鮮日報》在香港發表的報道稱，南韓的農工示威人士，每人需繳付96萬韓圚(945美元，約7325港元)，再加上每人繳納14萬韓圚(452美元，約3503港元)作為團隊費用(一般由香港來回南韓的機票，以大韓航空機票計，未計入食宿費用，為3000至4000港元)
但是，該報亦批評南韓農林部長朴弘綬在香港的言行，正是引致外間誤會有南韓當局插手的重要原因。該報稱，朴弘綬在與美國農業部長邁克會面時表示: “看到本月13日南韓農民跳海示威的情景了吧。農業對南韓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呀。”該報指他在說出這番 “不知是囑咐還是恐嚇”的話之後，又和30多位南韓示威團代表在香港市內一家南韓料理店會面共進晚餐。
除了外間有此印象外，甚至南韓部份政界人士也有此看法。 《朝鮮日報》報道南韓農林部一位不具名人士表示: “雖然是非常不著邊際的話，但是部分國家似乎認為南韓政府和農民為了阻止農業開放協商，正在一起行動。” 事實上，朝鮮日報也多少承認，南韓示威者在其他代表團眼中紀律性和組織性顯得太強，難免使人聯想到是否有官方插手的嫌疑。
不過，當放諸南韓的工會運動和學生運動歷史來看，全國性的農業和工會連合向來都在南韓近代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通過結合個別的行業團體，這兩大組織都具備了極豐厚的資源和動員能力，未免使不清楚有關背景的海外人士大為驚訝。事實上，香港的示威可以看作為兩大工會國內運動的延續。
香港示威中多次擔任衝擊警察防線的 “韓國民主勞總”，是南韓工會的“大龍頭”，屬下工會遍及各行各業。在80年代初，南韓各行各業面對當局的親資方政策，發起了多波全國性示威，成為80至90年代勞工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1994年中，民主勞總由南韓800多個工會聯合組成，會員超過40萬。
及後，南韓國會在1996年12月，通過了所謂的 “午夜法案”（ 於某立法年度的最後一刻才通過的法案），縮減勞動條件與工作福利，放寬資方解僱勞工的規定，並且賦予政府更大權力去逮捕工會幹部，此舉道致了民主勞總發動了連續二十多天的全國工潮，迫使金大中政府撒回法案。民主勞總從此勢力更振，更合併了個別企業工會，成為南韓第一大的跨企業工會組織。
另一批代表農民的 “全國農民會總聯盟”(全農)，則代表了全國超過二百多城鎮的農民。在大米市場開放問題上，全農在十二月十三日，南南韓會通過進一步開放大米市場法案後，便在南韓各地超過二百多個城鎮發動抗議活動，並且和警察多番衝擊和對峙。世貿的香港會議，被全農認為是抗議開放大米市場鬥爭的一個延續部份。
不過，儘管有強大的工會和農會支援，南韓農民收入一般相當低微。南韓農民的收入由上世紀70年代起便直線下降。直至2003年，南韓農民家庭平均收入只有2.8萬美元(折合217056港元，在香港只屬一般個人收入中位數左右)。由1995年南韓進入世貿開始，南韓農民數目亦劇減一半。相比到香港示威費用，可知一般農民需動用全家整個月收入來港示威。
另外，民主勞總過往也多番被南韓官方鎮壓。即使在號稱民主的金大中政府任內，民主勞總高層亦多次被警方拘捕和判刑。在2004年，民主勞總為骨幹的民主勞動黨首次獲選進入南韓國會。該黨的出現，湊巧也遇上南韓自解決金融危機的首度經濟下調。自2004年以來，南韓工人家庭負債比率不斷上升。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就說，南韓收入最低10%的家返實際上已告破產。
近年來，南韓工人收入更直插谷底。在2003年，南南韓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一般工人收入增長緩慢。在其他全職工作方面，南韓人平均收入一般只有52萬韓圚(約512美元，3975港元)。
在香港的世貿示威中，兩個組織很自然也成為 “打頭陣”的中堅力量。作為兩個在南韓有一定歷史，和與政權及資本家週旋經驗豐富的組織，結合了南韓人的行動主義傳統，就造成了這種“組織強，但個人收入弱”的現像。
正當香港以至世界各國靜待世貿第六大部長級會議的結果之際，南韓農工組織的訴求，通過其高度的實戰經驗，無可避免地已成為世界傳媒的焦點。(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