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6日讯】(亚洲时报记者梁兴仁12月16日撰文 摄影吴敏仪)连日来在香港参与反世贸示威的南韩农工代表团，以其鲜明的组织性和纪律赢得了部分香港市民好感，但亦由于其划一鲜明的制服，和统一的行动，使其他国家代表团甚至部分国际舆论怀疑有南韩官方背后插手制造声势。不过，当证诸南韩的劳工和农民运动历史，就会发现南韩示威者在具备高度的纪律性之余，也需要付出极高代价。
12月16日的南韩《朝鲜日报》对南韩反世贸示威人士的经费，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解释，但同时批评南韩农林部长朴弘绶的言行，造成了外国人的误会。
根据 《朝鲜日报》在香港发表的报道称，南韩的农工示威人士，每人需缴付96万韩圚(945美元，约7325港元)，再加上每人缴纳14万韩圚(452美元，约3503港元)作为团队费用(一般由香港来回南韩的机票，以大韩航空机票计，未计入食宿费用，为3000至4000港元)
但是，该报亦批评南韩农林部长朴弘绶在香港的言行，正是引致外间误会有南韩当局插手的重要原因。该报称，朴弘绶在与美国农业部长迈克会面时表示: “看到本月13日南韩农民跳海示威的情景了吧。农业对南韩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呀。”该报指他在说出这番 “不知是嘱咐还是恐吓”的话之后，又和30多位南韩示威团代表在香港市内一家南韩料理店会面共进晚餐。
除了外间有此印象外，甚至南韩部分政界人士也有此看法。 《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农林部一位不具名人士表示: “虽然是非常不着边际的话，但是部分国家似乎认为南韩政府和农民为了阻止农业开放协商，正在一起行动。” 事实上，朝鲜日报也多少承认，南韩示威者在其他代表团眼中纪律性和组织性显得太强，难免使人联想到是否有官方插手的嫌疑。
不过，当放诸南韩的工会运动和学生运动历史来看，全国性的农业和工会连合向来都在南韩近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结合个别的行业团体，这两大组织都具备了极丰厚的资源和动员能力，未免使不清楚有关背景的海外人士大为惊讶。事实上，香港的示威可以看作为两大工会国内运动的延续。
香港示威中多次担任冲击警察防线的 “韩国民主劳总”，是南韩工会的“大龙头”，属下工会遍及各行各业。在80年代初，南韩各行各业面对当局的亲资方政策，发起了多波全国性示威，成为80至9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中，民主劳总由南韩800多个工会联合组成，会员超过40万。
及后，南韩国会在1996年12月，通过了所谓的 “午夜法案”（ 于某立法年度的最后一刻才通过的法案），缩减劳动条件与工作福利，放宽资方解雇劳工的规定，并且赋予政府更大权力去逮捕工会干部，此举道致了民主劳总发动了连续二十多天的全国工潮，迫使金大中政府撒回法案。民主劳总从此势力更振，更合并了个别企业工会，成为南韩第一大的跨企业工会组织。
另一批代表农民的 “全国农民会总联盟”(全农)，则代表了全国超过二百多城镇的农民。在大米市场开放问题上，全农在十二月十三日，南南韩会通过进一步开放大米市场法案后，便在南韩各地超过二百多个城镇发动抗议活动，并且和警察多番冲击和对峙。世贸的香港会议，被全农认为是抗议开放大米市场斗争的一个延续部分。
不过，尽管有强大的工会和农会支援，南韩农民收入一般相当低微。南韩农民的收入由上世纪70年代起便直线下降。直至2003年，南韩农民家庭平均收入只有2.8万美元(折合217056港元，在香港只属一般个人收入中位数左右)。由1995年南韩进入世贸开始，南韩农民数目亦剧减一半。相比到香港示威费用，可知一般农民需动用全家整个月收入来港示威。
另外，民主劳总过往也多番被南韩官方镇压。即使在号称民主的金大中政府任内，民主劳总高层亦多次被警方拘捕和判刑。在2004年，民主劳总为骨干的民主劳动党首次获选进入南韩国会。该党的出现，凑巧也遇上南韩自解决金融危机的首度经济下调。自2004年以来，南韩工人家庭负债比率不断上升。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就说，南韩收入最低10%的家返实际上已告破产。
近年来，南韩工人收入更直插谷底。在2003年，南南韩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一般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在其他全职工作方面，南韩人平均收入一般只有52万韩圚(约512美元，3975港元)。
在香港的世贸示威中，两个组织很自然也成为 “打头阵”的中坚力量。作为两个在南韩有一定历史，和与政权及资本家周旋经验丰富的组织，结合了南韩人的行动主义传统，就造成了这种“组织强，但个人收入弱”的现像。
正当香港以至世界各国静待世贸第六大部长级会议的结果之际，南韩农工组织的诉求，通过其高度的实战经验，无可避免地已成为世界传媒的焦点。(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