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2日訊】[作者簡介：林培瑞 (Perry Link)，著名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本文是爲何清漣的新著《中國政府是如何控制媒體的》所作的書評，發表在最近一期的《紐約書評》上。]
一
2002 年9月14日，不知什麽人把劇毒投進南京一家小吃店的食品裏，造成400餘人中毒。中毒致死者達到41人時，官方的新華社才登出了一條通知，告誡讀者當心南京的有毒食品。即使這樣一條新聞也很快被撤回，政府強令撤掉所有此類報導。有毒食品的消息通過打往海外的電話傳播開來，36小時之後，海外媒體開始刊登此類新聞，終結了中國國內的新聞封鎖。但到那時南京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了100多人。
在那段新聞管制期間，南京的民衆從當地的報紙和電視裏看到的是什麽呢？下面就是9月14日南京晚間新聞的三個頭條：
*南京召開再就業會議，引起全國熱情關注；下崗工人感謝總書記無微不至的關懷。
*一到三月中央稅收形勢全面看好。
*李鵬委員長訪問菲律賓並發表講話。
何清漣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新聞工作者，她的著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1]揭露了90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掌控國有資源的官員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巧取豪奪的。現在，她又完成了一部新著來探討中國的新聞出版問題，重點圍繞著那些讓人倒盡胃口的新聞引發出的兩個問題來展開：真正的新聞是如何遭到壓制的？政府用來搪塞受衆的政治昏話給公衆思維帶來了什麽影響？
何清漣把這些問題放在最近興起的大衆傳媒業的背景下進行思考。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政府消減了對大多數出版商——不管是書籍、雜誌或是報紙出版商——的資金投入，直言不諱地告訴它們雖然在技術層面上它們依然屬於政府機構，但它們必須自負盈虧。這爲出版商們帶來新的挑戰：它們既要取悅大衆又不能迷失政治方向。作爲一種應對措施，很多官辦報紙開辦了晚報或“都市報”，刊登娛樂故事、時裝資訊、體育新聞，以及其他讀者喜聞樂見而政治上又不至於觸動禁忌的內容。到2002年爲止，中國總數約達2000份的報紙中，有一半屬於這種性質。一般而言，它們的銷路比主流黨報要好，這類報紙賺來的錢用來補貼黨報的虧損。
這些新出版物的出現，使許多國外觀察者相信中國培育出了一種新的出版“自由”。中國政府也不遺餘力地培植外國人心目中的這份假像，因此對揭穿了皇帝新裝的何清漣決不會輕易饒恕。中國的每一種出版物，何清漣寫道，不管辦得多花哨，都要歸屬於某一個由國家控制的單位。私人投資者可以把資金注入出版界，但是在會計帳目上這要寫明是“借貸”而不是投資。宣傳部的官員允許報紙在許多問題上發表自己喜歡發表的文章，但是他們會仔細監控任何政治敏感的詞句。發表象棋錦標賽之類的東西，沒問題。要發表有關臺灣的東西，上邊不言自明的政策是 “你清楚該說什麽，不用我處處教你”。共產黨的目的是既要保護黨的利益，又要避免別人看出新聞是受到控制的。很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讀者更喜歡流行刊物上那種生動活潑的筆調，而不是共產黨的套話空話，報紙越是貼近大衆，越是能更有效地完成黨的宣傳任務。因此，與十年前相比，中國的報刊在種類和範圍上呈現出了更豐富的多樣性，但是要談“自由”，還根本算不上。
宣傳部還時不時地對大衆傳媒進行公開批評。比如，去年4月30日，官方警告電視新聞主持人不得把頭髮染成橙色，不得穿緊身褲，不得過分裸露，因爲這些做法都“不符合中國國情”。還警告說，主持人要講普通話，避免日漸流行的南方話，避免夾雜英語，比如“酷（cool）”。中共長期以來都擔心如果讓“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了諸如著裝、言語等方面，就可能産生更深刻的、顛覆性的效果。另外， “南方話”又是臺灣話的委婉表達法，而大陸人現在去羡慕臺灣的東西是不行的。不過，這樣的審查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溫和、短暫的，沒有人把它太當成回事兒。電視節目主持人只用把頭髮再染成黑色，過不了幾個星期，橙色的頭髮就又露出來了。
不過，何清漣也細緻描述了在過去的十年間當牽涉到嚴重的政治問題，記者又瀕於失控時，官方採用的審查、撤職、停刊、解雇、恐嚇、騷擾、甚至殺戮等手段。她列出了禁書目錄、被關閉的雜誌目錄和勒令“整改”（即重新培訓，重新組織）的出版社目錄。她發現從1998到2002年間，有32名記者被捕入獄，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她還證明胡錦濤治下的新聞控制一點沒顯露出人們希望看到的那種鬆動迹象。
什麽東西能出版，什麽東西不能出版？答案很複雜，但多多少少都與共產黨的政權安危有關。批評政治領袖——哪怕僅僅是不太好的消息，有可能會引起對領導人的批評——就會被視爲影響“穩定”。一篇有關某個試圖在體制之外成立的組織的報導，比如對中國民主黨、法輪功這樣規模不大的組織的報導，可能被視爲具有“引發動亂”的作用。連一本名叫《降低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的小冊子，也遭到了禁止。這本小書只不過總結了憲法賦予農民的權利，政府查禁此書只是因爲歷史的經驗表明，飽受苦難的農民往往會揭竿而起。
中共政府雖然這樣蠻橫武斷，卻一口咬定自己是在按法律進行資訊控制。1988年頒佈的《保密法》明令禁止造謠誹謗，或以其他方式煽動推翻政府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嚴禁爲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
《保密法》能派上很多用場。2002年，對一位名叫姜維平的記者的判決就援引了這部法律。姜被指控爲“向外國人泄露國家機密”、“煽動推翻政府”。其實，姜維平不過在香港發表了幾篇文章，揭露遼寧省大連市高層官員的腐敗現象。他的文章署的是化名，可是仍沒有逃過官方的眼睛，毫不留情地判了他八年徒刑。
姜維平的文章十分大膽，竟敢批評遼寧省省長薄熙來。薄熙來屬太子党系，是已經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薄一波之子。中國的法庭見此情景不敢怠慢，風風火火地去幫助這樣的皇親國戚。何清漣還提到一個名叫馬海林的軍隊作家。2001年底，他竟然在《證券市場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李鵬（中國最遭人討厭的總理，1988- 1998在任）及其妻兒從國家控制的能源公司裏大肆圈錢的真相。中宣部立即發佈了一條公告譴責這篇文章，並命令沒收所有印發出的《證券市場周刊》。周刊的編輯們膽戰心驚地在接下來的一期上刊發了“更正”，沒料到連“更正”這一期也被全數沒收。其他提及此事的媒體也接到命令，要全部刪除相關文章。2001年之前，何清漣一直在《深圳法制報》做記者。有一次李鵬的名字印錯了，這只是一時疏忽，還是誠心搗亂？對上層來說不算什麽事，可是報社的編輯被罰了款，還被迫寫檢查，作自我批評。
宣傳部有幾種方法來防患於未然。它每月編發一份簡報，叫做《時事報告》，列出了近期印刷媒體中出現的所有政治性錯誤。任何一種出版物如果經常出現在《時事報告》上，離關門大吉的日子就不遠了，因此編輯們都格外仔細地閱讀每一期的《時事報告》。如果有必要，宣傳部也會召集記者來參加 “吹風會”。所謂的“吹風會”是用來向記者解釋一些關鍵問題的，比如，爲什麽某一篇關於腐敗問題的報導等同於泄密，因此觸犯了法律。從去年開始，播音員必須按照一條新規章來製作電話交談節目：所有播放“群衆意見”的電臺必須採用一種設備，使打入的電話延遲20秒播出，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過濾有害資訊。節目主持人必須提高 “政治覺悟”，加強“責任心”。如果電臺沒有那種必須的設備，就不能開辦電話交談節目。
如果警告、恐嚇和禁止不起作用，中共政權就採用更嚴厲的手段。何清漣描述了利用黑名單的主要方法。從50年代直到70年代，惹怒了政府的作家會遭到羞辱，比如受批評、禁止發表文章、出書，有時還會在“群衆運動”中遭到批鬥。他們被批鬥的情況公開後，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80年代之後，這種群衆運動開始消退，90年代則完全消失。不過人們對哪些人曾經被禁記憶猶新，因此這些事例的警示作用依然存在，提醒著人們可能會發生什麽。最近，黑名單的作用已經變得非常隱秘。名單一般是在編輯會議上口頭傳達的，編輯們受到警告不能把名單外泄，因爲那是“國家機密”。 何清漣本人在2000年也曾經上了黑名單， 90年代發表過她的作品的一些編輯告訴她，他們受到官方威脅，如果發表何清漣的文章，報社就會被封，如果敢把黑名單的事情透露給任何人，特別是何清漣本人，後果也是一樣的。黑名單的事情最近爲什麽搞得這樣詭秘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因爲政府要給外界樹立一個“自由”的中國形象。
如果一位編輯不服管教，就可能被定爲“內控物件”。這就是說，他會被告知要負起責任，還要寫自我批評。後果雖然大家不願說出來，但心裏都明白。如果內控之後仍然沒有好轉，這位編輯很快會被解雇。有時，“失足者”的朋友也被動員起來勸說他迷途知返。一旦被開除，就意味著失去職位或者永遠被禁止進入中國各地的“文化戰線”從事任何工作。那些被解雇的編輯和被禁的作家，如果拒絕認錯（這裏何清漣寫的半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們的檔案就從宣傳機構的官員那裏轉到公安局和國安局官員那裏。便衣警察可能會搬進他的隔壁去住，跟蹤某個記者，或者破門而入，沒收地址簿和電腦——還要編造出一套謊言，裝作什麽都沒有發生過。
1994 年出臺的一項措施——有人指出是江澤民幹的事——說“要用非政治的手段來處理政治問題。”這就爲濫用法律打開了方便之門——那些因政治問題觸犯了政府的編輯、記者可能以腐敗、欺詐、行爲不檢點等等罪名遭到指控。何清漣提到《陝西青年報》的一位元記者，名叫高勤榮，1998年他寫文章揭露了當地某項灌溉工程中的貪污和浪費情況。縣裏的領導把他抓起來，綁在黑屋的門後，又判了他12年刑，罪名是“受賄、嫖娼、欺詐”。1999年，河南省一位名叫張沖波的工人（並非記者）和另外一位元作者合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他所在的縣如何“瘋狂建設”，致使許多百姓無家可歸。後來，張被指控爲“私分專項資金”。他所在的村子的黨支部書記對張的被捕十分憤慨，於是徑直去北京告狀。結果卻被誣告爲“法輪功分子”鋃鐺入獄。另外一個經常用來指控記者的罪名就是“有海外背景”，即使你根本沒有。宣傳部工作組的一名成員告訴何清漣所在單位的編輯，說她曾經是“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而當時何清漣根本沒有出過國。2000年，《時代》雜誌和《金融時報》發表了有關何清漣的報導後，她所受的壓力才暫時有所減緩。
長期以來中國有這樣一種傳統：蒙冤受屈的中國人在下層無法申冤時，就可以求助於高一級政府來伸張正義。何清漣給出了一些例子，說明那些在底層工作的記者相信，如果有必要，上級政府會和他們站在一起。不過她得出的結論是，最近這些年來這種信念有點放錯了地方。基層記者往往冒著極大的風險和地方官僚作鬥爭，結果卻發現上級領導情願和地方的實權人物保持一致。
何清漣發現這種現象在中國農村十分普遍。最近的十五年間，中國的鄉鎮越來越變得像封建時代的采邑，由一些半獨立的組織控制著，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規矩、政策、稅收、監獄——但沒有自己的記者[2]。對他們來說，最理想的狀態是“此地無新聞”——萬一有了新聞，最好是正面新聞。地方官員拒絕跟記者說話，而大部分公衆則是不敢跟記者說話。如果記者發現了官員胡作非爲的證據，官方總是百般逼迫，而且往往獲得成功。2002年6月，兩位元記者來到山東的一個村莊，那裏的村民們告訴記者他們的支部書記私設公堂，用酷刑對付群衆。兩位元記者收集到了證據離開了那裏，路上被幾輛警笛嘶鳴的警車攔下來。他們被帶到黨支部辦公室，沒收了筆記本和膠捲。十幾個便衣警察當著宣傳部官員的面把他們痛打一頓。後來他們到公安局去指認那些攻擊他們的人，結果反倒又挨了一頓拳腳。何清漣相信在這樣的毆打中，死人的事情時有發生。她的書中列出了幾個至今尚未破案的謀殺案，都是因爲記者的報導惹怒了官方，結果遭到謀殺。書中的材料表明，控告高層官員往往以失敗告終，因爲維護黨的整體形象是各級官員的第一要務。
何清漣把中國記者的現狀概括爲“戴著鐐銬跳舞”，這樣的比喻有時不免讓人沈思：既然鐐銬加身，再去跳舞還有什麽意義？揭露醜惡現象這項任務十分艱巨，但卻遠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可，相反，倒是常常給記者帶來災禍。爲什麽不順著這個社會制度，僅僅報導些好消息，也乘機得到提升呢?如果記者遵守中國的遊戲規則，爲官員和企業唱唱讚歌，要掙錢還是很容易的。不過，何清漣發現，許多富於理想主義思想的記者不顧個人得失，以極大的勇氣講出真話。這說明“爲民請命”這樣的中國傳統美德，依然受到人們的敬重。最近這些年，普通中國人對腐敗、欺詐、仗勢欺人、財富分配不公等問題怨言越來越多。如果有一份真正不受政府控制的報紙，此類話題可以填滿整個版面。一位元記者如果能把此類黑幕揭得比他它記者深入一點，就輕而易舉地成了公衆心目中的英雄。不過，要完成這樣的任務，記者必須想出一種在體制內周旋的手段[3]。在這個問題上，關係網起了作用。官僚們有他們的關係網，仗義執言的記者、編輯、出版商也有自己的同道，來得到幫助，獲取資訊。那些富於冒險精神的記者如果在一個地方受到壓制，有時可以依靠這種關係在別的城市、別的出版單位找到工作。
此外，由於地方官員最關心的是本地區的情況，不受地方官員歡迎的新聞常常很容易在其他地區發表。比如，2000年春天，陝西省有五位農民來到省城西安，訴說他們得了“怪病”，結果卻查明是艾滋病。衛生部門的官員讓這些農民所在地區的居民進行血檢，最後查出4%的人口HIV呈陽性。陝西省政府把這件事定爲秘密，並下命令停止血檢。當地的兩名記者杜光利和王武聯繫到了遠在廣州的《羊城晚報》記者趙世龍。趙遠赴陝西，在杜和王的幫助下採訪了當地的群衆，回去後把報導發表在廣州的報紙上。惱羞成怒的西安官員把杜和王召來，質問他們：“你們怎麽認識趙世龍的？” 按照法律這樣的問訊應該由宣傳部官員來做，但是這一次和往常一樣，依然是由公安局出面。揭露艾滋病真相，醫務人員因此可以及時應對，按理說杜和王無疑救了很多人的命，然而他們得到的報答卻是永遠從記者隊伍中開除，因爲他們“涉嫌泄露國家機密”。何清漣在書中說，她查閱了相關的法律條文，發現“根本沒有哪個國家把艾滋病當作國家機密的。”
何清漣還寫到湖北的一位教師，把40年代晚期以來中共報紙上刊登的支援民主與基本自由的文章進行耙梳整理，結果收穫頗豐。因爲那時的共產黨正在反對國民政府的專制體制。然而，到了1999年，如果再講出“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這樣的話，就會被視爲指桑駡槐，因爲中國依然遠沒有實現多党制民主。於是，宣傳部的官員把該書列爲禁書，作者也被列入了黑名單。同時還對出版該書的出版社進行了整頓，聲稱：“我們必須嚴禁出版此類用歷史攻擊現實的書籍。”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