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心

人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多既不是基於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悲憫，也不是發端於社會責任和人的榮譽評價，更多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求改變地位的願望，是現世暴富的慾火煽起的熱情點燃並「武裝」了人的勇氣和膽略。

生命是一種奇蹟、一種偶然，一種不經理性預設和科學實證，純屬秉承「天授神賦」的瞬間偶遇合成，因而其獨立自在的客觀屬性中本然地蘊涵著不可重複、不可更動的神聖感。

人的評價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常常被詮釋為動物層級的生存權，所以，有關人權與政治關聯的表述都被設定在生存和安全這種最基本的“活命權”選項之內，而其他更具人味的生活價值如：尊嚴感與發展權，內在的心靈慰藉、以及創造性實現和自由等真正意義上的普適人權，則因社會整體認識

眾所周知，在一般情況下，人都不能失掉神性的嚮往僅僅低下地活著，否則就會被現實的名利之欲裹挾而成為沒有血性的經濟動物，即使是處於極端境況之下勉力而活的人，其生命意識中也始終保有人性的尊嚴因而總是渴求著被看顧、被肯定，由此獲得共同體中積極而正面的社會評價。

現代化之下，人們相信一切都不可改變也不必改變，由於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現實供給和身體消費，所有人間情事都可以通過交易贖買、現成收購，都可以依賴於各種介質複製傳輸，因此人們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術化仲介流水線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和反應，其前提是效率優先、數量至上，既不必有靈魂的顫粟，也無需原理性、邏輯性的深思即可作出符合口味的全息判斷。所以說現代人由於沈湎於資訊焦慮，迷信於市場全能，因而在感官“幸福”指數一路飈升，眼界無度拓展的同時心靈已失去重力，失去了疼痛感，既缺少獨立自在的內心表達，也不必有深邃的課題辯爭和求證，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等，一切關乎人類處境焦慮與衝突的經典表述都將隨著樂感化“時代主題”的侵蝕而應付闕如。這時候悲劇已經淡出，審美已經疲倦，即使是暴力屠戮這種血腥性、破壞性的社會罪孽，也常常因了技術化的篩選置換而更多地顯示出遊戲性的元素，其結果是讓人們因此見慣不怪從而無動於衷，進而將一切殘酷的生存爭訟都當作誇張的劇情予以寬恕和認可

生命是一種奇蹟、一種偶然，一種不經理性預設和科學實證，純屬秉承「天授神賦」的瞬間偶遇合成，因而其獨立自在的客觀屬性中本然地蘊涵著不可重複、不可更動的神聖感和屬靈的光采。

現代人的覺醒即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集體行動」已隨著市場化的全面滲透而日漸分解成為個人化的選擇，這一方面源於社會中心缺乏驅動個人為之努力的激勵機制，另方面則是長期「瀆神主義」教化導致的價值分裂，使得人們非但不能從盲目的政治朝聖中找到「甜頭」，找到足以讓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據，反而因過度的積極和熱情而領受了太多的權力攻伐對人的羞辱和傷害。

在中國，誰“養活”了自己，往往被國家寄生集團顛倒主客關系進行反復的話語滲透，進而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標准化”社會意識，所謂國家的人、組織的人、單位的人，也即是被權力分級操控著全部生存資源，依靠政府提供吃穿住行、輸血供氧獲得活命權的人，因此，其內涵就不僅止於一般的社會身份標識和職業確認，還包括個人內在的價值取向與心理慰藉，都必須依賴於這種不可替代的社會結構“同意”接納和組裝，否則作為單個的人不僅有被置於邊緣化的擔心，還有被淘汰被拋棄的惶恐感。除此之外，由於權力主導的不寬容社會觀念長期對體制外生存方式的蓄意歪曲和貶損，如盲流、無業游民和社會閒雜人員等極具羞辱性的意識形態宣傳和詆毀，使得不被國家承認和正名的人事始終有一種不正經不體面的淪落感，這不僅造成國家視野之外的民間社會因此喪失掉應有的尊嚴、自信和自主能力，還由於來自草根階層的所謂知識分子整體性翻臉不認人的忤逆和背叛、，從而將未得官方開光定制的非主流社會，從物質到精神、乃至品行教養等多維度逼向“不宜人居”的貧困化蠻荒化處境。

反抗是人類基于生命安全的本能警覺，因此，任何為保全生命而選擇的行為方式都理應得到寬容和諒解，所以，一切建基于人的社會制度和法理設置、抑或主義信仰等，都應該而且必須立足于對人的處境的關注，其旨歸都應該是有益于展示健康的人性和生命的尊嚴并讓人活出意義來，從而啟悟人們尊重并自覺堅守和維護生命本然和應然的倫理秩序。正因為如此，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警提并拒絕一切以‘重大主題’或光榮正确的目標信念所進行的強制性社會整合，即使表面上看起來有利于民生福祉，但卻必須以損失人的自由意志為代价的精神与物質文明建設，都應該用反思理性重新審視，在介于人的物理狀態和宗教歸宿之間尋找能最大限度展示生命光彩的平衡點，立足高遠既看到人的局限性從而保持必要的寬容和大度，又不受科學至上論与政治原教旨主義的誤導，運用富有前瞻性的眼光重新對當下的精神譜系和入世行為進行系統性的檢疫。

曾幾何時，人們已不再禮贊落霞與晨暉，不再禮贊老人與少女，不再有透心的悲歡與忘情，獨對造化大野時既無端肅敬畏的謙卑，也不再作仰望蒼穹遐思無限的冥想，耽於實物期待的急切與焦索裹挾著發展主義所向披靡圍獵捕撈，將植根於人性本質的抒情境況輾碎分解為無所不能的貨幣化計量單位。

對於社會控制和權力整合，毛澤東有過形象的說法：“滿頭亂髮沒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了”。正是基於這種策略，服從於國家構建體制的人民就僅止於材料化、原子化的使用價值。高度集中的權力計畫體制肇始於軍事目的、對敵鬥爭的戰略安排一旦延申成國家管理和政權結構，國家意志對個人本位的清除和節制就具有了正當的理由和道義優勢。這時候，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便成為結構社會關係的政治倫理和制度文化，由此而編制的權力網路必然要重新建構與之相適應的信仰文化和道德譜系，從而在精神和物質以及關乎人的全部生存與信仰系統進行轉基因似的換血和改造。

由於專制本身的幽閉特質和內斂性格之使然，那種受制於專制霸道和刀槍挾持的所謂偉大光榮正確和形勢大好等病理性社會繁榮，一旦被置於觀察者的視域而具有了現場感時，人們頓然的清醒和自覺已不再是了悟世象之後的通體快活，而是對虛設假像和荒謬誤導的憤怒和反訴，虛擲光陰的懊惱滲合著內心的仇恨一旦破解謊言編織的榮譽直面自已的真實處境時。

少時讀古史情事，往往對個中的奸佞枉道之人何以在眾目睽睽之下肆行無忌不能理解，總以為坊間黃口小兒盡知的常理竟讓惡人當作耳旁風。市井無賴當屬教化不嚴，便有作奸犯科者也可推因為冥頑粗鄙，故不在議論之列。而頗受詩書禮儀浸淫之徒也趨之若鶩、從惡如流且生生息息長盛不衰，或以為惡人使壞蔽目塞聽，或以為鬼使神差邪氣附體，而流布於朝野間的雜劇話本則多從怪力亂神說開去，然後激敷演幾則善惡報應之類的昏話了事。

當消費天然物業己成為部份人的獨享資源時，原本屬於尊卑榮辱共用的公共品己被質換成社會等級中的所有制形式，其附加的流通成本必然只能成為具有優越位勢者的專利。這說明環境的惡化所引發的資源短缺已成為決策層在調整社會利益格局時難於實現：按序列公平分配，從而導致社會關係中量質嚴重不等的資源佔有形式。一方面是倚重權力與商業合謀並挾「國家意志」和「發展主題話語」大肆捕撈的掠奪性開發；另一方面是草根階層惶然面對洶洶獵殺四處奔突的苦況和悲情。

在中國,所謂“孝悌、節烈”之所以成為維繫社會和家庭倫理的理想品質受到特別關注和重視,恰恰反映了這是一種稀缺而難於推廣的社會品性,試想,當一種本應是普適而為公眾所接受的日常法則被當著經典不得己通過官方強制力和民間家法予以匡正時,其反映出的事實則是：因其悖離了人的自然倫常而具有強烈的惰性或殘酷性,以致於人們由於在性情理趣上受到禁錮而紛紛予以棄置,從而使得社會為了維持其統制而必然加固這種秩序,按其意志強化“忠孝節義”以整合社會綱常、確保宗法組織與國家意志的統合利於維持所謂穩定性。

神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從此便有了陰陽兩界,生命於是有了必須直面黑暗和恐懼的逼視,並在外延無窮的時空中開始了對有限性的抗爭。當死亡和對死亡的幻象漸漸收縮時，對生命直接的觸及是那樣分明且充溢著溫馨的疼痛，這時，即便是只有瞬間的感覺，也因了生命無常的焦慮而透析出愛的鮮活性光彩。還好，上帝之手在賜予生命時，裁定讓違反倫常而殺死亞伯的該隱從此拂不去“永遠流離漂蕩在地上……凡遇見我者必殺我”的不安宿命，並由此開始了注視生命際遇的點點記憶和聯想，從而創生出救贖 和超越經驗的智慧和想像力。

工程化的現代社會管理，由於過度強調構建物的標準化，僅從管理方便與否和效率預期大小的維度設計人的存在形態，以專業化定量分析將人置於機械倫理之中進行物化定義，從而剝離了個體鮮活的生命光彩。伴隨著秩序趨同的工業化、城市化目標管理的功利需求以及公共目標（如國家抑或集體意志）的“正當性需要”對個人私性領域的進一步蠶食和剝奪，傳統社會中人本主義“以人為目的”價值訴求被工程化、數位化支撐的現代性組織開始了對人的意義編程和分類剪裁。

一個僅僅依靠原始慾望和權利私心展開其政治倫理的社會，其何以能建構超越物念，展示生命創造性能量和人性尊嚴的價值原則，為人類共同的福祉提供有益的心智和品質呢？所以，當弗蘭克和希拉克之流以優越位勢者慣有的獵奇性消費心態把玩著東方文明草根『綠色文化食品』，居心叵測地預言東方精神對未來世界的救贖時，來自文明之域的討好和奉承著實讓老眼昏饋、文化下崗的本土資源守門人們領受了吃驚不小的高端體驗，獲得了一場洋人『送溫暖』的透心感動。如此一來，政治考古和文化尋根再次引來一拔拔掘墓盜寶、借屍還魂，意欲在風乾的歷史老例和深宮秘笈中煉丹取經的遺老遺少，一方面除卻繼續在《漢武大帝》和《康熙王朝》發霉變質的家譜裡搜索長生不老的政治保健術之外，還試圖引進金正日和卡斯特羅這兩具極權主義自我冷凍的標本與世界接軌，讓卓婭和舒拉、以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時俱進發酵蒸餾出『治國新思維』。這種數典祭祖和拉圾回爐的解數不僅難以確保族性血脈不斷和制度先進性保鮮，反而成為市井廟堂敷衍塞責、胡弄上線的騙術魔法。非但不能為年高老邁和破綻百出的散架龍庭進行意識形態保駕護航，反而為舊制新寵和『正在富裕集團』惡意拒斥普世價值，假托其對國情民意水土不服，從而再一次掀起本土意識形態勞民傷財的吐血大售賣，讓假扮的盛世蠱惑不斷加溫，給尚無定力的新莊家封禪慶典打氣壯膽。

中國的典籍中絕少對太陽的積極感念和審視,承傳至今的多神教巫術迷拜遮蔽了對這個萬物生息之源的直接觀照,天授神權和萬物有靈的雙重敬畏使中國人始終匍匐于自然神的威懾之中而不敢對其進行形而上的索解和質問。文本中“七月流火”“後羿射日”“夸父追日”以及對象徵水的圖騰“龍”的敬畏皆出於對太陽的反抗和拒斥,其內涵的文化價值和審美物象都因太陽的缺席而顯現為普遍的內斂和陰鬱。

丹東說過：“當一個社會某個人或組織的德行和智慧被看作是不可或缺的東西時，這個民族離文明就還很遙遠”。由此，當一個時代把某種個人意志或集團的意識形態內化為時代的整合認知和精神譜系時，其話語權必然將個人或集團的判定和價值指向通過其控制力對民間的原生語彙進行深度的精神殖民和強制性的文化解構，從而將原生的多元化譜系徹底剪除，迫使人們被動接受強勢的言說方式和思維定向，最終將原生態和自組織長期演化而來的賴以維持其進化支撐系統的本位文化和觀念意識、以及其沿革邏輯全方位否棄，這種人類史上的精神位移和價值拓荒曾引發了無數次血與火的肉搏衝突，但最後都無一例外地以弱勢者的繳械和屈從而結束。

】“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取決於他在何種程度上和什麼意義上把自己解放出來”。──—愛因斯坦個人權利作為人的社會評價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常常被蓄意誤讀為生物學前提下的生存權，能否‘確保活命’成為中國人普遍的價值訴求和政權博弈中屢試不爽的道義符號，誰‘養活’了中國人往往被寄生集團顛倒主客關係、盜用法理資源以彰顯統治正確的說詞。由此生成的專權文化暴力不斷擠壓，導致在中國做人的風險成本一路飆升並最終引發人們普遍奉行陰陽道術和功法修煉以回避現世重軛、抵消生命創造欲求造成的心理困境，從而內化為牧民和防民的社會統攝與管理路徑，讓體制依附和權力影像始終糾結在中國人的公共生活形態之中，把服從國家和效忠權力視為當然的社會義務。正因為如此，蔑視思想和踐踏自由、否認個人自決權成為中國社會民眾集體無意識的本能，最終導致人們的價值判斷不是基於法理原則和程式正義，而是看其在權爭角力中較量的結果，意志和力量崇拜合成出特別適於養育權力霸道和權力臣服的政治倫理，也成為專權者借民族素質問題拒斥普世價值和人民自決的陰謀和托辭，讓‘國家正確’泛化成人們無須證偽的假命題。

光照著義人也照著惡人，世上便有了是非黑白。活著就有了希望，就算沈默得太久也並不意味著公正的裁判會在刀槍挾持和民眾精神的犬儒化移情中永遠退席，只要還有人能見出血紅血白，只要還有荒塚中即便是廖落的花環和冷風中不間斷的香火；還有慎終追遠的精神遺存依然執守著，便有機會修中國復文化精神的缺失，便能再次觸摸歷史的痛楚，並用其中灼熱的脈動重樹我們的道德高度，民族意識壯烈義舉的頑強因子就一定能穿越歲月的幽暗場域重見天光並合成出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