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離民主化的距離是更近還是更遠?

──寫於中國加入WTO四週年之際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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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0日訊】中國政府放棄了「意識形態認同」這一早就過時的「敵友劃分標準」,利用經濟利益作經緯線,為自己構築了一條對抗自由民主的「防火帶」。

12月11日正值中國加入WTO四週年。對這四年的成績,中國政府的自我評價是:「中國經濟目前已經深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作用之大,也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如果撇開中國為了這張「國際貿易成績單」而過度透支各種資源造成的種種重大隱患,僅就當前的國際貿易地位而言,中國政府的自我肯定不算太離譜,因為這兩者中國都居第三。但另一張當初人們期望殷切的「政治成績單」,即「加入WTO將會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卻幾乎完全落了空。

原因很清楚:中國政府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前所未有地寬鬆。回顧中國自近代以來的歷史,不難發現一點: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大變化,幾乎都是在內在的社會緊張與外在壓力交互作用下發生的。而中國加入WTO四年,中國社會的內在緊張加劇,但中國離民主化的距離卻日行日遠,完全緣於外在壓力的日漸消失。

加入WTO以後,中國與國際資本發生了更廣泛更密切的利益聯繫,這種聯繫對世界政治版圖的影響不可小覷。當初許多外國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時,在本國確實大都承諾,它們將擔負起通過經濟市場化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的責任。而中國知識界人士則如此推論:外國公司到中國投資,必將對中國政府形成一種壓力,促使中國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減少貪污腐敗,從而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

但諸多外國公司進入中國後,不僅沒有緻力於改善中國的制度環境,反而迅速地認同了中國特色的各種遊戲規則。近十年投資中國的外資公司,已經有一半左右撤出。這些出局者多半是與中國的制度環境水土不服;而留下者則多是認同了中國特色的腐敗制度環境。

應該說,今天的中國政府外交技巧已經非當年毛時代的殭化狀態可比,它成功地放棄了「意識形態認同」這一早就過時的「敵友劃分標準」,利用經濟利益作經緯線,為自己構築了一條對抗自由民主的「防火帶」。現在一些國家的政府如果想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需要面對的不是中國政府的抗議,而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巨大壓力。

美國有人發明了一個新詞「擁抱熊貓派」來形容這些「中國政府的朋友」,其主要中堅就是與中國有利益關係的商界人物與財界人物(包括學者)。這些人士對中國發生的一切嚴重危害人權的事件視而不見,只願意看見那些能夠支持他們論點的「亮點」。他們的主要觀點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改革,已讓中國與國際社會接軌。這場改革最終將會讓北京對法規、人權和更高的政治透明度承擔起義務,中國遲早會進入一個更加自由和更加開放的政治體制。由於「擁抱熊貓派」在商界的力量,白宮行政當局必須重視他們的意見。

而德國與法國的中國專家乾脆直接告誡本國政府:要想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就不要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與人權狀態。加拿大與澳大利亞政府則聲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他們願意用一種中國政府能夠接受的方式與中國溝通人權問題,不能讓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難堪。

基於上述原因,將中國說成「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比較符合「中國政府的朋友」的實際需要,「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等,就是這些利益集團不斷製造出來的神話。

而中國政府藉助於經濟關係發展國際同盟者的技巧也日益嫻熟。被華盛頓稱為「暴政前哨國」的國家,幾乎都是中國發展經貿關係的重要夥伴。例如蘇丹政府支持達爾夫地區的種族滅絕行動儘管受到國際社會一致譴責,中國政府卻因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在蘇丹達爾夫南部擁有最大的石油開採權,故而採取種種方式支持蘇丹政府。而由中俄兩國充當共同領導者的上海合作組織,不僅成為中俄兩國共同抵禦「顏色革命」的國際政治平台,還是一個「踐踏人權的暴政國家所組成的俱樂部」 (獨聯體的人權團體批評上海合作組織的用語)。

上述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是預測中國政治前景必須要考量的一個重要因素。(華夏電子報)(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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