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丹東說過：“當一個社會某個人或組織的德行和智慧被看作是不可或缺的東西時，這個民族離文明就還很遙遠”。由此，當一個時代把某種個人意志或集團的意識形態內化為時代的整合認知和精神譜系時，其話語權必然將個人或集團的判定和價值指向通過其控制力對民間的原生語彙進行深度的精神殖民和強制性的文化解構，從而將原生的多元化譜系徹底剪除，迫使人們被動接受強勢的言說方式和思維定向，最終將原生態和自組織長期演化而來的賴以維持其進化支撐系統的本位文化和觀念意識、以及其沿革邏輯全方位否棄，這種人類史上的精神位移和價值拓荒曾引發了無數次血與火的肉搏衝突，但最後都無一例外地以弱勢者的繳械和屈從而結束。古埃及巴比倫、克裏特、小亞細亞以及印度次大陸和印第安文明的陸沉湮滅，都是這種猶如地質裂變般不可抗拒的精神與肉體的不對稱角逐從而消褪於歷史視野之中成為現代考古的索解懸案。所以，當我們困惑于某些古老文明在歷史之鏈中缺環而發思古之幽情時，猩紅的夕陽下荒老的殘恒，仿佛以一種低回而顯蒼涼的曲式向我們傳遞出幾許悲涼與無奈，綿延薪傳的人類悲歌木納地透出被放逐的廖落感，那種諾瓦利斯：“懷著濃濃的鄉愁到處尋找家園的苦況”，隱含了人類始終“在路上”的宿命“永遠生活在別處”（米蘭•昆德拉語）守望老家而不得歸的精神漂移，使人類永恆地追述著對“過去”的牽掛，終而演繹出沈鬱恢宏的史詩想像；《奧德修斯》、《羅蘭之歌》、《尼伯龍根之歌》，這些詩性的想像似乎能在審美陶醉中消解“回家”的焦慮感，從而昇華為哲學式的終極求訴和命運關懷的深徹憂思。無根的文化猶如轉基因生物製品，其形式上的模擬效應，雖則能直觀上感觸其存在的表徵意義，但其內在的物理結構由於外力（非自然進化）的介入而失卻了其系統本身的機能，扭曲抑或違逆了其自然法則和倫理秩序，這就必然衍生出一種次級或亞性的文化變種，使其不能成為異質文化的血緣同胞，又不能完全與原生母體斷臍自成一統，猶如南美洲現住民和遍及各國的移民後裔中常有的種群歸屬焦慮和惶惑，文化本位的不確定性使其既有對所在地文化價值的本能拒斥，又對自身血緣依皈之所的價值譜系葆有疏離感，無所依傍的精神流浪只能通過文學式的想像和言說進行心理和情感的自慰，“尋根”也就內化為一種頗具救贖感的精神反抗而成為文學性敍事的言說主題。
然而，反抗的無意義性似乎佛偈的符咒，命定了人類這種永恆失敗而又始終不渝的“西西佛式”悲情，猶如對神的物理性排拒始終拂不去對不可知命運的敬意和心理關照，暗弱的頭腦還會思考存在的意義，但明慧的思想不能不審視自身的處境而進行精神遠遊，猶如生物因數必然進行代際遺傳一樣，精神的殖民和文化的霸權雖則外在地抑制了人們對原生態的復辟衝動，但其記憶體的基質始終在進行自我再造，從而在精神的秩序之中尋求一切可能的水土，滋生新的種群、孕育新的文化，以此表現出的頑強性和堅韌性，在人類歷史上演繹了無數的慘裂悲劇。迄今為止的全球化中某些原教旨主義、民族主義訴求和地緣性文化抗拒就是最好的注腳。
我們姑且不對這種人類精神的戀母情結進行道德判斷，也不去對這種抗爭中某些極端主義的原始性和殘酷性進行現代意義的文化詮釋，但就人類對原有精神譜系的本能皈依上所表現出的符合其文化倫理的執著，我們依然有理由相信：文化專制和精神移植在人類生存系統中由於有悖於人的本質屬性而顯示出自身的缺陷和不道德感。故此，那種試圖通過意識形態或政治暴力推行的精神殖民，在與通過千萬年進化而來的原生宗教、哲學、文化的倫理構制進行角逐的過程中，儘管其擁有看似強大的整合霸權，可以進行全方位的圍獵攻擊，但原生文化中的多元共生性，使其總會以某種草根的力量進行邊緣性散兵遊勇式的精神遊擊，從而為其文化母體的基因血脈提供遺傳的種子，也使其湮滅以後的內心復活有了訴求的指歸。
生物進化的常識給我們提供了種群演化的參照圖式，任何物種的存在及其所派生出的精神活動都有其相關的“路徑依賴”，都不能超離於與之相關的自然、水土以及種群進化的內在秩序和物理特質，這種自然神力經營的結構模式本身的內在規律是在千萬年的自下而上法則中由內而外的合力形成的優化選擇，其本身的獨立自在性，儘管會因某種外力的干涉而出現局部的變異，但其依賴的本質構造卻不是次生性技術所能徹底改變的，任何異質文明的嵌入都必然使其出現本能的警覺從而產生排拒力。這種文化殖民的努力，無論是主動抑或被動的選擇，都必然激起內部的結構性衝突，前者如俄國彼德大帝改革引發的東西方價值選擇論爭；中國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激起的中西文化的體用優劣之辯，後者如時下的伊斯蘭神權堅守和世俗化運動的衝突……，都無一例外地引出整個社會文化價值的系統性結構鬆馳，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原有的元素與異質文明的此消彼長，這種猶如自然選擇般嚴酷的優化逸選上演了一部部強弱爭勢的活劇、也註定了人類必將沿此邏輯一路糾纏下去。
如果說，優化選擇符合“進化”原則，在人類早期由於相對的時空限定而不能建立基於道德的評價準則和考量機制予以某些寬容和諒解，並承認這種殘酷性還有某些合理性歷史因果的話，那麼在現代條件下的以民族主義或集團利益為名而實際厲行的專制主義和文化暴力則不能因其具有強勢的文治武功而予以道義的規避和原宥，反之，我們更應該在建基於人道、人權和人類和諧共生的價值原則上對那些依特權和智力優勢而進行的種群、集團和個體壓迫，由此而編制的精神帝國主義給予人的剝奪和奴役都應報以顛覆性的抵制和批判，從而建立起一個更加符合人類自身以及自然和諧共存的倫理機制，在更廣泛的意義範圍以柔性和剛性的法理精神和道義準則構築出一個具有多元種群和個人能夠充分表達其物質和精神訴求的現代道統和法統，從而有效地節制極權主義和蒙昧主義挾“國家、民族”這些頗具感召力的幌子大行反人類之舉的暴行，同時充分運用不同種群和個人中那些積極因素並將其昇華為多元互動的精神資源以促進人類共同的發展，使長期專制下失語的人們能夠充分運用自己的話語權進行自在和他在的表達，運用自己的判斷進行自我價值的思考和選擇。(http://www.dajiyuan.com)
