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6日訊】「太石村」事件向世人發出一個極具危險的信號：中國不僅受「三農」問題的威脅，現在又面臨「四農」問題的挑戰。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是江澤民時代的產物，過去的重稅惡收、橫徵暴斂的現象在胡溫當政後得到一定改善，但是，新的問題又來了：過去的債務問題。江澤民時代的官員們窮討惡要、逼民賒借、逼官貸款後留下了巨大的債務鏈，每個村、每個鄉鎮都有。為了化解農村矛盾，各村債務多數都上交到鄉鎮財政，隨著時間的增長，這些債務象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像個無底洞。這些無底洞的債務，就是「四農」問題。
農村債務問題知多少？
一個叫鄧大才的學者對鄉鎮債做了十分保守的估算，他在《鄉鎮債務為何屢減屢增》一文中指出：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鄉鎮債務高達2000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近450萬元，如果再考慮村級債務，數字恐怕還要翻一番。而這些債務，幾乎都是上個世紀末形成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應邀到人民網「強國論壇」作客時，也進行了保守的估算，他說：「全國鄉村兩級的債務，高達3250億；我調查了一個縣，平均每個鄉7500萬，每個村200萬。」
而另一個御用專家的估算又不一樣。2004年，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白景明帶領的課題組，曾對鄉村政府債務的問題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他說，到目前為止沒有官方對中國的鄉村債務做過統計，因此對鄉村兩級債務總額，目前尚未有完整的統計體系和統計結論。如果在推斷全國鄉村債務總額採用取中間值法則的話，全國鄉村債務總額不會低於6000億元。如果採用高值推斷，全國可能突破1萬億元，鄉村債務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接近10％，占財收入的比重在30％到50％之間，鄉村債務總額負擔實際上已超過長期建設國債負擔。
同樣是2004年末，國務院組成的調查組赴十省市調查發現，肯定鄉鎮債務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他們在調查的20個鄉鎮中，4個鄉鎮表示「基本沒有債務」，16個鄉鎮總債務約5600萬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280萬。債務100萬元以下的有5個鄉鎮，100-500萬元的個鄉鎮，500萬元以上的有5個鄉鎮，最高債務為1000萬元。而這些還不包括村裡的債務。
債務問題是如何形成的？
國務院赴十省調查組調查同時指出：鄉鎮債務大多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大致而言，政府辦企業形成的債務主要是在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期，有6個鄉鎮提到那個時期大辦企業的債務；農村合作基金會債務主要形成於90年代初期，有5個鄉鎮有這方面債務；鄉鎮教育達標欠下債務主要在90年代中後期，有5個鄉鎮有這方面的債務。在這些鄉鎮中，最早的債務發生在1984年，最晚的債務就形成於調查的。
今年6月14日，一位叫姬誠的鎮長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鎮長的自白：基層政府的債務是怎樣欠下的》，姬誠認為，鄉鎮債務的主要構成是：一是原農村合作基金會欠款；二是基層供銷社欠款；三是「普九」工程欠款；四是其他工程建設欠款；五是欠上級水費、公路款等。
這個鎮長只談了他經手的情況，還不包括農村村組債務，農村村組債務更是一個巨大的黑洞，幾乎與鄉鎮債務各佔一半。而村組債務幾乎都是借貸上交農業稅費形成的，在江澤民十三年的執政時期，為了追求經濟增長率，更主要是為了政府有錢用，對農民巧取豪奪、苛稅惡收已到了窮凶極惡的地步，《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陳桂棣、春桃安徽省阜南縣調查時，希望弄清向農民徵收的各式各樣的稅費有多少種，但最後不得不困惑地表示：這居然是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事。而據國務院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項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24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269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項目。
在當時，為了完成天文數字的稅費任務，地方鄉鎮官員在徵收過程中動用了一切手段，使出了一切伎倆。首先是對農村村官進行利誘、哄騙，勸說他們低價出賣、出租山林、魚池、企業等資產；出賣、出租資產不夠的情況下就進行威逼、恐嚇，辦學習班、拿村官的烏紗帽作為「令箭」，逼著他們去借貸，在此情況下，一些村官找自己的親友借貸、找農村信用社借貸、不遠萬里到本村在外地做生意的有錢人借貸（多數情況下是許以高息），通過七拼八揍總算「完成」了任務，從省、地官員到縣、鄉官員不僅有錢用了，而且政績也上來了，皆大歡喜。
借貸無法償還，「老帳」無法清收。洞庭湖區有一個鄉鎮，到1999年底，農民「欠」村集體的稅費達1273萬元，村集體欠鎮政府稅費498萬元，鄉村兩級只好用借款來墊繳農民應繳部分，從而導致鄉村都在債務的泥潭越陷越深，到目前鄉村債務已經達到了7000多萬元，全鎮人平2萬多元。經過近幾年的「清收」，有能力交納的農戶稅費尾欠都已經收上來了，剩下的一些都是呆賬或者無力繳納的農戶。其中多是由於土地承包者人死賬亡、舉家搬遷、弱智病殘、天災人禍。
誰來為「四農」問題買單？
據甘肅日報報道：今年８月，一位李姓的農民建築隊負責人的舉動引起廣泛的注意。當地一個鄉政府欠了他30多萬元的建築工程款，前後要了5年時間，幾乎是分文未得，被迫無奈的情況下，他自製炸藥準備引爆他建築的鄉鎮樓房，這才引起省市官員的「關注」。這些問題在農村層出不窮。在中原一個縣的鄉鎮，有一位李姓的「農村大戶」，1995年至1999年先後借給村官20萬元錢完成稅費任務，2002年，這個大戶不幸患了重病，需要錢救治，過去村官信誓旦旦的許諾都變成了一紙空文。他找村官討要，村官說是帳目上交鎮裡去了，他找鄉鎮幹部討要，鄉鎮幹部說是前任的事情無法解決，就這樣踢皮球，他採取家人圍堵、封鎖鄉鎮政府大門、住在鄉鎮幹部家裡不走的辦法索要，數次討要，像敲麻糖一樣弄到零碎的資金，直到2004年含恨去逝，也沒有討到屬於自己的一半借資。幾年來，在要債人追討下，大多數鄉鎮、農村幹部已沒有了廉恥與尊嚴。一是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破罐子破摔；二是債多人不愁，虱多身不癢，認為債是前任欠下的，與已無干，奉行「認賬加賴賬」的策略。三是弄一分錢用一分錢，照樣吃喝玩樂。
由於制度的作孽，那些靠哄、靠騙、靠詐、靠借、靠賒而形成的農村債務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有欠村幹部的，有欠信用社的，有欠農村一些「大戶」的，那些天文數字的稅費早已製造了江澤民時代虛假的經濟神話，早已養肥了一方諸侯，他們能貪的早已貪到手了，該陞官的已陞官了，該退休的已退休了，屁股一拍早不會管了，現在，誰來為「四農」問題買單？自然是由這個制度來為「四農」問題買單！
太石村事件，其中就包括債務問題，錯綜複雜的債務鏈將農民困擾在窮困的泥濘中。所以，留下了後患無窮的社會矛盾，已成為農村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隱藏著重重危機，就像德摩克利之劍懸在中國當權者頭上。
中共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企圖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解決農民生活困苦問題，但是，「四農」問題是主要的無法迴避的矛盾，胡溫到哪裡拿出6000億甚至於1萬個億的資金來填補農村經濟黑洞？用什麼辦法來解決農村巨額的債務鏈？顯然不可能！因此可以說，五中全會的決議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2005-10-12）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