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如疆／新加坡綜合報導）新加坡衛生部誓言將對其屬下的14個大型公益機構 (IPCs) 進行審查，衛生部常任秘書楊穎儀則發信給所有100個公益機構的董事部提醒他們公益機構董事所應履行的職責。楊穎儀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楊邦孝的女兒。
一般認為，新加坡政府此舉是在其明星慈善團體全國腎臟基金會（NKF）濫用捐款醜聞於上周再度揭秘後，為了重拾公眾對政府監控的信心而作出的重大舉措。
NKF由於連年籌得高額公眾捐款而成為新加坡幾百個慈善團體中的巨無霸，它的影響無處不在，其通過電視募捐義演籌款的方式也越來越成為其他慈善機構倣傚的對象，使得這類耗費大量資源的電視活動近年來在新加坡越發升溫。
NKF是一個具有36年歷史的慈善機構，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印度裔的前執行理事長杜萊（T.T. Durai）。杜萊畢業於新加坡大學法律系，自大學時代起（70年代初）就是NKF熱心的義工，90年代成為NKF執行理事長（CEO）。杜萊很有經商的天份和拼勁，對商業行銷手段的運用得心應手，見過他的人無不留下深刻印象。
NKF和杜萊的成功，不僅吸引了新加坡全部知名藝人，和香港、台灣的一線藝人參與演出，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口為其捐款，還吸引了三位重量級名譽贊助人：Golden Hearts Fund for Elderly機構、港星成龍、和前總理吳作棟的夫人。
2004年海峽時報文章引發訴訟官司
2004年4月19日，海峽時報高級記者龍麗嫻（Susan Long）寫了一篇文章，公開批評杜萊在辦公室裝修私人浴室，並使用鍍金水龍頭。 4天後，NKF入稟新加坡高等法庭展開訴訟，告海峽時報誹謗。
在新加坡，由於公開批評某些人或機構而獲誹謗官司的情況司空見慣。在此之前，NKF已數度遭人檢舉財務管理問題，但作風強悍的杜萊皆以誹謗控告等方式，迫使檢舉人銷案，從未失手過。以下是新加坡報章列舉的其中幾個案例：
-1999年5月的誹謗案。有48人通過互聯網傳遞一份批露NKF問題的電子郵件，他們大多數是年齡介於21歲至22歲的工作人員。NKF稱這是一起誹謗事件，並對其中的一名執行人員陳吉蓮（Tan Kiat Noi）採取法律行動。陳吉蓮後來要求庭外和解，除了在主要報章道歉外，還給予NKF 5萬新元（1新元約換0.6美元）的賠償金；
-1998年11月的誹謗案。 模擬飛行指導員 Pirgasam Singarvelu 1998年3月在答覆NKF請求捐款的回信中說：他乘新航時看見杜萊坐在頭等艙，對此深感不滿。他說：「如果你也能像其他公司的總裁一樣乘搭經濟艙，NKF就不需要籌集那麼多捐款，腎臟病人也會有更多獲益。 明白嗎？」。為了這封信，他被NKF告上法庭，最後承認自己編造謊言，詆毀杜萊名譽，賠款22,000新元，並花費10,000新元登報道歉了事；
-1997年8月的誹謗案。今年56歲的保險顧問王良業（Archie Ong Liang Gay），1985年至1995年期間，曾為NKF做義工。他在1995年期間為NKF籌款時，發現坊間有傳聞說杜萊出國坐頭等艙，以及其他任意揮霍公眾捐款的事例。1997年4月，王良業偶遇當時NKF負責財務的理事會成員林佳和（Alwyn Lim，現NKF副主席），出於好心，向林傳達了這些街頭傳言。 王良業為此遭杜萊和NKF的前五名理事起訴，用了一年時間才從這起官司中脫身。王拒絕說出賠償數目，只說數目不菲。王良業和杜萊是新加坡大學同學和好朋友。杜萊是學長，念法律系，王良業讀社會科學系。
有了前幾起官司的勝訴，杜萊這次雖起訴的是陣容強大的政聯公司報業控股，但仍像過去一樣志在必得。
法庭審訊峰迴路轉
控辯雙方都為此案聘請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幾位律師。報業控股聘請的文達星（Davinder Singh）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民事案律師, 曾多次為李光耀、吳作棟及新加坡其他政要打贏誹謗案官司。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案件於2005年7月11日星期一開審，預計審期10天。 其實，大部份新加坡公眾本來並不知道那天有這場官司。在7月11日這一天，大批民眾湧到法庭，是因為轟動新加坡的中國女童黃娜命案恰巧在這一天開審。
海峽時報龍麗嫻的文章並非沒有漏洞，但完全出乎NKF意料的是，文達星的辯護策略是以功為守，旨在曝光更多事實，他在第一天的辯論中迫使杜萊承認：
1．杜萊確實濫用捐款乘坐頭等艙旅行；
2．年薪除了25,000新元的月收入，還有10-12個月的花紅，即年薪共60萬新元左右。
消息公佈後, 新加坡頓時輿論嘩然，7月12日一早，本來旁聽黃娜命案的公眾，大都轉到NKF與報業控股的庭審。文達星這天迫使杜萊承認更多與NKF合謀誤導公眾的事實：
1．對外誇大洗腎病人數目, NKF照顧的腎臟病人只有2000人, 而不是他們對外宣稱的3000；
2．NKF現有儲備金2億6千萬新元，按現在每年700萬新元的花費，也足夠維持近40年的洗腎費用, 而NKF總是對外宣稱只有3年儲備可用；
3．杜萊和NKF的一些董事及前職員有錯綜複雜的「商業關係」。
吳作棟夫人語出驚人
至此，杜萊知道大勢已去，但原定10天的審訊才過去兩天。庭審即將結束的時候，文達星質問杜萊是否願意撤訴，杜萊考慮10分鐘後決定撤訴。這樣原定10天的案子，兩天就結束了。
但杜萊走出法庭後仍態度強硬，對記者說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不會辭職。
新加坡原總理、現國務資政吳作棟夫人陳子玲是律師，也是NKF的名譽贊助人，她在法庭旁聽席上經常搖頭、做手勢, 表現出不甘寂寞。兩天的庭審結束後，她接受記者採訪時堅持杜萊所領取的薪金合理, 對一個管理數千萬元捐款的慈善機構的人來說，領取60萬的薪水，只是 「一粒花生米」（a peanut）。此番隨口而出的評論, 反映出新加坡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嚴重隔膜。
杜萊在民怨沸騰中辭職
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口為NKF捐款，他們中的大多數不但沒有汽車，沒坐過飛機頭等艙，每月還得細心地省吃簡用才能維持生活。出於對腎臟病人的同情，捐款人每月通過銀行戶頭捐款給NKF。杜萊任意揮霍民眾捐款的醜聞已令很多人極度失望和氣憤，60萬的薪水只是 「一粒花生米」 之說對民眾的情緒無疑是火上澆油。
消息暴光後，很多人通知NKF立即停止捐款，頭一天NKF就接獲3800名捐款者取消每月定期捐款的電話，NKF原來的捐款熱 線，此刻已經變成撤銷捐款和發洩不滿的專線。據報道，無法接通NKF的公眾還通過報社和政府部門的熱線電話表達對杜萊、NKF、和吳作棟夫人的不滿。
7月12日當晚，就有人通過網站發起要求杜萊辭職的行動，至13日凌晨就徵得近2萬簽名，潮水般湧入的簽名甚至造成網站蕩機。至一天後杜萊辭職網站共收集到39000個支持者簽名。
7月13日一早，有人在NKF大廈的外牆上塗鴉，用紅漆噴上17個「Liar」、以及中文「吊死杜萊」。
當晚NKF舉辦的慈善募捐成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沒有當場公佈捐款數目的尷尬活動。
一位朋友告訴記者他的一位親戚服務於新加坡一家大型私人機構，「花生米」之說爆出後，有一天下班時老闆發給每個員工一包花生米。。。
此類消息不斷傳出，事情越鬧越大，有關當局終於挺不住了。7月14日下午，衛生部長許文遠和杜萊等召開聯合記者會，宣佈杜萊決定和NKF執行委員會成員集體辭職，衛生部將介入處理這場風波，委任新的管理層。
當天下午，吳作棟夫人也發表文告決定卸下NKF名譽贊助人的職務。
但事情似乎還不能這樣了結，面對一周來的戲劇性變化，新加坡的民眾很多還不能適應：「NKF這樣一個強勢機構，說告誰就告誰，每天都在電視上看見他們的廣告，這麼說垮就垮了。。。我一下還適應不過來。簡直不像真的。」。
聯合早報也有評論：「新加坡人對NKF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新加坡政府和法治的信任，因為，NKF領導人若有什麼行差踏錯的話，政府沒有理由不知道，沒有理由會不出來管一管。以政府的效率，有誰敢打著慈善的旗號去胡作妄為？。。。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7月17日星期天，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公開表示，「花生米」 比喻不恰當，夫人在接獲大量尖銳批評後感到後悔。此舉等於釜底抽薪，熱鬧了一個星期的NKF事件暫時得以落下帷幕。
NKF醜聞再度揭秘 利益集團成為關注焦點
12月19日，會計事務所KPMG經過五個月的縝密審查後，公佈了對原NKF管理層的調查報告，再次激發社會公眾對NKF事件的關注。該報告除揭露了該公益機構在籌款方式與賬目處理方面的多項監管疏漏外，也指出原董事會和執行委員會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
NKF事件中一些關鍵人物的身份模糊不清，既是董事，又是執行人員，又是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既是監管者，又是被監管者。NKF舊執委跟NKF有不少生意往來和利益關係，這些人都是杜萊的「親密好友」。
調查報告指出：「（NKF）內部管理亂成一團，根本沒有一套有效的內部監管機制。。。杜萊一人獨攬大權，他和親信們也隨意使用權利。執委會的成立和下放權力給杜萊的過程，根本就是（杜萊）一種貪得無厭追求權利的表現」。
如2001年，NKF委託印度Forte System公司，開發價值300多萬元的電腦軟件。可是，該項目付了錢卻沒有交貨。前執委蔡麗雲是Forte System 的董事，而批准NKF接受Forte System合約的技術評估委員會成員就是NKF董事兼執委會主席，退休前為銀行界人士的楊坤達。
而楊在擔任NKF執委會主席期間，曾提議給予杜萊高額加薪和獎金。另外，杜萊曾向Tenet保險公司購買一份2萬9000元的個人意外保險，保費由NKF支付，而楊坤達正是Tenet保險公司的董事。
蔡麗雲原為NKF職員，離職後加入Protonweb Solutions，與NKF保持密切商業關係。如2002年，NKF和Protonweb Solutions簽署了價值450萬新元的合約，為NKF在印度提供三年的電話行銷，客戶支援和市場宣傳服務。
2004年，一個名為SSA的機構為NKF籌款時，NKF就承諾贊助5萬元。SSA機構的財政是由杜萊的太太擔任的。
類似事例還有很多…
政府監管機構的疏漏
報告也批評政府監管機構的疏漏：NKF的弊病早在四年前原可糾正。2001年國家福利理事會就指出NKF在處理建設基金，病人津貼，洗腎成本，籌款經費，以及員工薪 金等方面都出現了偏差。事件最終還導致NKF失去了國家福利理事會給予的中央基金會員及公益機構的資格。衛生部作為醫療慈善機構的中央基金執行者，在2002年接管評定和批准NKF的免繳稅捐款事項後，卻一次性頒發為其三年的公益機構資格給NKF。
7月21日，衛生部長許文遠代表政府首度表態，要徹底調查NKF，並將提控相關違法者。
許文遠在談到名譽贊助人的角色時說：「我閱讀了KPMG報告附件，答辯者的律師說名譽贊助人參與決策，這完全沒有根據，而且在我看來，是個非常可鄙的做法。你撒了謊，現在還拿名譽贊助人來遮掩。」
許文遠也承認政府最近幾年來，不斷接獲指責NKF的匿名信，提到此次調查報告中披露的一些問題。然而，由於這些人拿不出確實證據，也不願透露身份，當局因此無從下手調查。
新聞發佈會上有外國記者詢問，新加坡人投訴時是否擔心暴露身份？
許文遠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要匿名，我也經常接到投訴醫生的匿名信。報章言論版要讀者提供真實姓名，也是爭取好幾年才有辦法落實的。也許這是一種亞洲文化，我們不願意當面指責對方，因此會要求匿名。」。
新加坡民眾普遍為NKF所暴露的問題震驚，聯合早報的評論指出：「NKF事件更是暴露了整體社會環境以及現行的慈善機構監管範圍裡的某種不足：即對匿名舉報缺乏足夠重視，又缺少平等溝通的環境」。
「我們也必須承認面對一個存心誤導公眾又不願接受問責的慈善機構，它有意瞞天過海的行徑也的確不容易被發現和檢舉。儘管政府表明將提控對NKF的管理出現疏漏的犯錯者，但是在一個重視責任承擔的體制裡，是否有人應該為把關失守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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