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取決於他在何種程度上和什麼意義上把自己解放出來”。──—愛因斯坦
個人權利作為人的社會評價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常常被蓄意誤讀為生物學前提下的生存權，能否‘確保活命’成為中國人普遍的價值訴求和政權博弈中屢試不爽的道義符號，誰‘養活’了中國人往往被寄生集團顛倒主客關係、盜用法理資源以彰顯統治正確的說詞。由此生成的專權文化暴力不斷擠壓，導致在中國做人的風險成本一路飆升並最終引發人們普遍奉行陰陽道術和功法修煉以回避現世重軛、抵消生命創造欲求造成的心理困境，從而內化為牧民和防民的社會統攝與管理路徑，讓體制依附和權力影像始終糾結在中國人的公共生活形態之中，把服從國家和效忠權力視為當然的社會義務。正因為如此，蔑視思想和踐踏自由、否認個人自決權成為中國社會民眾集體無意識的本能，最終導致人們的價值判斷不是基於法理原則和程式正義，而是看其在權爭角力中較量的結果，意志和力量崇拜合成出特別適於養育權力霸道和權力臣服的政治倫理，也成為專權者借民族素質問題拒斥普世價值和人民自決的陰謀和托辭，讓‘國家正確’泛化成人們無須證偽的假命題。
曾幾何時，只要是秉承國家意志，無論其表述清晰與否，真理抑或謬誤，只要目標明確，其所具有的崇高感都能激發出眾多聖徒般的殉道精神和冒死效忠的勇氣。伴隨著眾多扣人心弦的信念和理想，政治光榮的衝動即便是在傳統鄉俗和血緣結構的熟人與親情社會中也可以肆無忌憚地從事骨肉相煎、構陷坑害的殘酷遊戲，致使‘人民’被政治朝聖的迷狂一次次分化組合為只有政治評判正確與否的不真實符號，造成社會整體碎片化為互不關涉、相互排斥的沙化無粘合力的國家組織細胞。如此則生存資源、信仰取向在一次次社會性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造運動中單級流向國家，落入無主體歸宿的‘公家人’建構的權力體系之中，成為權力持有人撐控民心、建構法統和道統的剛性硬器，國家便理所當然領受了仲裁信仰價值、發放活命資源、‘供養’人民的雇主和終極裁判，進而構築起超強嚴密的資源分配格局和社會動員體制，把人簡約化為唯國家馬首是瞻，並著力于培養人勤勞、奉獻、毫不利已專門利‘國’以及以國家名義圈定劃界的愛恨情仇等政治品質，將人的價值虛設為國家興衰榮辱的力量符號。於是，勞動模範、雷鋒精神、舍小家保大家；劉英俊、蔡永祥、賴寧等一批批虛假莫辨的英雄烈士被製造出來並薪火不斷謬種流傳；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家哪有我，將活生生的個人剝皮抽筋層層消解滅失在國家主題宏大敍事的偉大光榮正確之中；於是，凡舉國家民族‘利益’，一段朽木、一根稻草、乃至一種想法都能激發出善惡不辨、從者如流的精神與行為冒險並被名其為‘神聖不可侵犯’，這樣才有潘冬子揮刀殺人、喜兒撕裂親子的血腥恐怖的暴力美學吸引眼球並合成出國人偏好殘忍娛悅的趣味；小鐵錘、王二小、劉文學……仇恨意識形態主導的攻心術不斷教唆和驅策，將人性扭曲變異為人鬼不分、狼性大發、怨恨彌彌的‘主旋律’，使得政治性臆想所向披靡將人們導向集體無意識、無動機殺人與自宮的妄念之中。
鑒於此，本應安居樂業的人民被綁定在國家的各種需要和理想之中開始了與天鬥、與地鬥和與人鬥的集體主義大會戰；人民戰爭、：超英趕美、改天換地、階級鬥爭、保家衛國跨世紀工程……。凡舉國家冠名領袖首肯，即便是陰謀詭計、胡作非為的譫妄之舉，也定是吆喝奉承、歡聲雷動一團活氣，並催發出眾多赴湯蹈火捨身忘死、堵槍眼當炮灰的壯士烈女。這時候，國家意志已然結構成人們普遍奉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作為個人的社會存在已不具有意義，國家圈定的‘我們’（劄米亞京式）成為個人賴以存活的唯一依靠，於是，‘我們’集體步調一致、言談舉止喜怒哀樂、同呼吸共命運、國家興衰榮辱成為‘我們’命運際遇的唯一確認實體，個人的生存狀態、尊嚴和自決權被納入國家計畫並定期定量按指標分發，‘人口’而不是具體的個人成為權力中樞施政和決策的重要關係項，能否維持生計和保障社會穩定，並消解權力顛覆成為政策制定和運作的首選方案。然而，僅止於活命訴求的制度安排和執政理念由於受制于資源有限供給的硬約束，當創生系統能力萎縮而不能按序列進行有效分配時，其疏導社會怨怒的策略便是：除卻不斷加強社會等級序列和體制依附，淡化民間權利意識並著力於資訊的過慮性供給，讓民間儘量離散化、扁平化，碎裂成各人自保、無心他顧從而難於形成組織化、集團化的體制外遊說和議價力量外；再依此路徑將個人權利逐出國家視野而讓其僅存勞動力價值，從而培育出一種‘殘忍待人’的社會意識，如此一來，無論上達國家元首、地方諸侯，下至底層草民，只要是被權力討厭並淘汰而成‘無用’的人，縱然權傾朝野、位尊德馨的人間翹楚，其命運都只能是卑躬屈膝、生死不保、惶惶若喪家之犬，任何維權抗爭的努力都只能是一卯擊石自取滅亡。所以，‘人民’作為一個分散而又缺乏階級認同和國家身份的群體，歷來都只能作為離亂治平中改造換代和體制維持的‘物力’供給者而有條件地被看顧和使用，在國家權力結構中只有‘勞動力’的用處而被邊緣化，“人”的意義在國家意志中沒有認識價值而只有可用的功能，所以，農民抑或工人乃至知識份子作為階級除卻政治上需要時被策略性賦予其某種臨時性‘身份’之外，權力集團總是致力於讓其分化而成不了階級。
然而，隨著後毛澤東時代大國寡民榮譽性玄想和意識形態‘烏托邦’的破產，國家同盟的神話被改革開放的實利交易全方位滲透瓦解，並腐化蛻變為掠民掘利的賦斂集團，最終造成其權威性應付闕如，而鄉土中國賡續的古老文明中所有積極因數和內在節律被幾近根絕，民間社會自發形成的社團（如紳商行幫宗法等）約束機制和本土文化資源中善惡因果禁忌也被徹底從內心放逐。唯物主義和瀆神教化滋養成的虛妄一旦直面無所依皈、家園荒蕪的精神場域，長期性政治圖謀煽情制售的鬥爭哲學和意識形態主導的仇恨教育、以及不寬容的原教旨主義思想轉基因式的精神重構必然演變為無所禁忌的胡作非為和蠻不講理的實利爭奪、，這不僅扭曲畸變了本該健康的人性，也嚴重敗壞並惡質化本土文化積澱的原生倫理和人情生態，使得國人在門洞開啟，爭眼看世界的同時僅止於詛咒謊言和對權力陰謀的控訴，卻始終無法超越個人冤情直抵制度和人性原罪進行‘我也不例外’的懺悔式反思與內審，從而導致社會集體作惡因人數眾多而淡出個人行為，在功能上消解了人的罪孽感，從而虛化人們的道德反省能力。正是因為如此曆久的肉體恐怖和精神異化反復配置，用虛假信念和制度謊言脅迫編制的約束網路一旦失效，報復性反訴必然將政治迷狂蘊積的壓抑和偏執導向棄置真信的破壞性妄想和縱欲主義的渲泄。‘我不相信’告別理想的現世狂歡從此一路攻伐將數十年虛置的‘光榮與夢想’輾碎分解，聖像破壞伴隨著無節制洩憤為利益崇拜和貪婪成性預留出廣闊的心理空間。
從此，國人不再作形而上的精神叩問，沉淪在實物期待和各種形而下的得失計較中透支作為人的全部智力和體能，蔑視信仰和踐踏思想使人的處境關懷僅限於當下的利害盤算而走不出機會主義所設置的各種生存誤區。朝野之間處心積慮的拜物迷狂不僅消蝕著人性中本應有的神采，也突顯出‘美麗新時代’解構主義甚囂塵上的淺薄、粗暴和勢利，虛設的假像和專制謊言不斷強化的升平世道將人心引向‘動物農莊’的口福之欲（奧威爾式）反復體驗無思無念的身體快樂，將人本應該持守的尊嚴和信仰價值消解在無法突圍的原欲性生存博弈之中，沒有熱情、沒有超越性的精神遠遊和生命沉醉的大悲和大喜，活著，顯示出的全部意義便只有現世逐利爭名的掙扎和心力內耗，汙淖悲辛的紅塵情事不斷合成出彌漫於人境的盲目和偏執，相互歧視、孤芳自賞、社會性等級壁壘層層剝蝕將人性中所有的惰性和惡質充分啟動。所以，當人心的隔膜和敵意結構成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並主宰著人們的行為時，那種信仰文化相互影響而結成的和諧社會倫理賴以存在的道德基礎便被沒有人情味、缺乏關懷和內心體恤的排斥化‘智力和體力交易市場’所取代。如此則所有人的日常行為都不是基於愛和道義自覺的善舉，而是出自個人利益得失的打算；如此則麵包師、三陪小姐、政客期許乃至制度安排和文化宣傳都具有收益預期的策略性精神與物質‘放貸之嫌’，人與人之間的分化組合、即使是慈善的救助募捐、賑濟義舉都是基於人們利益預期的隱蔽或顯性化市場行為，正如亞當•斯密所注意到的：“每個人都只盤算著自己的利益，但在這種場合下始終受一隻看不見的手（市場）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他們並非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在實物理性的驅使和脅迫下，根源於人的處境焦慮和現實缺陷的宗教和哲學冥思紛紛退場；田園牧歌、抒情浪漫的人間情事；滾滾紅塵中徹骨的離合悲歡、恩怨情仇以及禍福榮辱都可以質換成有形可依的貨幣撫慰給予人以精神與肉體的拯救，‘唯物主義’和貨幣崇拜被植入人的精
神並結構成判斷人生尊卑榮辱的普適性社會理性，成為人們抵制現實虛無和荒謬感，消解苦難和規避命運頓挫的唯一屏障。沒有目的；沒有值得認真確證的答案；沒有對真理和正義受難的內心疼痛和焦慮；甚至沒有清晰而需要持守的權利和義務邊界，‘人人為我’成為‘我為人人’的必要前置，集體行動分化簡約為個人利害的有效選擇，人人都成為歷史的旁觀者而置現實惡濁為與己無關，從而將個人的不作為虛化成超然事外的冷酷和麻木，明哲保身、世故老滑的生存哲學把心魂結繭硬化成能抗拒各種人間悲情和世道陰暗的防火牆……。
有了這種務實理性墊底，個人或集團交易都只看到人作為勞動力資源供給所能產生的經濟收益，而單邊主義的權勢資本壟斷的交易由於勞方處於絕對下位而徹底喪失議價和博弈的條件從而只能服從和認命，致使資本與權力合謀共犯對勞動者剩餘價值的榨取由於有權力‘保駕護航’從而淡出個人作惡的內疚和罪孽感的同時，還享有自由市場資本不可企及的政治與法理優勢，這也是中國血酬政治連綿不絕；血汗資本長盛不衰的社會根源。正是這種僅限於‘人力使用價值’對於社會的意義確證，使得中國社會血汗工廠、無保障勞動、童工使用層出不窮，人力資源的無限供給在不斷剝蝕勞動者尊嚴和社會價值的同時，也使中國人的生存質量一路走低。奴隸化管制和降低勞動成本不僅成為中土資本內部整改和效率盤算的常識理性，也作為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內外資本合謀盤剝本土人力資源的政策獲得‘行政許可’。建基於權力資本形成的脅迫型經濟最大的特點在於勞方之間只能臨時性地為自已能活著而與人合作，並集體養成討好主子、相互排斥和貶損的內耗性‘階級意識’，從而無法樹立起共同維護勞動力本身價值的尊嚴和自信心，由於無自主選擇和預留利益空間過於狹窄，導致勞動者之間對他人的死滅顯示出無情的冷漠和起碼的悲憫，最終內在地瓦解其結盟反抗壓迫者的衝動。由此而生成的公共權力在功能上當然不可能是法理文明所定義的服務型管理，而是出自收割民利目的的圈地牧養、擇其效用而定生死的制禦術。
正因為如此，根源于權力來源非法和不當得利的政治組織除卻倚重暴力看守之外，權爭內耗的恐慌總是迫使‘僥倖擁有者’在比較優勢中趨利避害、結成利益同盟，共同防守‘外人’介入分贓從而把持發牌權，而‘公共地帶’由於無明確權利主體和制度看守虛置化又使得社會資源和國家構成元素‘人民’都異化為不真實，從而有效降低了分利集團中知情人集體分贓抑或各自掠奪的機會成本以及集體作惡、問責無主的權力腐敗和體制壓迫，如此道統和法統中合力構築的權力防禦體系，無路可逃的個人何以求訴權利並活出意義來呢？至此，勢單力薄的個人基於生存理性便不得以主動或被動地捐身成為公家人和公家奴，從而獲得體制授權並參與逐利分紅。如此不斷惡劣的生存環境不僅使社會文明指數每況愈下，民間利益紛爭造成的骨肉相剪和廟堂內訌代代相傳所產生的示範效應同向彰顯，使得朝野合力互動演繹出國人無數道德淪喪、天怒人怨的現實活劇：並將其放大為整個民族相互敵視、互為寇仇的內耗和自殘，至此，縱然噬血者寒光四射的刀鋒上冒著熱氣的血腥也激發不出對生命戕害的星點憐憫，只留下引頸圍觀的冷眼和麵無表情的死象。所以,魯迅先生說：“我總以為自己所住的並非人間”；所以，亞理斯多德說：“人類一旦不講道德，人間就成為地獄”。
基於這種現實，人被異化為經濟倫理和政治統合霸權中的符號系統，其意義僅止於可用或有使用價值而被肯定，人和勞動力之間完全剝離，人的認識價值被擠出而僅存勞動的效率預期得到評價，其社會學價值於無處不在的專制力學語境中成為各種利益群體和政團寡頭爭鋒中任意盜用的臨時性資源，個人的能量被政治和商業機會主義者以權利和實物賄買的方式導向生物學的場域，原欲被傳媒煽風點火揮發為拜物教的抒情狀態，成為人們普遍奉行的當然性的生活方式，分析理性，信仰歸宿、以及道德操守被徹底放逐並成為市井譏刺挖苦的愚頑和刻板，如此則寡廉鮮恥、背信棄義、社會“利必多”（佛洛伊德）被無限放大並受到無原則地寬囿和讚賞，成為所有社會成員集體或個人破壞公法、僭越倫常的“理論根據”。至此，聲色犬馬、感覺主義、身體幸福、超前消費和命運透支成為時尚；上至權力高端，下至黎民百姓，吃喝嫖賭、坑蒙拐騙無所顧忌；藏垢納污黑白合流批發廉售出無窮的‘空心人’。文化學上的犬儒主義與權力系統的裝腔作勢將社會意識導向無原則、無正經的末世狂歡和頹廢主義陷阱，不僅敗壞了社會關係賴以存在的道德與信用基礎，還讓屢試不爽的利益拼搶不斷強化著人們對體制力量的迷信和崇拜，從而為政治強人和專制新寵的輪番作踐準備了剪除不盡的人力與精神資源。
二00四年十二月完稿于麻園(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